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各种理论构想或解说，看来各有其利弊。例如，就上述第一说看，首先，在犯罪论体系上，英美法系国家多采用"双层控辩平衡式犯罪论体系"。在此犯罪论体系中，控方提出指控犯罪成立的积极要件，以确认被告构成犯罪；辩护方提出否定犯罪成立的消极要件，如精神病、未成年、正当防卫等，以此抗制检控官的指控。此外，英美法系还是判例法国家，在具体案件中，大法官们有权根据有关宪法精神及其刑事习惯法，突破某一制定法的字面规定，直接根据自己的自由心证确认某行为有罪或无罪，包括某行为是否属于正当防卫等。而大法官的这一突破性判决及其评论，又有可能成为继后低级或同级法官裁断案件的"先例"规则。由此看来，英美法系之定罪与量刑，依据上、程序上都与我国有很大不同。因而采纳上述第一说，确有许多立法与司法操作层面上的理论难题和技术困难。而况，采用受虐妇女综合症的做法，还有下述三大弊端：
    一是假如国家立法上正式将此况定性为正当防卫，就无异于国家正式昭告社会：即便行为时"不法侵害"并未发生，受虐妇女也"有权"预先自救杀人。这样，传统的关于正当防卫之不法侵害须"正在进行时"的理论将受到很大挑战，司法操控上也容易因为不法侵害时间"标准"的过于软弹和模糊而失诸随意和滥行。二是：受虐妇女综合症认定，不具有司法适用上的普遍性。因为，这对于那些不曾患有此症的受虐妇女来说，它将毫无意义；三是对被鉴定人既后的生活可能不利，因为自此以后，她们有可能被社会视作"非正常人"，从而招致社会歧视。
    上述第二种理论，也有失诸牵强之处。这是因为，从刑法理论上看，虐待罪不是"犯罪行为与不法状态没有时间间隔地始终同时继续着"的继续犯，而是虐待行为断断续续、时犯时停的接续犯。据此，在虐待人"暂停"虐待行为期间，谈不上不法侵害"正在进行时"，行为人此时因而无权"正当防卫"。
    上述第三说即精神病人说，比之于第一说不仅更不具有普遍性；也不具有可行性。除非绝大多数受虐妇女杀人均属精神错乱，而这绝非事实。
    第四种主张在现行刑法构架下确有一定可行性，惟其如此，上文在对有关判例作罪轻辩解时也援用了因其"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轻"而致刑法上的应受谴责性程度较低，因而不当判处死刑的理论解说。然而，鉴于此一解读法，目前尚囿于学者的学理解释，这就决定了它难为法官采用。特别是，在深受"杀人偿命"及其重刑主义传统刑法观影响的中国法官层面，更是难以采信这一罪轻辩解。例如：
    上文所例举的刘拴霞案，纵然有被害人亲属及其众乡亲的说情、纵然被害人在被毒杀前已经在不劳而获、终日毒打其妻的境况下，进一步地使出斧头来加害其妻、纵然家中仅剩下3个年幼的孤儿……，等等，当地中法院仍然没有将本案认定为刑法第232条的"情节较轻"的杀人罪，而是――仍按一般故意杀人罪对本案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12年。可见，上述仅限于刑法学理解释层面的出路构想，会因其威权性过小而缩小其司法适用空间。
    基于上述种种利弊得失的总体考量，我们认为，就中国所承袭的以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体系为基准的正当防卫观看，欲图将受虐妇女因走投无路、出于自救而杀人的行为设定成"正当防卫"的构想，恐怕很难自圆其说其"防卫"行为的适时性、不过当性；也难以被纳入现行刑法所规制的其他任何"排除犯罪事由"之中。有鉴于此，结合当前中国刑法学界关于重塑中国犯罪论体系的主张，我们设想，可考虑在刑法总则的排除犯罪事由之外，增设特定的、因为适法期待不能或适法期待可能性较小而启动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也就是说，将期待可能性设定成"法定"的而非"超法规"的阻却责任事由或减轻责任事由。这样，人民法院就可以根据有关主客观情况，在证据确凿而充分的情况下，确认某些因"走投无路、确因自救或拯救家人而被迫杀人"的行为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欠缺期待可能性的"犯罪"行为，属于没有守法期待可能性"或"期待可能性较小"的行为。因为这种情况下的"犯罪"行为，乃属人之自我保护的本能表现，因而司法上可从人之常情出发，确认该类行为不具备刑法上的非难性或仅具备较小的刑罚可谴责性，进而阻却或减轻其（刑事）责任。[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