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公民不服从所体现的法律精神

先前提到公民不服从行动是出于对法律的忠诚而实施的违法行为。说违法出于对法律的忠诚似乎很矛盾，但如果考虑到西方人关于法律的传统信念，就不矛盾了。

法律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至上地位是西方的传统信念，但法律与正义不可分离同样是西方传统信念，而且更为渊源长久。这一传统坚信“只有合乎正义的法才是真正的法”，反过来说就是坚信“恶法非法”。对不正义法律的违反正是为了恢复受到恶法损害的法律精神。在提及法律与正义不可分这一传统信念的权威表述时，人们往往引述圣奥古斯丁或托马斯.阿奎那。其实早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论证法律的权威时就对此作了堪称经典性的表述和阐释。他强调法律的无上权威，无论执政者和公民团体都不能侵犯法律。但法律之所以不可侵犯，在他看来，不仅因为法律是人们各自权利的相互保证，而且法律应促成“全邦人民能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不具有保障人们相互间权利和不能促进正义的法律是不正义的，而不正义的法律是非法。③就是说，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无上权威的只能是符合正义的法律。这意味着，人间的实在法之上还有更高的法，实在法的有效性或权威性就取决于是否符合这更高的法。无论人们是用神法、自然法或理性法来称呼这高于实在法并赋予实在法有效性的法，它们实际上是一些具普遍性的道德法则，在西方传统上，它们不仅包括维系正常人类关系和秩序的基本道德原则，更有着尊重人的自由、平等等基本权利的人权要求。任何法律如果在道义上是可疑的，无论是被怀疑带有欺骗性或是有侵犯人权的嫌疑，那么，它的有效性就成了问题。其中特别是人的权利对法律来说至关重要。对西方法律精神有很大影响的自然法思想的一个基本观念就是：法律引申自人的神圣权利。这一观念在康德那里几乎发挥到极致。在他看来，尊重人权是无条件的道德命令，一切政治都必须在权利面前屈膝，一切法律都必须以道德为基础，而且是以权利为核心的道德为基础。

诸如此类关于法律不可背离正义的思想在西方历史上十分丰富。但这些出自思想家的东西无论有多么丰富，都还不足以证明它作为一种传统是真实地存在着的。只有当它广泛地植根于人们内心深处，并且是人们在判断现存的法律、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时所凭借的基本依据，才可以说它作为传统是真实存在的。在这方面，古希腊伟大诗人索福克勒斯的戏剧《安提戈涅》提供了可靠的早期证据。这部剧作以暴君的法令与人性法则的冲突以及隐在这一冲突背后的国家与个人良心的对立为主题。安提戈涅的哥哥在攻打底比斯城时负伤而死，新国王克瑞翁以死者是城邦的敌人为由下令：不许埋葬、不许哀悼，违者处死。这个法令凌辱死者的尸体，践踏死者亲人的情感，是一个暴虐的统治者根据一己好恶制定出来的，它是对人性法则的冒犯，意在用暴力制服人类生活中必须受到尊重的最基本的东西，如尊重死者、尊重死者亲人对死者的情感和义务。而这样一些基于人性法则的东西在安提戈涅眼里是“天神所重视的天条”，它们神圣不可侵犯。当国王法令与天条相冲突，她毅然选择“天条”，埋葬了亲人，并宣告国王“没有权利阻止我同我的亲人接近”。安提戈涅以这个声明和对暴君法令的公开违抗表达了她的判断：克瑞翁的这项法令无效。诚然，《安提戈涅》是取材于古老传说的文学作品。但已然成为希腊民族读本的古老传说本身就是希腊民族精神的折射和生动表达，而包括索福克勒斯在内的希腊伟大诗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希腊社会现实，这也是后来的研究者所公认的。可以认为，诗人在《安提戈涅》剧中所传达的，是希腊人真实的情感和判断倾向，是在希腊生活中生气勃勃地发挥着影响的活的传统。由于这一传统，谁要像克瑞翁那样以为可以离开“众神制定的律条”而自行其事，任意制定他所想要制定的法律，希腊人是不会接受的。相信“天条”高于实在法，只有遵循天条而制定的良法才具法的权威，这个传统在西方历史上从未中断，哪怕在被视为黑暗时代的中世纪或专制王权时期，这一传统也仍然作为一股有力涌动着的巨大潜流对立法发生着影响，对王权起着遏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