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学历要求。《决定》第四条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有观点认为此一规定可能导致人民陪审员“精英化”的趋向，不能体现人民陪审员的代表性，违背了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初衷。我们认为，从人民陪审员的职责和工作要求来看，只有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较高的素质，才能更好地履行陪审职责，充分发挥其在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中应有的作用，因此，这一规定对于我国目前的现实状况以及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发展来说是合适的。当然，《决定》也考虑到我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而只规定“一般应当具有”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这也就是说，在那些落后地区或者对于那些享有较高威望的公民在学历要求上可以适当地放宽。不过，究竟对于哪些地区、哪些人员可以“适当地放宽”，还不明确。对此，可考虑在少数民族聚居区、西部欠发达地区以及广大农村地区暂时放宽这一学历要求至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另外，对于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出的不具备大学专科以上文化程度、拟担任人民陪审员的公民的选任，县级以上（含县一级）的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时可增设公开听证程序，听取有关方面的意见和其本人的答辩，以确保能胜任人民陪审员的工作。

　　第二，人大代表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决定》规定人大常委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人民陪审员，而对于普通的人大代表能否担任人民陪审员却未加禁止，因此可以将其理解为人大代表可以担任人民陪审员。但是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将在实践中带来一些问题。从权力的分配看，人民陪审员与法官享有同等的权利，行使的是司法审判权，人大代表则享有立法权以及对司法机关审判工作的监督权。人大代表担任人民陪审员将使其兼具双重身份，与权力制约的理念存在一定程度的矛盾。同时，《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名额、任命和免除都必须提请人大常委会来确定，而人大常委会又是由同级的人民代表选举产生的，并要受其监督，这就可能在具体的操作中导致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命、考核和处分难以客观、公正。基于此，建议在遴选人民陪审员时，尽可能少地包括一些人大代表，而更多地吸收一些普通公民参加。

　　第三，关于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决定》第十二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的回避，参照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执行。”其中“有关法官回避的法律规定”主要是指《法官法》和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以及行政诉讼法中关于法官回避的规定。三大诉讼法均规定法官在一定情形下应对审判活动进行回避，人民陪审员理应遵照执行这一规定。此外，《法官法》第六章还专门规定了“任职回避”，主要有两种情况：其一，同一法院或审判庭的院长、庭长、审判员之间不得具有夫妻或近亲属等关系。其二，法官从法院离任后二年内不能以律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法官或其配偶、子女不得担任其原任职法院办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照此思路，我们主张，对人民陪审员也应适用以下任职回避：法院院长、庭长以及审判员的配偶或近亲属不得担任其任职法院的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的配偶、子女在其任职期间不得担任其所参与审理案件的诉讼代理人或辩护人。

　　第四，关于人民陪审员的确定形式。《决定》第十四条规定对于应当由人民陪审员参加合议庭审判的，法院采取在人民陪审员名单中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这种方式虽然有助于防止法院将陪审任务固定地交给少数积极性较高的人民陪审员、避免“编外法官”的现象，但也可能导致另一种后果，那就是随机抽取出来的人民陪审员有时因为不具备特定案件所需要的知识而不能有效地行使其职责。因此，有必要对该确定方式进行完善，如在选任人民陪审员时将一定名额分配给妇联、残联、工会和共青团等单位，同时也适当考虑那些具有一定专业知识背景的人，如从事金融、计算机、医疗等领域工作的人员，并对其进行相应的分类，然后存入电脑。在此基础上，通过随机抽取而确定的人民陪审员可能能更好地发挥作用。

　　第五，对于人民陪审员的监督。《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五年，且未禁止连选连任；同时还规定，人民陪审员除了不得担任审判长外，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上享有与法官同等的权利。这说明，人民陪审员同样需要接受有效的监督，否则也难免其手中的权力被滥用。目前，《决定》对于违反职责的人民陪审员仅规定了免除职务或者追究刑事责任两种处罚形式，这显然是不够的，应当更进一步细化惩戒机制，并建立健全各种预防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