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行为要件，要求客观上有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表现为对公司具有实际支配力的股东（dominant shareholder）利用公司法人人格作为逃避债务、规避法律责任或从事非法活动的工具，并对公司债权人或社会公共利益造成了实际损害。⑽
　　第三、程序要件，能够作出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我决的主体只能是国家审判机关，只有法庭才能根据滥用公司法人人格行为受害人的申请，通过诉讼程序作出法人人格否认的判决，其他任何主体都不享有这个权利。唯其如此，才能体现出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严肃性和审慎态度，以更好地维护公司法人制度。
　　至于股东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的行为是否需要具备主观标准，在大陆法系国家有主观滥用说和客观滥用说之争。但鉴于主观滥用意图举证的巨大困难使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的适用效果大打折扣，因此在理论研究和司法实践中，客观滥用说逐渐成为通说，即无须证明股东的主观滥用意图。
　　五、我国对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的借鉴展望
　　我国公司法律制度在八十年代开始建立，公司法人制度的经典——公司的独立人格和股东的有限责任，在我国公司法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随着滥用公司法人人格现象的不断出现，公司法人制度已面临来自其制度本身所存缺陷的严峻挑战，而迄今为止，我国的制定法中尚无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在司法审判上的适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的这些带有普遍意义的法人人格滥用现象，由于立法界和司法界一直未能广泛承认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而得不到相应的规制。随着“公司问题”愈演愈烈，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类现象，目前已经成为我国立法界和司法界无法回避的问题。从我国刚刚建立起来的公司法人格制度的具体运行形态看，作为一种法律对策，引进西方公司制度中行之有效的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对我国现行公司法人格制度进行补充、完善，并通过该法理的适用，解决实践中的问题，无疑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就经验积累而言，可先在司法审判中采取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待总结经验后再从立法上加以完善。
　　（一）适用法理于司法审判实践
　　由于我国立法未对公司法人格否认措施作出明确规定，我国亦无判例制度，因此司法审判在适用公司法人人格否认法理时不可能引用最具针对性的条文以及判例。但在整个民法中具有普遍指导作用的民法基本原则如“诚实信用”、“公序良俗”、“权利滥用禁止”等，则是司法机关解决此类问题的基本依据。⑾参考国外有关公司法人人格否认的学说和判例，结合我国公司法人制度推行以来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司法审判中适用公司法人格否认法理时，应重点规范下列行为：
　　1、公司资本显著不足。公司资本是公司赖以经营的物质基础，也是对外承担债务责任的总担保。公司资本不足，实质上就是将公司的经营风险转移给了公司的债权人，公司实际上已成为股东逃避债务责任的“空壳”。在这种情况下，应否认其公司法人人格，砸开“空壳”，让公司股东直接承担偿债责任。但公司所谓的资本不足，并不是指公司资本未达到法定的最低资本限额，因为像美国大多数州、我国台湾地区等并无明文规定最低资本限额。就是作出规定的大陆法系国家以及我国的最低资本限额也通常数额偏低，不能与公司的经营风险完全相适应。因此衡量公司资本是否充足，应与公司从事营业的性质和所承受的风险相对照来判断。另外，公司资本不足，是指公司在设立时股东未缴纳足够的出资甚至虚假出资，或者公司在经营过程中由于股东抽逃出资造成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而不是指公司在设立时有足够的资本，后来由于经营不善等合法原因导致公司资本减少。因此，当出现公司的资本与其营业性质和风险相比显著不足，或者股东虚假出资、抽逃出资，公司在经营过程中对公司资本作欺诈性的虚伪表述等情形时，就应揭开公司的面纱。在美国的判例中，在以公司资本颇多少来决定是否揭开公司面纱时，还与公司债务的性质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是合同之债，法庭通常不会以资本不足为理由揭开公司面纱，因为债权人缔结合同是自愿的，事先应当调查对方的资信情况，除非对方在缔结合同时虚报或隐瞒了公司的资本状况，有欺诈行为（这时，合同债权人就不是自愿的）；如果是侵权行为之债，受害人是被迫地成为公司的债权人，对侵权公司无法事先选择，法庭认为公司的营业风险高，而公司资本相应不足，就可能以资本不足为由，揭开公司面纱，让股东以个人财产赔偿受害者的损失。这一理论无疑是公正合理的，值得我们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