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事诉讼中，双方当事人均是证明责任的主体，在诉讼中必须对自己提出的请求提供证据，负担举证可能造成的不利诉讼后果。严格来讲，当事人承担的是举证责任，仅是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并不承担案件的全部证明责任。
在行政诉讼中，原告由于其身份、地位的普通性，无法也不应当成为证明责任主体。被告，即行政机关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
在诉讼中人民法院究竟是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理论界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人民法院不具备承担证明责任的条件和基础，同时人民法院不负证明责任是控审职能分离强化公诉职能的需要。 我们认为，在我国人民法院不应成为消极仲裁者，无论是在刑事、民事、还是行政诉讼的审判过程中都负有证明责任，是证明责任的主体。法院为保证其审判的正确性，必须对双方的叙述和提供的证据材料进行审查，判断双方谁是孰非，同时要收集必备的证据，来证明判断的正确性，这本身就是一种证明过程。尽管控审职能分离的基本要求是法院地位中立，法院只是负责审判，不能进行追诉，但是法院的证明活动并不属于追诉性质，而是查明案情的需要。那些认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学者，只是混淆了证明责任的含义，认为证明责任必须以证明主张为前提，从而得出人民法院不是证明责任的主体的结论，而实质上证明责任并不以证明主张为前提，而是以职权为前提，人民法院因形式审判权而成为证明责任的主体。
二、证明责任根据法定性
《刑事诉讼法》第43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和调查证据。”实质上是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承担证明责任，而且必须承担证明责任。
刑事证明责任同刑事诉讼的理念及构造有密切的关系，大陆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传统理念是“实体真实”， 刑事诉讼中强调依法充分的发挥警察、检察官和法官的作用，尽可能的查明犯罪事实，惩罚犯罪，维护社会稳定。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法官。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基本理念是源于自然正义的“正当程序”， 刑事诉讼强调程序公正，重视保护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诉讼权利为核心的基本人权不受国家机关非法侵犯。证明责任约束的对象是当事人。尽管理论上如是说，但是在两大法系国家的刑事诉讼法中对于证明责任的规定都未能体现在法律中。《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对于证据的规定的诸多条文中只有190条第1项指出“证据根据当事人的请求而获采纳。法官采用裁定的方式立即排除法律所禁止的证据和明显多余或意义不大的证据”与证明责任稍接近，但从这一条文中也难发现证明责任的法律规范性。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则具有这一规范性。
《民事诉讼法》第64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人民法院应当按照法定程序，全面客观地审查核实证据。”法律规定了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行政诉讼法》第32条规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这是我国法律首次规定举证责任的概念。虽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证明责任，但是在第35条、36条中体现了人民法院对证据的收集和保全。换而言之，在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人民法院承担证明责任。
大陆法系的民事诉讼中，直接从当事人平等的原则和事物的盖然性出发设置举证责任分担的原则，根据平等的思想，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平等的地位，只有适当的分担责任才能达到法律实现公平正义的目的，原、被告都没有必要对全部案件事实负举证责任，而应予以适当的分担才能实现诉讼的公平。 原告仅对权利存在的要件事实举证，被告仅对权利消灭、变更要件事实举证。这样既有利于保护私权，又符合公平理念。这种法律要件分类说，维护法律形式上的公平，具有统一发挥法律安全性的优势，几十年来一直处于通说地位，有时无法获得实质上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