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商报》2004年5月19日“大潮”专刊第三版刊载了一篇署名为村夫的文章，题为《为取消罚款权叫好》。该文称辽宁省沈阳市出台新的政策，取消物价、文化、商业等10个行政部门的罚款权，并称：“这是法制健全的表现，也是一种社会的进步”。笔者对此观点不敢苟同。
　　沈阳市取消这些部门的罚款权的初衷肯定是好的，其目的是解决乱罚款、滥罚款等罚款腐败现象，但这种取消罚款权的方式却会引伸出来一系列问题：其一，取消罚款权的权限问题。《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的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罚款的限额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规定。沈阳市作为辽宁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人民政府，如其取消其规章自行设定的罚款当然无可非议，但如是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罚款显然不妥。根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三条规定，沈阳市政府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对于罚款而言，即指只能在法律、法规规定罚款幅度范围作出具体规定，既不能高出上限，同样也不能低于下限，当然就更不能取消了。取消法律、法规中设定的罚款其实质就是对法律、法规的一种修改，而非一种“具体规定”，而修改法律、法规的权限只能是其制定机关，沈阳市政府显然无权修改；其二，有悖于法制统一原则。法律、法规是在通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论证的基础上制定的，所设定的各种行政处罚都由其存在的科学道理和现实意义，法律、行政法规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效力，地方性法规在其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较大的市具有普遍效力，如任何一级政府都可以决定取消法律、法规规定的行政处罚，将直接影响法制的统一和法律、法规的严肃性；其三，取消罚款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行政处罚惩前毖后的效果。众所周知，罚款虽不是行政管理的唯一手段，但它却是行政管理中一种极其重要的手段，特别是在惩治违法，警示他人方面与其他手段相比有其独到的优越性。如当前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现象屡禁不绝的问题，普遍认为其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处罚太轻，从事违法活动和其所承担的风险不成比例，利润远远大于风险可能造成的损失。因此许多有识之士呼吁对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经营者不仅要罚，而且要罚得其倾家荡产，其目的不仅仅是要惩治违法当事人，更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警示他人，让其他还在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的人接受教训，停止违法行为，让有心从事假冒伪劣商品生产的人不敢从事生产。对于其他违法行为，罚款同样具有这样的作用。当然，取消罚款后，还可以通过其他如责令改正、警告、没收非法财务等等方式进行管理，但这些手段对违法当事人只能算是挠其痒痒，而未挖其生肉，对当事人的惩罚达不到应有的效果，其再犯的可能性很大，同时也不能使其他有心从事同样违法行为的人望而却步。
　　不可否认，《为取消罚款权叫好》一文中指出的“罚款腐败”现象确实存在，而且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还相当普遍，但其治理的方式有很多种，如在立法、相关制度、执法监督、财政体制、经费保障等方面进行完善等等，都是治理罚款腐败的有效办法。而以这种因噎废食，一取了之的方式是不应提倡的。
　　近年来，对行政机关的制约机制越来越健全，行政执法人员也普遍感到在执法中受到的约束越来越多，行政执法行为因此也逐步得到规范，这是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重要体现。但是，制约执法更应当依法进行，象沈阳市这种采取一取了之的方式治理执法腐败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呢？而且与“法制”的精神是否也有些不协调？
　　因此，笔者认为，这种方式虽然还不能说一种法制意识淡薄的表现，但肯定不能说是“法制健全的表现，或者说是一种社会的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