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跨国设计合作背景

任何新技术的引介，都会关涉使用行为的改变，甚或导致一种文化行为的认知转变；换言之，设计乃成为一种使用者个人或集体的后设规划，在此情况下，物品的机能或服务是根据主体的使用情境而弹性设定的。传统上，设计是「产品」之形塑工作与过程，它意味着「设计」乃是依附现代的或前进的讯息。但那并不能深切反映出，设计对于数位冲激的动态角色及省思意义。数位科技普及，使得世界远离自然，变得陌生。因此，「设计」必须重估自己的角色并自我改造。换句话说，我们应该为「设计」的孕生意义，再次开创出一个新的伦理架构。今日的产品设计开发，原本就是整合各种不同领域／团队之合作结果，其设计开发过程包括个人与机构或组织间的信息交换、各种专业者间的沟通协调....等。在强调全球化及知识经济的今日，产品设计开发的过程中，其团队成员往往来自不同国度。德国北莱茵邦设计中心负责人柴克即指出，在信息社会中身处网络空间所引发设计角色的转变，设计已然由实物沟通的传统价值，增加了虚拟科技之不确定性（Zec, Peter, Design goes virtual, 1996）。以欧陆为例，跨国的企业联盟与设计委托，成为众人所普遍接受且运作良好的合作机制。显而易见地，跨国际的设计合作成为工业设计领域一个非常有效而普遍的专业活动。设计学者柴克拉主张在瞬息即变的科技环境下，我们必须善用科技所带来的技术便利性，创造出新的设计方向，关注的议题或许应由「Science Fiction」转变为「Social Fiction」；而这一方面的研究课题，自然涵盖了大范围的文化经验互动与交换，以其所领导之荷兰设计中心（Netherlands Design Institute）为例，在欧盟的经贸开放趋势下，1999年即与意大利Domus 设计学院、英国皇家艺术学院（RCA）共同针对未来情境而研发出一款命名为「Nonnogotchi」的电子产品，作为家庭成员间的沟通工具。（Thackara, John, Szenarien für übermorgen, 1999）。韩国也在去年于汉城举办为期二周的国际设计工作营，以此来提升该国之设计水准，期许能成为亚洲的设计中心。而以台湾目前的产业技术、经贸条件与设计能量来说，其实具备了更良好的条件；若能尽速藉由此类跨国、跨领域的合作方式，将台湾之设计场域推升至国际舞台，方能有效蓄积具特色之研发能量，并促进学术、产业共同升级。

近年来，合作式设计（collaborative design）不仅是热门的研究课题（Scrivener, 1993; Chiu, 1995; Comair et. al., 1996; Wang, 1997），更是许多设计团体积极拓展的重点工作。而面对地球村与网际网络的时代，合作的环境也由区域性拓增成为全球性。所谓「合作式设计」系指一种能够让所有可能和某设计活动有关的人，均能够有意义地参与设计过程的设计理念和方法（Mitchell, Redefining Designing, 1993）。设计界应该重新思考，设计师和非设计师（制造、消费、使用...）的地位是对等的，而设计的目标市场也由区域扩展至全球，此时设计师的职责不仅是为设计的最终结果赋予实体的造形而已，更应扩及如何尽可能让所有相关的人充份参与整个设计过程，以共同确认一个满意的设计目标。因此合作式设计的本质就不局限于设计活动最后产生的实体产品，而是包括经由合作的设计互动过程，所有参与者可能从中获得满足，并增进与丰富生活的内涵。换言之，参与者从中学习设计的意义，而且设计也因而具备社会教育的功能，帮助大众的设计觉醒，并提供全民终身学习与成长的机会，所以合作式设计也具有使设计变得更加开放、让设计成为公共活动之积极目的。

德国／瑞士知名家具制造厂暨家具博物馆维特拉（Vitra）自1995年起，每年邀请世界知名设计师在法国举办青少年设计研习营，以达到寻求新产品创意来源与普及设计教育等目的，所使用的沟通媒介仍是传统的草图和模型[4]。这样的活动必须邀集青少年和设计专业人员集体创作，然而此种方式似乎有其地域限制（碍于时间、场地与经费），如何涵盖多种文化背景以达成经验的传输与交换，有其局限性。而对台湾来说，如何透过让远在外国的众多不同特性的人员参与设计教学与实务创作，以突破岛国形态的固定疆界，势必藉助实境操作与数位环境交互运作所带来之便利。当网络空间愈趋真实，其重要性已经几乎等同于实体生活世界时，这种高度压缩空间与时间的沟通形式，势必将未来设计合作的可能推展到难以想象的范畴之中，其间所带来的问题则不是纯粹技术的可行性，而是文化概念的发展影响；而在工作营的实体场所操作中，藉以理解生活行为的差异、虚实空间的利弊、集体创造的程序、文化认知的冲突、消费心理的迷思与沟通情境的设定等问题。若能借着文化差异上的交流对话，将可在设计教学发展上更进一步，寻求多数群众对设计概念的激荡与融合，从而丰富设计学子的学习经验。

在全球经济来临，网络时代具体成形之时，工业设计教育的跨国设计合作模式将产生何种变革，值得吾人深入探讨。而对于设计专业教育的冲击究竟如何，更有必要进行深刻的研究。例如，我们如何创造一个设计教学环境，利用全球设计机构的互动，能与国际间设计同侪实时而迅捷地共同研习某一门设计课程？或者师生共同开展某种设计知识？又如何将共同创造的学习环境与成果，透过网络技术来推广到社会大众与国际，形成新知识？这些问题都是设计教育必须严肃面对的课题。

二、文献分析

本文的重心乃在开展创意形成的模式，因此选择以跨国创意设计工作营作为研究重心。在工作营的实作中，寻找出生活行为的差异、虚实空间的利弊、集体创造的程序、文化认知的冲突、消费心理的迷思与沟通情境的设定等问题。当网络空间愈趋真实，其重要性已经几乎等同于实体生活世界时，这种高度压缩空间与时间的沟通形式势必将未来设计合作的可能推展到难以想象的范畴之中，其间所带来的问题势必不是纯粹技术的可行性，而是文化概念的可能发展。市场商品的流行只能让消费者在外观获得满足，成败系乎于产能的多寡，然而若借着文化差异上的交流对话，将可在观念发展上更领先一步，寻求多数群众对概念的认同，从而确立市场商机之所在，其成败则系乎于概念品质的敏锐度。

在文献分析部分，本文以国内外曾举行之设计工作营为研究标的，分别从企业组织、独立设计公司与学术单位三个方向着手，以列表方式，自概念中心、程序发展及成果归纳等切面加以综合对照。就企业组织来说，我们选择知名的跨国集团飞利浦(Philips)公司为例，因为该公司的设计组织与产品结构跨越了各个文化领域及种族关系，故多年来均持续以设计营的形式激发设计创意，在产品之设计发展与商品化活动中担任主导的角色与地位。尤其自1995年开始，在设计部门负责人马萨诺(Stefano Marzano)的指导下，不断尝试各项开创性的创意设计工作营，一开始就邀请了意大利著名的设计师麦丁尼(Alessandro Mendini)及布兰奇(Andrea Branzi)共同指导”Television at the Crossroads”[5]，随后几乎每一年都订立了不同的思考方向，作为设计师创意发展的核心，其成果不但使飞利浦的市场商品拥有强有力的概念基础，即使在不同市场都能明确的建立起该公司在消费性电子产品领域的优异品牌形象，其设计理念与设计风格更成为一种全球性的主流思潮。换言之，早在市场商品出现之前，飞利浦公司就已经借着工作营的展开而掌握了时代脉动。而在独立设计公司的部分，本研究则援引著名的IDEO设计公司所开展的多项商品概念创意工作营为例，同样以前述多重切面为分析轴心，予以列表说明。IDEO公司自生活观察与预想为着眼，以剧本导引的方式作为工作营重心，将设计创意与科学条件融合为一个完整的生活条件，并且尝试培养产品的理想形式在此一环境中生成。莫格里几（Bill Moggridge）所领导的IDEO，被誉为全球最成功的设计公司之一，擅长为企业客户描绘未来新愿景以开发新产品，所使用的方法就是「拟想建构」（Scenario Building）。莫格里几提出了该公司设计的四个阶段：理解（understand）、观察（observe）、可视化（visualize）及评估（evaluation）。而可视化的阶段，包含了「拟想建构」与「说故事」两个关键手法。[6] 莫格里几以为，这样的方法可以让设计师跨越自身的经验，站在使用者的立场来思考产品的发展，先排除技术与成本的限制性考量，勾勒多元的拟想境况。该公司所开展出来的观察方法与程序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设计活动形式，并且在不同文化环境中都能验证其效度，在商品化的引导与实现上，广受认同及重视。至于学术单位所举行的设计创意工作营部分，则以台北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研究所于1999年邀请国际知名设计师喜多俊之(Toshiyuki Kita)教授所举办的”Home Design”为分析对象。喜多俊之教授多年旅居意大利，在东方的传统性格中带着意大利式的热情，其设计作品在优雅中兼具着一丝幽默的性格，不但受到市场喜爱，更有多件作品被纽约现代美术馆(MOMA, Museum of Modern Art)永久典藏。实践工设系所的参与师生透过与喜多俊之教授的对话，逐渐确立自我的概念主旨，并将其转换成为产品形式而表达出完整而强烈的创作意图。

在以下各项分析中，并不以产品类别或工作营题旨作为分的主轴，而是从一个长期观察的角度，对于不同组织所关切的概念、执行程序与成果作一比对与分析。在这样的观点中，我们可以看到企业组织设计公司与学术单位间对于所关切的议题、创意发生的方式、文化氛围的敏感度等差异。当我们尝试着要探讨数位化设计活动开展的可能时，首先必须要能在一个跨越时空架构的设计工作营中，确实掌握议题的筛选，寻找真正的问题中心，同时提出一个相互支持的活动环境及知识结构。这个知识结构不但能提出经验资料，更能在跨国界的设计合作中增加文化理解的可能，提供出存在于文化差异中的概念契机。此一机制的建立，不但可以让工作营的展开程序成为一种弹性的网络结构，赋予创意开展的更大可能空间，从而强化本国设计团队与国际设计组织间的合作交流，使本土设计创意大幅加值，更能将此结构落实于设计教育中，使创意学习的经验透过个案学习与网络传播成为可行的方案与理想。

根据马萨诺所叙述，飞利浦公司的设计概念中心大致上可分为七点 [7]：目标与策略、家庭、医疗保健与幸福、照明、自然的都市环境、迁徙途中以及伦理与商业现实。因此对于各个工作营的观察也可以从这几个面向来得到进一步的了解。附表一～三即为该公司在设计创意工作营中的各个切面比较。从以下三个表列对照中可以看出，飞利浦公司利用各种抽象的图标围绕着不同概念核心而形成概念的背景能量场，进而到程序面中借着影像媒体暗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最后进入概念产品的完整表现，而其独特的设计风格也就在工作营的不断激荡中渐次成形。这个程序中隐涵了许多数位发展的可能空间，尤其是基于商业观点的考量下，其工作营往往忽略了文化差异所可能带来的重要设计契机，而将思考重心放在科技技术能力的达成，甚且对于未来全球化的生活形塑提出了一个庞大的理想。

表一 飞利浦公司之工作营中概念的传达[8]

表二 从程序面来对比不同概念的发展重心

表三 飞利浦工作营成果对照

另就独立的设计公司来说，由于超脱于企业体制之外，同时企业对其期望也有所差异，因此可供发挥的范畴往往愈益庞大，IDEO正是其中的佼佼者。该公司创作范围从立体、平面、空间到交互式媒材，不一而足，但是却一直能拥有独特的创意品质如以下四个图标表格所对照说明：

表四 IDEO工作营概念核心

表五 IDEO的程序研究

就如同以上所看到的资料对照分析所显示，IDEO在接受委托的时候，往往能集中焦点提出一个明确完整，甚至具体可行的概念方案作为工作营的目标。好处是能有效控制发展过程与产出，使往后的发展绝对能在既有的预算规划中找到出路，但是却也因为始终在既存的设计程序中寻求解决方案，而让创意的产出缺少了一丝惊喜的感受，反而众人关心的会是该公司延伸此一想法的下一步怎么走。独立的设计公司必然拥有一整套完整的设计程序与解决方案作为其核心竞争能力，在工作营中，这是长处也是短处，如何在应用设计程序时，仍能保持一些跳脱的惊喜与对社会议题的关怀，相信是此类设计公司在举行工作营时必须深入思考的。

表六 IDEO工作营成果

表七 IDEO工作营的成果启示

再如学术机构举行的工作营，虽能跳脱程序的囿线与商业机制的影响，却也由于议题主导的能量不足，而使得完整的创意产出难以形成设计思潮。在实践大学工业产品设计系所与喜多俊之教授共同进行的工作营中，许多对于生活文化及生活型态的反省成为概念发展的中心，并跳脱制式程序，在最短时间内，将创作以计算机仿真的方式传达出来。如以下各对照分析表：

表八 工作营分组概念中心

表九 工作营产出成果

从以上各个不同形式、组织与目标的设计工作营相互比较中，我们可以了解在创意价值成为台湾经济活动中心的今天，设计工作营的举行应该参照各种不同模式，再针对本土设计产业加以调整，但是从整体趋势来看，存在于数位空间中的合作机会也已在科技的进步下成熟，因此如何掌握此一趋势，有效利用工作营形式来寻找设计者的最大机会，乃是未来举行工作营的最重要目标。参照以上资料，其方法应包括：藉由与国际设计团队的交流而扩展自我视野、建立持续而长期的对话环境、集中资源创造创意价值、以创作成果引导设计议题、从人文社会观点寻求概念可能性、成为设计产业与设计教育间的共同交集以及建立弹性化的设计程序。

在我们亟欲藉由设计提升国家产品竞争力的时刻，藉由国际间的设计合作来挹注自身的设计实力，除实质互动（如工作营、研讨会与合作案）外，利用数位媒体将彼此之设计经验作横越时间、空间的扩张，让多国文化刺激成为合作式设计的趋力，应是具体可行的途径。「跨国设计合作工作营」可确实提供一个异文化的设计交流空间与管道，而若进一步将工作营前期成果，建置于数位环境之下，更能发挥信息网络的特性来创造网络式设计互动。在进行的步骤上，为了能清楚地认识「跨国设计合作」与「数位环境」之关联应用，俾有助于未来对于跨国设计合作机制之掌握及开展，先就资料研究及工作营，由此归纳与衍生出数项异文化观察点（生活行为、空间延伸、感官认知....等），来进行实质之跨国设计交流，进而提议未来之跨国合作设计机制。研究议题如下：

■ 生活型态与跨国文化比较 ■ 跨国设计沟通
■ 全球化设计组织团队之形成 ■ 远距设计教学与设计合作模式
■ 跨国合作设计策略 ■ 数位设计环境之建置与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