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与法院同志的交流中，得知在多起诈骗案件中，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屡屡诈骗得逞，不仅侵害了受害人的合法权益，也给人民法院的声誉和审判工作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经笔者仔细研究，发现现行的公示催告程序确有严重的漏洞，必须采取措施予以弥补。

　　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进行诈骗的通常手法如下：（1）犯罪人先以合法方式与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建立交易关系，并以接受对方签发的汇票为支付方式，以期合法地取得汇票。通常汇票的金额较大，到期日较长，起码超过四五个月。犯罪人一般会按约履行与出票人之间的合同，以免出票人因犯罪人违约提出止付而暴露犯罪意图。（2）犯罪人取得汇票后，立刻再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并以背书转让该汇票为支付方式。犯罪人选择的交易相对人（即票据的被背书人），通常与汇票的付款银行不在一个省份，并且与出票人或付款银行没有业务联系。（3）等到交易相对人（即票据的被背书人）履行合同后，犯罪人立刻到付款地的法院申请公示催告，声称其汇票遗失、被盗或被抢，要求法院作出除权判决。由于犯罪人是票据关系的当事人，了解票据上的记载事项，并且还能够得到出票人和付款银行的证实。由于法院并不能了解其汇票已经背书转让的事实，因而必须受理其申请，予以立案。（4）法院通过公告通知利害关系人申报权利，根据民事诉讼法，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少于60日。但是，由于真正的持票人在其他省份，得知法院公告的可能性非常小，因而不能在公示催告期间申报权利。待公示催告期间届满后，法院便作出除权判决，犯罪人便持法院判决向付款银行要求付款。（5）真正的票据权利人（即持票人）在票据到期后向银行请求付款时，才发现其票据被公示催告过，并且票款已经被冒领。但是，持票人如果声称自己是真正的权利人去追究银行的责任，银行是根据法院判决付款，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去找法院，法院是严格按照民事诉讼程序办案，也不应承担责任；如果去找犯罪人，犯罪人早已逃之夭夭。

　　那么，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除了犯罪人蓄意诈骗外，现行公示催告程序也有两个严重的漏洞。其一，由于票据转让是单方法律行为，真正的持票人自己不主张权利，其他的票据关系人，如出票人、付款人、背书人等，并不知道票据的最终持有人是谁。作为法院，只能通过公告的方式通知持票人申报权利。但是，由于汇票到期日较长，可以长达九个月，而民诉法规定公示催告期间是从立案时起不少于60日，法院的一般做法是90日，其结果是，公示催告程序往往在汇票到期日前结束，也就是在持票人得知其汇票被公示催告时，票款已经被领走。由于犯罪人将汇票转让给外省市的被背书人，并且该人再将汇票转让给付款地的其他人的概率极小，所以在此情形下，持票人几乎没有可能通过公告知道手中的汇票正在被公示催告，往往是在请求付款时才知道汇票被公示催告。其二，在公示催告程序终结时，法院所作的除权判决，应当只是宣告票据无效，即票据权利还是那个权利，只是与原先的物质载体即被公示催告的票据本身相分离，申请人可以持法院判决行使票据权利。但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233条规定：“判决生效后，公示催告申请人有权依据判决向付款人请求付款。”这就产生三个问题：（1）由于现行公示催告的期间可能短于汇票到期日，除权判决也完全可能在汇票到期日之前生效，而根据该“意见”，申请人有权在判决生效后请求付款，实际上就是申请人可以在汇票到期日之间依判决请求付款。（2）汇票到期日的长短，是票据权利的重要内容之一。不考虑汇票的具体到期日，规定只要除权判决生效即可请求付款，实际上等于确认该判决可以变更票据权利的内容，这违背除权判决的性质。（3）在汇票到期日之间请求付款，意味着出票人蒙受了到期日与支付日之间的利息损失，而申请人得到了这一期间的利息利益。持票人即使无诈骗目的，但其丧失票据后，居然可以凭借公示催告程序谋取额外的利息上利益，显然与公示催告程序的目的不符。

　　因此，现行公示催告程序中的这两个漏洞必须弥补。在不修改民事诉讼法的前提下，可以采取两个的弥补措施，既不违反现行法的规定，又足以使犯罪人的诈骗活动不能得逞。其一，民事诉讼法规定公示催告的期间不得少于60日，但没有规定其上限。在实务中，受理公示催告申请的法院可以作如下掌握：公示催告的期间下限不少于60日，但是必须超过票据到期日之后一定期限。由于真正的票据权利人无论是否看到公告，在票据到期时总要提示付款，这样就可以发现其票据被公示催告，就可以到法院申报权利。因此时公示催告期间尚未届满，犯罪人的诈骗意图就不可能得逞。其二，即使法院在票据到期日之前作出除权判决，也必须在判决中明确规定：申请人必须在票据到期日之后，才可以持该判决请求付款。把除权判决生效日与付款请求日相区别，一来符合除权判决不变更原票据权利的性质，二来保证利害关系人能够在票据到期日之前票款尚未被领走之时申报权利，从而彻底消除犯罪人利用公示催告程序诈骗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