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宪政的平衡是以这样一个“底线”为前提的：任何一方都可以籍此获得最低限度的保障。这个“底线”，就是彼此在一时不能把对方置于死地的情势下，相互容忍对方生存的一种尺度；它是由双方或多方共同确定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标准。在规范的层面上，“底线”表现为确定双方或多方地位与资格的条件等内容。如宪法基本权利的规定即意味着公民在理论上获得了在宪法基本权利体系范围内的最低限度的保障。明确这一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方面，如果不能维持彼此间地位的相当和资格的平等，则无所谓平衡可言；另一方面，所谓“底线”实际上就是由宪政制度所确认的人权与自由的范围，因此正是这个“底线”构成了宪政的核心价值。

　　二、平衡的发现

　　（一）在对抗中妥协：来自宪政母国的平衡理念

　　追求平衡政体的观念源远流长。[８]但在宪政实践中体现平衡观念始于英国。英国议会被誉为“议会之母”。[９]议会的诞生开启了英国的宪政之门。标志英国议会诞生的1295年“模范议会”，一开始就践行着平衡的理念。1295年议会之所以被称为“模范议会”，关键是因为以下两点：一是骑士和市民代表的参加使1295年议会具有代议性质，二是确立了向郡市征税需郡市同意的原则。为此，1295年议会“为未来的议会确立了一般样式”。[１０]同意原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国王与郡市之间平衡的实现手段。因为，自1295年后，国王大都遵循这一原则；当国王试图不经各郡市同意而强行收税或敛钱时，各郡市必群起反对。[１１]

　　对平衡或制衡的关注是英国宪政理论及实践的重要传统，它甚至构成了英国宪法学的一个特色。正如英国学者安德鲁·甘布尔在《自由的铁笼：哈耶克传》一书所说的，“通过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理一世、查理二世、詹姆斯二世的斗争，英国出现了一部混合式的宪法。在这部宪法中，不同的因素都得到了很好的平衡，独裁行为被压制到最低限度，而能够促进文明社会的发展和较大程度的个人自由、尤其是有产者的个人自由的普遍性原则框架得到了保证。”[１２]约翰·米勒的《从历史的观点看英国政府》（1787年）一书很集中地体现了平衡的观念。他认为，“宪法发展是各种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１３]同时，“我们必须根据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来解释英国的宪法演进。”[１４]在米勒时代，“宪法学作品中充斥着以机械论为原型的想象和制衡的理念。这些关于混合政府的理论孕育出一种宪政主义理念，这种理念的核心是相信在政治机体之中存在皇室的完美、贵族的睿智和民众的敏感之间的平衡机制。”[１５]米勒也是一个平衡论者，但他完全超越了诸如“皇室的完美、贵族的睿智和民众的敏感之间平衡”之类的抽象理论，转而将所谓“制衡”限定为“政府的行政部门内部的平衡”。[１６]马丁·洛克林对米勒关于政府部门内部的平衡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说，“米勒在制衡机制上的位置转移有效地摧毁了关于历史性宪法内的政治平衡的旧理论”，[１７]“米勒的著作标志着各种平衡宪法理论的瓦解。”[１８]马丁·洛克林的意思并非是说米勒背离了平衡的传统观念，而是充分肯定米勒的著作使平衡理念从抽象到实在的革命性转向，米勒的著作是对传统平衡理念的巨大超越。可以说，米勒的平衡论为传统平衡理念朝着可操作性和制度化方向发展铺平了道路，预示了宪政的未来，以致后来任何向英国宪政学习的国家都不仅继承了平衡的理论传统，更是无一例外地将其付诸宪政实践。[１９]到18世纪，英国的平衡理念已经完全变成了制度，以致W·Ivor·詹宁斯宣称，“可以把《王位继承法》（1701年，谢注）颁布之后的英国宪法看成是‘混合的’或‘均衡的’宪法。”[２０]

　　英国宪政中的平衡理念有其历史的根源。

　　第一，它源于英国早期的对抗性理论和实践。斯科特·戈登提出了一个非常适用于分析宪政平衡性的概念，即“对抗性权力（体系或系统）”。他在《控制国家——西方宪政的历史》一书中考察了被认为是现代立宪主义主要根源的17世纪英格兰的对抗理论。他首先通过审慎的历史解读，揭示出这一时期在国王与议会在政策和权力冲突中确立的一系列原则和理论，如议会的不赞成足以阻止任何人担任国家议事机构中的高级职位，不经议会的批准征税是非法的，等等。尔后，他又考察了爱德华·科克爵士的历史贡献——使英国的司法体系作为既独立于国王又独立于议会的一个独特的政治权威中心得以确立。[２１]至此，英国政府的各种机构构成了一个对抗性权力体系的观点被看作是隐含在当时在议会与国王的斗争中支持议会的人的许多讲演和著作中。[２２]到18世纪，英国政府的对抗性模式得到了论述这个问题的所有主要著作家的赞同。到白哲特和戴西在19世纪根据议会主权学说重新解释英国宪法时，这一模式似乎已经得到了普遍的接受。[２３]戈登还指出，英国的对抗性理论起源于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和共和时代的罗马对抗性政体的知识。他还将英格兰的对抗性理论归因于早一个世纪的威尼斯立宪主义的影响。在分析16世纪威尼斯的政治制度时他使用了对抗性权力的概念，他指出，“威尼斯政治制度中明确地起作用的是制衡原则”[２４]，而且威尼斯的政治结构已经是一个“对抗的权力系统”——这一概念包含两个观念“平衡”和“稳定”。[２５]对抗性权力的确立是平衡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