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学者认为，法治不仅指“依法治国”，还指用以治国的法律必须遵循某些原则、规范或理想，如“公正原则”、“平等原则”和“维护人的尊严的原则”等等，这些原则、规范或理想比用以治国的“法律”本身更高级、也更为重要，它们是“法律”本身所应当遵循的“法”，它们才代表着“法治”的精神和实质，因此，“法治”意味着一种法上之“法”的存在，意味着“法”高于“法律”。这样的“法治”就不再是单纯的形式，就不再是中国古代“法家”式的“以法治国”或者“法治”，而是有着特定价值选择的本质性的东西。当然，这里讲的法上之“法”，是一个表明理性和正义的概念，它不是人为设定的，更不能人为地改变，它高于和优于人类制定的法律。这种意义上的“法”，其本身已完全超出实在法的领域之外，实质是“法律”的道德基础与“合法”依据。因此，“法治”无论是作为理想的目的还是作为现实的建设，它首先都是一种观念，一种需要深入人心的观念。作为法律工作者，不但要自己深刻地理解它，而且还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将这种观念传播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让它为社会所了解、理解和接受，让它成为全体社会精英和社会大众的观念，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也是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所在。[26]有学者发表了不同的看法，认为法治其实不是一个可以宣告最终到达的目的地，它不是也不会是历史的终结点。法治也不是一个有完工之日的工程，而是一场只有“前方”的跋涉。现代法治只是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而已，而不是幸福的保票。[27]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法治的基本要素，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确立关于法律的信仰，这与传统相关，与现实的法哲学理念有关，更与我们的日常法律实践有关。法律信仰与宗教信仰不同，它要求信仰主体的自我反省精神，这意味着人相信现实的法律制度是不完善的，是永远需要完善的，而且人有能力通过自身的努力去无限接近更为完美的法。法律信仰不是要求人们放弃，而恰恰是要人保持对法律的批评态度和姿态，甚至把它作为信仰的一个特殊的要素。因为对个别法律规定的怀疑和反对并不会导致一般地反对整个法律秩序，而恰恰可能是促进整个法律秩序进步的积极因素。[28]

    有学者建议在法治建设中采取分权和制衡原则，认为中国实现现代法治需要分权和制衡原则，在学界已有广泛的共识，实际上，对权力资源实施有效调控，也需要坚持分权和制衡原则，以法律制度体现和保障国家权力资源方面的分权和制衡。中国旧有的国情中，一个很突出的特点是集权专制。它的阴影对中国现代事业是极大的阻碍。清除这种阴影的一个比较有效的对策，就是在国家权力资源配置方面实行科学而有效的分工，化集权为分权，并用法律制度确认下来，以法律制度保障权力分工得以有效实施。另一方面又需要通过法律对分工行使的各种权力实行有效的制衡，以避免分权之后，出现以小专权、多专权代替大集权的状况。现代国家的权力资源配置方面的成功经验充分表明，分权和制衡是良好且重要的治国之策。司法独立，法律监督，以及人们一个时期以来所追求的其他诸多目标，都内涵在分权和制衡的法治原则之中。[29]另有学者认为，我国“特有的法治改革”具有阶段性的特征，目前可以考虑的是：第一，确立“大司法”的概念，即应当认为司法改革是包含侦查、起诉、审判、辩护、执行、仲裁以及监督制度在内的整体改革。第二，针对当前突出的问题，在强化公正和效率上下工夫。[30]也有学者认为，法律不统一是中国法治建设的一大顽症，具体表现在国家制定法不统一、民间习惯法不统一、司法不统一等方面。法治社会的法律应当是一个形式科学、结构严谨、和谐统一、完善且完备的体系。它不仅要求宏观法律体系的外部协调，也要求各部门法律制度之间、各法律规范之间以及法律规范与法律制度之间、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和一致性，并且最终统一到宪法这一法治社会的根本法之中。[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