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M在履行乡政府的劳动义务时，住在江湖医生Y家里。一次闲聊时，M提到他的爱人有胃病，Y就主动提出可以为她开一个偏方。M收下偏方后，要给Y报酬，Y坚持不收，最后象征性地收了1元钱。后来，M按Y开的处方，到乡中药铺买了药。其妻子（以下简称Q）喝药后，出现种种不适症状，并在一小时后死亡。M立刻向村长报告这一事件。随即又托其三叔（以下简称S）去乡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在接到报案时，即到M家，带走了残留药汁、药液以及处方等相关证据。第二天，村长及S到他家，通知M说，派出所决定，医生赔偿3500元；先火化尸体，不要闹事。M当时就表示不服该解决方案，随即与村长、S一起去派出所，表示拒绝火化，并且要追究Y的“医死人”的责任。

近年来，随着法律社会学在中国的兴起，很多学者对中国乡村社会纠纷的解决作了深刻的研究（强世功，1997，1999；赵旭东，1999）。但是，这些研究针对的都是民事纠纷，这类纠纷适用“不告不理”原则，国家权力是消极、被动的。对国家权力应积极、主动介入的案件，目前还没有学者研究。我的问题是,在一起国家应当主动干预的案件中，法律是如何实践的?我将考察在纠纷的解决这一场域中,各方当事人维持和使用权力的技术，以及社会秩序是如何恢复的。

二、纠纷解决中的权力游戏

 Q的死亡，打破了当事人乃至整个社区的常规化、例行化的生活。围绕着这起纠纷的各种解决方式便接踵而来，一个个权力主体粉墨登场了。

派出所

     在接到报案后，派出所立刻派人将Y抓起来，同时派人到M家调查取证。除了没有解剖死者的尸体外，派出所是依据严格的程序调查取证的。因为依据现行法律，对瘁死者必须进行解剖。这是纠纷产生的根源之一。

按照我国现行的司法权力结构，一般而言，对这类案件最正常的程序是，由公安局负责侦查，之后进入公诉和审判程序。但我国法律同时还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可以向公检法三家报案，如果当事人向检察机关或法院报案的，他们应当移交有权管辖的机关（即公安局）。M何以会选择向派出所报案呢？一种合理解释是M向派出所报案方便，而且这也属于派出所管辖的范围。但是更合理的解释是，在农村，派出所的影响更大。派出所属于政府的职能部门，是国家对社会进行总体性管理的有力工具之一，它与每一个村民都必然会发生关系。这种关系主要体现在对村民的生—死的记录机制上。每一个村民出生都要经过派出所的户口登记，死亡时需要注销户口，[1]正是在这种档案—记录机制中，国家“权力的眼睛”无所不在，渗透到每个人并伴随着他们一生。国家在形形色色的档案中完成了对个人的微观控制（Foucault，1979）。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派出所在每一次轰轰烈烈地“严打”中，在每一次打击小偷小摸，维护集市秩序的行为中，在每一次干涉村民聚众赌博的突然袭击中，在每一次荷枪实弹的战斗形象中，建立了自己的威信，成为国家权力鲜活的化身（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农村收钉子户农业税时，总有派出所的干警出面）。正因为如此，为了对Y形成威胁，M求助于派出所。

村长

以我国现行的政府组织体系，村委会属于村民自治组织，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组成部分。村长也不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或代理人（在处理乡镇政府授权委托他处理的事项时除外）。但M首先向村长报了案。这是因为村长（在很多地方是村支部书记）是国家权力与一般村民联系的中介，是完成村民关于国家权力的连续性与等级性想象的重要中介。但是村民一般不会将村长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的一部分，因为他不是吃皇粮的，他至多被当作村民利益的代表人。村民的日常事务往往是找村长办的。因为村长是由村民选举的，村长为了连任，相对较注重与村民的关系，所以，M在出事后马上找到村长报告这一事件，以便他与国家权力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