贰 正当法律程序的实践检验标准

（一）实质性正当法律程序的司法检验标准

1、理性基础检验标准

理性基础检验标准是一种最低层次的审查标准。这一标准主要适用于经济案件中。企业界历来在宪法中寻找依据，以便保护其财产免遭州的经济管制和干预。宪法上常被引用来支持这一保护的章节就是第十四条修正案的正当法律程序。[9]（103页）在早期，联邦最高法院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在经济案件中司法部门对立法部门的判断应持尊重态度。[9]（105页）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坚持一种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常常以违反正当法律程序为由宣布“新政”立法违宪，⑤导致罗斯福总统在1937年2月向国会提出了改组联邦最高法院和联邦司法系统的法案。罗斯福改组法院计划虽未获成功，但联邦最高法院从1937年4月开始，法官们对每一个提交给他们的新政法令都采取支持态度，其中包括一些基本类似于过去被宣布为无效的新政法令。[10]（180页）联邦最高法院的这一转变，史称1937年宪法革命。1937年以后，最高法院审慎地抛弃了激进的正当程序哲学，认为只要是“为了社会利益而颁布的法令，都是符合正当法律程序的”，⑥并且从“司法尊重很快转变成在经济管制案件中完全取消审查。”[9]（106页）最高法院声称：“立法机关是否把亚当·斯密、赫伯特·斯宾塞、凯恩斯爵士或其他一些人的学说当作教科书，与我们的判决并无关系”;[10]（184页）“一部宪法无意体现一种具体的经济理论，无论它是家长制理论，公民与国家的有机关系理论，还是自由放任理论”。[5]（48页）虽然如此，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名义上仍然存在，法院用以审查社会经济法律时，先假设该法律合宪，而“把证明该法律与所允许的政府利益没有任何理性关系的举证责任放在提出质疑的一方的肩上”。[9]（106页）理性基础检验标准在最高法院审理经济案件中的变迁，标明正当法律程序在这一领域的衰落，其实质是在相互分立的三权之间对经济领域立法权力的重新配置棗最高法院采取了退让的办法以维持三方均衡。不过，“法院在经济领域退让的东西，正是它在其他领域新获得的东西，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之保护领域获得的东西。”[2]（13页）法院在对涉及公民基本权利和公民自由的立法采取了严格的检验标准。

2、严格检验标准

如上所述，严格检验标准针对的是联邦或州对个人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立法。在理性基础检验标准的情况下，一项法律只要与所允许的政府目标之间有理性关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在严格检验标准情况下，仅有理性关系是不够的，还要求政府必须确定，该法是严格地适应紧迫或重大的政府利益的。[9]（109页）但是，严格检验的标准并非始终如一，一般地讲，可以说随着对被保护权利施加的压力越大，就越强烈地要求政府申述理由。[9]（110页）严格检验所针对的个人基本权利包括两部分：一是法明示的权利和从宪法文本中引伸出来的权利，二是司法上产生的权利。[9]（127页）任何一项针对个人基本权利的立法的违宪审查申请，都要证明权利是宪法明示或引伸出来的，否则，很难得到法院的同情。对于如何确定《宪法》条文中引伸出来的权利，存在着很大的争议。一种观点认为通过对宪法本身的解释来找出宪法权利。一种观点认为在宪法条文之外存在着宪法原则或准则，通过这些宪法原则或准则可以发现和形成宪法外的基本权利。确定宪法外基本权利的依据包括：其一是依靠传统和习惯得来的价值观，其二是一种动态方法确定那些包含在有秩序自由的概念中的价值观。⑦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确立起来的严格检验标准，体现了联邦法院对人权给予严格保护的积极态度。

3、中间层次检验标准

这一检验标准介于理性基础检验和严格检验标准之间，主要针对的是婚姻和家庭权利。对婚姻、家庭权利之所以采用中间层次检验标准，是因为在性质上，婚姻、家庭权利对于个人的意义介于经济权利与个人基本权利之间，“一项利益是否受正当程序的保护，取决于该项利益的性质，不取决于该项利益对个人的重要性。”[1]（210页）最高法院一面声称“本法院始终认为，个人对婚姻和家庭生活方面的选择自由是受第十四条修正案正当程序条款保护的自由之一。”（1974年克利夫兰教育委员会诉拉费勒案）[9]（122页）最高法院同时又主张：法律必须服务于“各种重要的政治目标，并且必须与这些政府目标的实践具有实质性的联系。”[12]这说明，对婚姻、家庭权利方面的立法的司法审查中，只要该立法与政府目标具有实质性的联系就能得到法院的维护，而不要求该立法严格地适应紧迫的、重大的政府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