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被引入了法理学的研究视野，许多学者对司法改革问题给予了相当大的关注。有学者认为，近世所言司法改革，着言点有三，即司法权在政权结构里的位置，司法权的内部构造以及公民的权利。这三个方面是现代司法的关键，其意义既在保证司法公正，更在塑造法治。司法改革之于法治的意义，主要在于通过强化司法的权威来增强法律的权威；在于通过让一切涉讼机构、组织和个人进入法庭接受裁判而将他们切实置于法律之下；在于通过独立、公正、合格的审判，提高经济活动和其他社会行为的可预期程度。揆度当今世界司法改革的走势和我国的实情，我们应当特别注意三个问题：一是要有司法改革的整体方案。应在明确界定司法的前提下，根据法治的要求，对司法权与其他公权力的关系、司法权内部构造以及司法的独立与责任、公正与效率、统一与多样之间的协调与平衡等基本问题，有一个通盘考虑，形成总体思路。二是要着力加强司法的中央集权和专业技能。宜先从改革机构设置与管辖体制、司法官的培养与选任制度和司法经费的划拨方式入手，遏止司法权的地方化、行政化。三是要注意公民的司法权利。从根本上讲，司法改革为的是在纠纷中更好地卫护公民，让更多的人，尤其是那些有理无钱、申告无门的穷人、弱者和乡下人得以更多地经由司法途径获享正义，而不是简单地为适应市场经济或与国际接轨，更不是为应对治外法权问题，或像当年日本那样把司法改革作为“脱亚入欧”的通行证。[32]

    有学者认为，我国现有的司法体制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人民检察院行使检查权，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行使侦查权，司法行政机关管理司法行政事宜。监狱、劳教机关、公证机关、律师组织和人民调解组织受司法行政机关领导和指导。各种仲裁机关分别由有关机关领导或指导，实行分头管理。司法改革是包含侦查制度、起诉制度、审判制度、辩护制度、执行制度、仲裁制度以及监督制度在内的整体改革。各种制度的改革，应当在总体原则下协调一致、平衡有序地进行，摒弃不符合中国国情的审判中心论观点。[33]有学者认为，我国的现行宪法和三大诉讼法给司法独立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和存在空间，司法独立应该从下列三个方面入手：第一，必须摒弃“权力本位”的传统法律思想观念，建立“法律至上”的法治观念。第二，必须建立和完善权力行使的机制保障。首先要在外部形式上理清司法机关与党委、政府、人大的关系；其次是司法机关在经费、人事、后勤等方面要摆脱行政权力的侵蚀，建立垂直领导的财务、人事制度。第三，必须实行司法官办案的独立责任制，改变司法机关内部的集体负责体制。[34]

    有学者认为，审判组织不仅是司法权的载体，而且也是司法制度的核心，其构造和运作直接体现着一个国家司法制度的特点，是司法制度的各部分的交融点。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法制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我国的司法制度已经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审判组织却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种状况已经严重影响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审判组织的重构，需要以体现审判组织的社会属性和社会功能为基本理念，对法院设置、审级制度、法院内部审判组织的结构，以及法院作为审判组织的整体运作机制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在保持现有的四级法院构架的基础上，通过对各级法院职责的重新定位、调整审级制度、设立巡回法庭制度、理顺法院内部各职能部门间的关系等一系列措施来促进审判组织重构的多重价值目标的实现。[35]也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的内容与司法独立的结构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其联系在于司法独立的结构以司法独立的内容为基础，其区别在于司法独立的内容强调内涵，司法独立的结构强调外延，强调内容的要素化和系统化。司法独立的结构分析，是从理念走向司法实践的桥梁，通过结构分析，明确司法独立的构成要素，以在司法改革中构建相应的保障司法独立的现代司法体制。司法独立应该以法院独立、法官独立和审级独立为要素组成三重结构。首先将法院作为一个整体以内外为标准进行逻辑划分，分为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其次将法院以上下为标准进行逻辑划分，各级法院都相对独立，概括而言为审级独立。[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