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刑事法治本是我国法律确保公民人权的最后保障，对于家庭暴力而言，它正好体现在我国刑法的虐待罪设置上，倘若作为"最后手段"的刑事法治都不能有效解决此类问题，受虐妇女们还有什么确保其安全挣脱困境的通道可寻呢？
    综上可见，实践中，正是鉴于上述种种社会经济的、房居环境的、法律制度的、男女体能差异的多种不利条件，导致了许多受虐妇女们反抗不能、求助不得、离婚无果、投诉无效、走投无路。他们的心底之声常常是：该投诉的地方都诉了、该起诉的部门也去了，都没用！国家有什么样的法律武器能拯救我们吗？难道真的要等到我们本人或全家人都被打死以后、法律才能启动起来管束、惩治这些人吗？
    ――请再看如下案例：
    一农妇某甲因长期遭受其夫某乙的暴虐而离家出走，某乙在遍寻其妻无果的情况下，悍然闯入隔壁邻家内室，以武力威胁邻家男主人某丙去替自己找回其妻某甲，否则他就以丙之妻为自家妻并且不许丙回家。某丙被迫离家寻甲，某乙随即强占了丙之妻某丁。丙历经千辛万苦找到了某甲，为了说动甲回家，丙不惜以其男儿之身朝甲下跪，恳请其回家以拯救他某丙及其妻子某丁。甲出于恻隐之心勉强回到自家。乙在妻子回家的当晚即劈头盖脑地朝其妻一顿暴打，然后威逼遍体鳞伤的妻子当着孩子面朝他自己跪下，还不许低头、得一动不动地盯着他。折磨甲到半夜之后，乙代甲写下了一份遗书并丢下一句话："我已经替你写好遗书了，明天再要你的命"。尔后，乙在仍然跪着的妻子面前倒床睡去。甲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悄悄出去找到自己的妹妹、妹夫及其隔壁邻里某丙、某丁求助。五人一合计，既然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如结果了他自救。结果五人一起，乘乙熟睡之机勒死了某乙。尔后，以某甲为首的五人均被定罪判刑。
    ――分析本案可见，设若该五人当晚没有作案，而是静待事态自然发展，到第二天某乙真有可能重残甚而打死某甲（既然遗书都代甲写好了）；抑或，第二天甲也可以设法手持其夫头天代她写好的"遗书"去公安机关报案，要求公安机关惩处该恶夫。然而本案中，某乙仅有故意杀人之"犯意"并无杀人行为，而我国刑法从不惩处单纯的"犯意表示"；与此同时，我国刑法上也没有诸如"致命暴力恫吓罪"等等犯罪规定，公安机关因而爱莫能助。[15] 至于村委会、乡妇联、县妇联，对本案之受虐人等而言，更是救得了她一时、救不了一世。
    由此可见，在切实有效地调控此类社会问题、从根本上救助此类受虐妇女的问题上，我国有关行政、司法、社会调控及救助机制都有较大漏洞与弊端。想必，这也是我国不少受虐妇女无法拿起法律武器求助、不得不以"犯罪"这一极端手段来"自救"的缘由之一。
    此外，从经济实证主义视角看，一般而言，受虐妇女在家中的经济地位都较低，这也是她们难以自立、进而难以自救的经济原由之一。实践中，这种不自立往往将她们更进一步地推向苦难的深渊。[16] 惟其如此，我国有资料显示，国内某省80％以上的妇女是在忍受恶性暴力多年、走投无路、精神极度崩溃的情况下愤而制造"杀夫案"的。[17]
    综上可见，简单地将这些受虐妇女走向犯罪归咎于"愚昧"、"没有拿起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只会以暴制暴"――未免失诸分析问题的肤浅。须知，现实生活中，这些妇女的意志是相对不自由的。而本来意义的刑事犯罪，其犯罪主体本当具有相对自由的意志。因而确切地说，这些妇女之所以被逼犯罪，很大程度看，正是当今妇女所处的经济状况、居住环境状况乃至社会有关调控、救助体系不健全等社会"存在"因素使然。质言之，一定程度看，是社会没有对她们尽到最大限度的司法救助、社区救助、社会救助、经济救助之责。惟其如此，作为一名法学工作者，每每读到此类报道，我的心底足音常是：我国的司法体制怎么啦？我们真的没有什么能够有效遏制此类虐待犯罪、同时拯救这些受虐妇女的社会机制吗？她们何以一个个地都不得不以"犯罪"的方式来"自救"？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司法体制、社会行政管理体制、民间救助机制才能卓有成效地拯救她们、同时也未雨绸缪地拯救那些因虐待家庭成员而走向自我毁灭的施暴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