取保候审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强制措施，它是指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机关对未逮捕或逮捕后需要变更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责令其提供保证人或交纳保证金，保证随传随到，在不逃避或者妨碍侦查、起诉、审判的条件下，对其不予羁押或暂时解除羁押的一种制度。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取保候审。同时，《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六十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五条规定了取保候审的条件：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
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
3、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的；
4、对被拘留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而证据还不充足的；
5、法定羁押期限界满尚不能结案的。
        尽管刑事诉讼法赋予了法院、检察院和公安同等的取保候审决定权，但由于大部分刑事案件的侦查活动都由公安机关进行，因此，实际操作过程中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的情况居多，这是完全正常的，也是保证诉讼效率的必然要求。下面，笔者结合多年来在审查起诉实践中接触到的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的案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1、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时，存在随意性。
        由于到目前为止，立法界尚未对“严重疾病”作出明确规定，1990年12月31日司法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范围》，对罪犯保外就医疾病伤残作了具体规定，其中近30种疾病属于准予保外就医的疾病，而对于什么是“严重疾病”未作具体界定。这就使公安机关在开展取保候审工作过程中，难以准确把握“严重疾病”的尺度，加上办案人员对“严重疾病”的认识不一，缺乏相应的专业知识，很大程度上根据办案人员的主观判断或习惯做法，依赖医院的诊断证明作出决定。因此，操作起来盲目性、随意性较大，不严格执法的情况时有发生。
        基于上述原因的存在，有的犯罪嫌疑人为逃避法律的制裁，想方设法在“疾病”上大做文章，伪造症状，骗取医院证明或找关系开具虚假疾病证明，以达到取保候审之目的。
        为避免对患有“严重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时。出现执法上的随意性、盲目性，造成执法不统一、不严肃。笔者认为，要尽快完善立法体系，明确“严重疾病”的具体标准，并指定专门医院对“疾病”进行严格会诊，再由专门鉴定机构对疾病真伪进行鉴定，最后出具是否属于“严重疾病”的证明文件，供办案部门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取保候审参考使用。
2、对犯罪情节较轻的犯罪嫌疑人决定取保候审时，不能保证随传随到。
        有的犯罪嫌疑人因犯罪情节较轻或者在共同犯罪案件中（尤其是3人以上共同犯罪案件），有立功自首情节、有悔罪表现的，公安机关决定对其取保候审，这是对罪犯认罪、悔罪和立功赎罪的一种鼓励与肯定，无可厚非。但是，当案件侦查终结移送到检察院审查起诉时，有的被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却无法保证随传随到，造成案件退补滞留、延误诉讼期限；有的犯罪嫌疑人甚至去向不明（或外出打工，或故意逃跑逃避刑罚追究），导致无法结案，公安机关只好将在案的犯罪嫌疑人移送审查起诉，而被取保候审又无法到案的犯罪嫌疑人则作“另案处理”，当检察机关建议或敦促公安机关将其逮捕归案，显然造成了不必要的人力物力的浪费，增加了诉讼成本，也造成了执法不严肃、不公正，起诉案件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不理想，如有的在案的共同犯罪人，在法庭受审时，看到被取保候审的同案犯未到庭，便翻供推脱罪责，影响了证据的证明力，也影响了案件质量。
        再比如前面谈到的犯罪嫌疑人因“严重疾病”被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缺乏相应的配套跟踪监督机制，换句话说，公安机关没有具体落实到哪个部门、哪个派出所、哪个人具体负责对取保候审犯罪嫌疑人进行监督执行。犯罪嫌疑人往往处于一种无人监督的失控状态，有的嫌犯其“严重疾病”经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和休养已经恢复正常，但执行机关未能及时发现并收监，在社会上产生一种“有严重疾病便可无期限的取保候审”的错误认识，造成对法律的曲解。而有的犯罪嫌疑人外出打工离开所居住的市、县，居然不请示和报告决定取保候审的机关，保证人发现这种情况也不立即报告，使取保候审名存实亡。
为避免这种执法上的尴尬，笔者认为，应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和明细取保候审决定机关的职权职责范围，做到“决定之后有监督，监督之时严执行”这种三位一体的有效制约机制，同时也要在立法上加强对保证人的制约机制，这样，才能使取保候审工作真正落到实处，确实维护司法公正，维护法律尊严，有效促进我国刑事诉讼的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

作者单位:上高县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