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宪审查能够有效的维护宪法价值秩序，但违宪行为能否受到制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违宪行为的关注。比方在我们国家，违宪活动层出不穷，民众司空见惯，违宪审查机制便难以启动。民众是否在乎宪法价值秩序的维护，取决于其对宪政的信仰。一个视宪政可有可无或根本不知其然的人，很难有护宪的热情，而“法律只有在受到信任并且要求强力制裁时才是有效的。”[74]
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是人心所向。但实际政治生活中，这一价值原则经常被抛弃，造成民众对宪法的冷漠。要提高民众的宪政信仰，除了像54宪法那样大张旗鼓的鼓励民众参与，还要做到一点，就是让宪法成为与民众生死攸关的文件。宪法赋予了公民广泛的权利，但这些大多只是纸上的东西。如果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犯时能够得到快捷低成本的救济，自会唤起民众对宪法的感情。近几年以来陆续出现的宪法争议以及这些争议的救济过程，极大地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提高和加强了宪法权威和民众的宪政信仰。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论社会主义宪政

秦前红* 叶海波**

摘要：宪政发源于西方的事实，使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面临诸多理论问题。宪政具有极强的地域性，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贡献，但可以与社会主义兼容。宪政追求一个最根本的价值，即用宪法来划分和限制政治权力，保护人民的自由。社会主义宪政与资本主义宪政一样，同样追求权力的限制和自由的保护。但二者在防止国家权力侵犯个人自由的制度设计上存在本质区别。要建设有中国特设的社会主义宪政，必须保证宪法的正当性，建立一套违宪审查机制，同时还要培养公民的宪政意识。
关键字： 社会主义 宪政 民主 社会主义宪政

在人文社科话语体系中，宪政指涉的是一种关于国家权力良性运作的政治思想、状态或者过程，追求一些崇高的价值。我们在研究这一课题时，面临二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一是宪政发源于西方，——因此只要我们用宪政这一话语来讨论问题，就无法回避西方学者对这一术语的认知和研究成果；二是研究这一课题的目的是为中国宪政建设——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宪政——提供理论支持。因此在当下的语境中讨论宪政，我们必然面临这样一些问题：“社会主义与宪政是否兼容？”“宪政的普适性价值何在？”“究竟什幺是社会主义宪政？”“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本文试图就这些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
在中国的历史上，宪政曾被视为西方的腐朽产物而受到敌视和排斥。这固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和人们的线性思维方式有很大关系，但却引出两个问题让我们思考：发源于西方的宪政是否能同样适用于东方的中国？形成于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宪政是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从逻辑上讲，研究社会主义宪政首先面对的就是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问题。尽管改革开放后我国学者对宪政的研究密度反映了他们对这两个问题的态度，但这样的疑问依旧存在，不容回避。事实上，从法律发生学的角度来看，学者对社会主义与宪政的兼容性这一问题看法不一。就法律的本源问题，历来有两种不同的认识模式。一种认为法律是制定的，人们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流行的道德、政治理论和对公共政策直觉的感悟，学习法律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制定法律来引导社会发展；另一种则认为法律是发现的，只能扎根于本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传统之中。在我们国家这两种观点表现为移植论和本土论之间的论争。移植论者认为后发达国家可以学习移植发达国家的法律，来加速本国法律的发展。如何勤华教授最近撰文认为，“法律移植是法律发展的规律之一”，是“世界法律发展的一个基本历史现象”，“没有一百年来对外国法律的移植，也就没有近代中国法”。[1]法律本土论者向来就不少。如孟德斯鸠就曾说过，“为某一国人民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 [2]自孟氏以来，西方出现了一种“镜子”理论，认为法律的每一方面均是由经济和社会所铸就，深深扎根于各个特定的社会。故法律移植实属困难，或者根本不可能。[3]在我们国家，朱苏力被视为这一观点的主要倡导者。在《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一书中，苏力先生指出：“关于法律移植，我确实认为法律移植不大可能”。[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