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置疑，审判公开是法治国家基本准则，我国宪法也将审判公开作为一个重要原则加以规定，在理论上也将公开视为司法公正的应有之义。一般认为，审判公开主要是指：法庭审理过程的公开，使公众能够在开庭时旁听，允许新闻媒体作相关的报道；法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例如证据调查、法庭辩论都予以公开；最终经过法庭审理得到的结论及其理由也应当公开。但是这种结论的形成过程是否公开，也就是合议庭评议过程是否是司法公开的内容呢？这是我国审判公开中不容回避的一个问题。

笔者认为裁判者的评议过程必须是秘密的，而不能随意公开，这是审判公开不可逾越的屏障。一方面，“可以保证裁判者能够从容不迫的整理自己通过法庭审理所形成的思路，客观而无顾虑地发表自己的裁判意见和理由”，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控辩双方以及社会公众对自己的裁判结论的非理性的影响，给裁判者以理性讨论的机会和场所”。[8]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了审判公开的范围和限度，对于合议庭审议过程和合议庭意见的形成过程的不公开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法治再完备的国家，也不会对法庭公开审判的案件的内容不加任何限度的予以公开。其实，陪审团或者合议庭的决议过程的不公开是法治国家的通例。如在美国，法庭审理中陪审团意见的形成过程是秘密的，甚至法官都无权知道该意见形成过程，以及陪审员们的不同意见；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的讨论过程也是秘密的。

法律规定公开审判制度中的一些例外，其主要原因在于给法官一个独立、不受干预的空间，使法官在对案件作出决定时，依据在庭审过程中认定的证据、事实和自己的专业知识、法律知识和实践经验，在没有外界干扰和压力下对案件作出裁判。在司法独立本来就步履维艰的今天，再将合议庭的评议予以公开，将每个合议庭成员的意见都写进判决，那么司法独立的最后一块阵地就会土崩瓦解，果真如此的话，整个司法系统遭到致命性的打击也决非危言耸听。

该法院做出将合议庭中的不同意见记载到司法判决上，或许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防止陪审员陪而不审，成为摆设；二是使裁判更加令人信服。但是保障司法公开、增强司法的透明度、增加判决的说服力可以采取更加有效的方式，也就是现代法治国家普遍实行的将裁判结论公开后的理由说明和判决书的详细论述。而我国的司法裁判书都是千篇一律的案件事实的粗糙认定以及适用法律的简单罗列，可信度上存在有较大问题。[15]因此，我国法院应对判决书的书写进行改革，要求判决书对审判过程予以详细的记载，由法官写明其接受或拒绝证据的理由和根据，以及裁判作出时所考虑的因素，直至法官存在的分歧及其依据，以及最终达成一致的理由。而不应当象目前的改革一样，仅仅将合议庭的各种意见进行简单的列举，这样做只会更加增加当事人和社会公众对合议庭和裁判的不信任感。

由此看来，合议庭评议的公开是对审判公开的极端运用，这种改革仅仅停留在形式上，而未击中审判公开的要害。要真正增强法庭审理过程的透明度，实现法庭审理的实质性的公开[16]，应当是对裁判结论形成的依据的详细论述，而不是这种改革中所采用的对观点的简单罗列。我们还应当看到，这种改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要增强审理过程的透明度，还有待于法官素质的提高。

六、余论

综上所述，读者不难发现，笔者对上述几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在此，有必要说明的是，我们并不想给改革者们的热情泼上冷水，也无意贬低这些改革措施所带来的某些积极的作用，笔者所强调的是：在依法治国刚刚起步的今天，严格执行法律比任何人为地在法律之外搞所谓“创新”都重要得多；司法实践中任何活动均应以遵守法律为前提，否则，再好的愿望也会走向反面。基于此，似乎还有必要重申以下几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