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对西部地区政府事权与财权的分析 
　　西部地区不同于东部的特有区情及多元发展目标的追求，使当地政府背上了沉重的事权包袱。 
　　1.边防因素。西部地区内五个省区有绵延数万公里的边境线，邻近亚洲政治敏感地区，战略价值。国防价值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价值，边境的稳定和安全的重要性，成为当地地方政府工作中压倒一切的因素。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境外的毒品经边境地区流入我国，给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巨大危害。 
　　2.民族因素。西部地区内聚集了我国80%的少数民族人口。多元民族文化的并存带来了当地社会、文化、经济资源统合的难度，语言和文字的差异增大了政府社会管理难度和管理成本，民族工作成为当地政府的重要公共管理事项。而让聚居于西部和陆地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加快经济发展，让各民族能更多地分享改革开放带来的机会与利益，从而使愈来愈多的少数民族民众共享繁荣，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巩固中华民族大家庭，同时也有利于巩固国防和社会稳定。 
　　3.扶贫。我国现有大约5000万人口尚未脱贫，大部分集中在西部地区。经济贫困更加导致人力资本贫困、教育贫困、人权贫困，所以扶贫作为政府的社会公平目标取向在政府公共事务中占有很高的权重。正因为贫困地区特有的积累贫困的运行机制，所以扶贫战略不同于区域经济增长战略，更多的对资源配置公平的诉求影响了经济效率的实现，而扶贫财政资金的大量投入很少带来财政收入的回报。 
　　4.地理因素。西部地区地域辽阔，区内多山地、高原、丘陵，有限的平原除了限制农业部门的扩充外，更会限制城市及陆路交通网的扩展。地域面积与区域内人口、经济总量比例极不相称。特殊的山川地貌增大了交通运输和行政管理的难度，大量人烟稀少地区的存在，意味着政府全面社会管理职能和公共品供给的规模经济难以两全，基本层次和最低需要的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品供给都将消耗数倍于东部地区的财力。如基本层次的义务教育生均成本就远高于东部，公共品供给价高质次。 
　　5.生态保护。西部地区处于我国大江、大河发源地和中上游，内蒙古还是华北地区的上风口。西部地区的生态保护与较为发达的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北地区民众福祉密切相关。西部地区承载着中国生态保护区的重要功能。生态保护作为全国性公共品要求西部地方政府承担重要的责任。在从1998年开始的天然林禁伐、退耕还林（草）工程中，西部地区政府不得不在财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增加配套财政支出承担新的供给全国性公共品的责任。 
　　6.旧体制负担。深居内陆腹地远离海洋文明，使得因循守旧、不求进取的内陆意识、盆地意识在西部较为突出。“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形成的西部经济基础，因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产业取向与西部地区资源禀赋不协调，难以形成完善的较长的产业链条来拉动当地经济，不少重工业、国防工业成为“飞地经济”。同时，违背市场资源配置原则使这些“三线建设”企业举步维艰，甚至成为西部地区社会管理沉重负担。远高于东部的企业国有化程度和长期计划经济体制的浸润，成为西部旧体制包袱。民众收入低下和城市化程度低导致垄断产业、基础设施难以从公益性走向经济性，财政补贴范围难以收缩。原有利益集团对既得利益的固守和民众开放意识淡薄，市场化程度低下，消解西部政治经济制度创新的动力。因此需要政府付出巨大政治、经济代价和改革成本去推进市场体制变迁。 
　　从西部地区承担的事权来看，西部地区承担了比东部、中部地区更多的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如国防、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而西部地区可用财力与承担事权和责任相比，显得极不对称。西部地区农村人口比例较高，农业社会程度较高，使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商税收财源严重不足，地方基层财政建立在农业税基础上的日常收入日渐枯竭。西部特有的国防、民族因素使不少地区经济发展让位于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目标，减免税范围的扩大客观上削弱了税基。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对西部重要资源的控制通过不合理的初级产品与深加工产品比价形成东部工业原始积累，同时也削弱西部地区可用财力和发展后劲。 
　　  二、事权与财权不均衡的社会后果分析 
　　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西部地区政府承担了较多的国防、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生态保护等全国性公共品供给责任。在不少地区，经济发展、经济效率目标往往让位于上述目标。政府全能型介入社会管理使政府职能、管辖边界无限扩张。当这些多元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巨大的财力支撑时，事权的无限扩张与财权有限的不对称问题就暴露出来。由此导致的社会后果拖累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