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法系综合各种诉讼利益，以实证方式分配举证责任，所以可以将这种分配证明责任的理论称为“利益衡量说”。由于英美法系学者采用实型诉讼，强调法官在具体诉讼中发现法、创造法的作用，以判例发优先为本旨。为此英美法系的举证责任分配原则表现为多元要素的集合，具有灵活性、司法对策性强的特点，但具有任意性、不统一性。
不可否认我国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中，关于证明责任的规定同样具有模糊性和概括性，但是模糊性和概括性是所有实然法都具备的特点，应然与实然终究是存在差别，我们所能努力的只能是使两者更为接近。
三、证明责任运作的职权性
证明责任是基于法律上的职权而产生。我国的公安司法机关不同于西方国家，尤其是英美法系国家。英美法系国家的追诉机关的责任仅仅是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所以承担的只是举证责任，而我国的追诉机关，不仅肩负着证明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责任，最主要的是查明案件事实，以达到惩治犯罪，保障无辜的人不受刑事追究。公安司法机关不履行或者不充分履行证明责任就是失职，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必定引起某种法律后果的发生。比如立案与否，是不是起诉，法院的审判结果能否作出。
不能把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与他们的职权割裂开来，首先因为的证明责任是其行使职权的必然要求。在刑事诉讼中，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分别代表国家行使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所以他们必须收集证据，揭露犯罪，以确实充分的证据证实犯罪，这既是他们的权限，也是他们应尽的责任。同时司法机关的证明责任又有其相应的职权作保障，国家赋予了司法机关已相应的职权，这就使其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承担的证明责任有了可靠的保障。
公安机关要承担侦查职能，在立案侦查阶段收集审查证据。公诉机关要承担控诉职能，承担法院对于其所认定的犯罪不能成立的诉讼后果。上文提到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这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尤其是在刑事诉讼中如果人民法院收集了有罪证据，使其与控方职能划分不清。这种观点有待商榷，人民法院收集必备的证据必定会迎合控方或辩方的诉讼职能，但并不意味人民法院在行使控诉职能或辩护职能。人民法院承担审判职能，作出裁判必须保障所依据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否则原裁判认定事实错误，或者原裁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就会引起上诉、抗诉或申请再审，而在提起的二审或再审程序中，就会被裁定撤销原判决、发回原审人民法院重审，或者查清事实后改判。那么要求人民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必须收集、审查证据，承担证明责任。
由以上可知，在理论上需要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基于各自的诉讼职能承担证明责任，同时法律上对于证明责任的承担也有职权性的规定，《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在民事和行政诉讼中，尽管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不必参与到诉讼中，但是人民法院所承担的证明责任仍是其职权所在。《民事诉讼法》第65条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调取证据。”《行政诉讼法》34条第二款规定“人民法院有权向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组织、公民调取证据。”法律规定公安司法机关依其职权收集证据，证实履行证明责任的需要。
四、证明责任过程的时限性
诉讼证明有其特殊性，证明责任的承担理应在诉讼过程中，决不能超出诉讼之外。国外流行一种诉讼理念，诉讼好比一场比赛，比赛结束以后，即使在优秀的运动员对发挥不力而造成的失败结果也无能为力。这也有合理的一面，有利于减少纠诉和缠诉，当然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公平的，但是试想一下，既然法律能够规定多种犯罪不追诉的情形，那么在其他案件中又一定要追求完完全全的正义吗？法律不是万能的，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我们只能选择最好的结合点，规定限时举证制度势在必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