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资本主义国家自建立之日起，就是资产阶级的国家。从根本上讲，它排斥实质宪政，要精心保护的正是合法侵犯。我们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深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和法律的性质。资产阶级革命的起因是他们创造了国民财富的绝大部分，却对政治权力无染指的机会。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谈到，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要想取得政治统治，必须“以国家的形式组织自己的力量”，同时，“给予他们自己的由这些特定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以国家意志及法律的一般表现形式。”[51]所以资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就迫不及待地设计一套国家权力体系并制定各种法律来维护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社会的那套法律体系，主要是为资产阶级服务。马克思讽刺说：“对于资产者来说，法律当然是神圣的，因为法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创造的，是经过他的同意并且是为了保护他和他的利益而颁布的。资产者懂得，即使个别的法律条文对他不方便，但是整个立法毕竟是用来保护他的利益的，而主要的是：法律的神圣性，是由社会上一部分人积极的按自己的意志规定下来并由另一部分人消极地接受下来的秩序的不可侵犯性，是他的社会地位的最可靠的支柱。”[52]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揭露资本主义法律的阶级本质说：“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的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53]尽管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宣布主权在民，要建立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但正如列宁所言，不受限制的政府如果不给有产阶级种种特权和优待，就不能管理这样一个大国，资产阶级“政府并不是凌驾于阶级之上的，而是维护一个阶级来反对另一个阶级的，维护有产阶级来反对穷人的阶级，维护资本家来反对工人。”[54]
资产阶级追求并自诩为最先进的民主和自由，同样具有极强的阶级性。列宁说：“只要看看现代国家的根本法，看看这些国家的管理制度，看看集会自由或出版自由，看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那就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正直的觉悟的工人都很熟悉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性。任何一个国家，即使是最民主的国家，在宪法上总是留下许多后路或保留条件，以保证资产阶级‘在有人破坏秩序时’，实际就是在被剥削阶级‘破坏’自己的奴隶地位和试图不想奴隶那样俯首听命时，有可能调动军队来镇压工人。”[55]列宁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并结合社会现实总结说：资本主义社会，“不管怎样民主，都是资本主义国家，都是资本家用来控制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机器。至于普选权、立宪会议和议会，那不过是形式，不过是一种空头支票，丝毫不能改变事情的实质。[56]”“在任何一个文明的资本主义国家中都没有‘一般民主’，而只有资产阶级的民主。”[57]
总之，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的法律及其民主宪政制度安身立命的根据在于它们能够满足甚至放纵资本的增值欲望。资本主义在本质上只能是以维护资产者权利为价值追求。资产阶级设计的宪政模式，只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的这一本质的前提下的一种自我调适，必然追求在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讲求一种形式理性。这一点决定资本主义宪政只能是一种形式宪政。
（二）社会主义宪政是一种实质宪政，它不但要防范非法侵犯，更要消除合法侵犯
尽管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法学家就针对形式宪政的局限提出实质宪政的主张，试图救治形式宪政的弊端，但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质宪政才能实现。可以说，社会主义宪政是从更高制度层面超越资本主义宪政的一次革命。原因在于无论是作为一种思想、制度还是一种运动，社会主义与以往的思想、制度和运动存在质的区别。哈罗德·J·伯尔曼曾说：“每次革命都可以这样看待：与其说它造成了破坏，不如说它促成了转变。每种革命都不得不与过去妥协，但它也成功的产生一种新法律，这种新法律体现革命为之奋斗的许多主要目标。”[58] 社会主义所制定的新法律，要体现的正是实现实质公正，从根本上消除合法侵犯，建立实质宪政这样一个梦想。社会主义的这种价值追求，可以从社会主义国家的使命和社会主义民主、自由的特性中窥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