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接下来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就是如何理解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指出的改革要“注重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进而确立经济法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是完全照搬西方的模式，还是原来社会主义国家所遗留“经济法”思维的一种延续？或者干脆为这种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结合另辟蹊径？经过我们刚才的分析可以看出，其实前两种经济法模式都存在缺位问题，这是造成我国经济法缺位的历史根源。（注43）由于真正的经济法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时间不长，我们要明确它的定位和发展方向，所面临的就是这样一种“骑虎难下”的困境。相比较而言，资本主义经济法的功能在80年代后更具有完整性，从经验和技术上值得我们借鉴，但又不能盲目迷信、排斥创新，忽视我国市场经济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传统和发展过程，以及政府在其中无以替代的导向作用。（注44）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种性质的市场经济以及分别在各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法将长期存在，互相取长补短，从形式上存在一种趋同的方向。（注45）但完整意义上的更能发挥其应有功能的经济法，应当出现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主义中国，这绝对不是口号，而是一种必胜的信念和理性的预期。
（三）经济法的社会本源缺位
学者们一般认为，经济法为社会本位法，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为己任，（注46）对此少有异议。但一个新的问题也产生了，那就是任何利益都应该有明确的承载主体，社会（公共）利益来自于全体社会成员，那么其承载主体或者说代表主体是谁呢？（注47）随着国家和社会向现代化的演进，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在实现个体利益的过程中应当注意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国家利益的实现也应当与社会（公共）利益相得益彰。但由于个体利益的偏狭性和经济个体的逐利性，它们不可能成为社会（公共）利益的真正维护者，（注48）于是国家藉着其超越社会的形象代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干预人们的生活。可惜国家毕竟是一个抽象的主体，它也应当具体化为一些现实的政府部门或行政人员，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集团利益、政党利益对政府机构的渗透与干扰及我国的地方利益、部门利益独霸一隅提供了条件，反而令国家能够切实公正地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立场值得怀疑。（注49）事实上国家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必不可少，要不然就不会有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的经典论述。（注50）但政府毕竟不是万能的，也有干得不太出色的地方，甚至在某些方面政府可能表现得完全不能让人满意，同时还需要法律限定其职权的过度扩张。（注51）所以仅凭政府这柄“双刃剑”的一己之力，其代表社会（公共）利益行使各种管理职能的效率和可信度必将大打折扣。（注52）
我们先把目光投向西方社会，西方在“社会国家化”和“国家社会化”的相向运动中，冲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藩篱，虽然产生了一个既不是纯粹私人的也不是真正公共的领域，（注53）但在社会层面上并未出现权力真空或者权利真空。其主要原因是在西方还有一个与政府和市场这两种力量相平衡的“包括各种社会团体、民间非营利组织、宗教团体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民间组织”之第三部门存在。这些组织具有组织性、志愿性、非营利性、民间性、自治性和公益性的特点，（注54）它们是协调个人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共）利益的社会中坚力量。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非政府组织在从事经济社会发展事业中异军突起，发挥了政府和市场难以替代的巨大作用，填补了社会经济发展领域上的一些空白，诸如环境保护，消除贫困和落后地区的教育等。虽然很多工作政府也在做，但事实证明，非政府组织往往比政府做得更好，更有效率。”（注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