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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论"译自英语的anti-intellectualism,也可称为"反智识主义"。与其认为它是种学说,倒不如视之为一种态度。在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反智论"这个名词,但这种现象却一直存在于政治,文化等领域。(1) 在禅宗中,反智论的表现最为突出,不仅在"智性"层面,更是牵涉到"理性"层面。 由于六祖慧能本身一字不识,对于如何成佛自有不同前人的认识。因此,禅宗反智识主义至此真正发端。据《坛经》"我心即佛"或"本心是佛,佛即本心"即说是人如果认识到了本心,发现真性,就自然成了佛道。 识不识字没关系,佛理依旧可得。慧能所代表的反智识主义已显端倪。然佛理如何而的?光凭几句话布道,仍还不够。六祖慧能又提出了"顿悟"。" 本心是佛,佛即本心"。要觉悟,何必绕大弯子,每日坐禅,诵读实在太麻烦了,只要只指本心不就行了吗?每人都有佛心,"若起真正般若关照,一刹那间,妄念俱灭,若识自心,一悟即至佛。"(6)为此,坐禅的教义也被打破,本来在印度,坐禅本已有之,并已有一套完整理论。据《坐禅三昧经》《安般守意经》等记载,可知这套方法大致是这样的-- 可见,在印度,坐禅只不过是一种方法,通过人们在这过程间的调息,静虑,因缘来达到无欲无念,无喜无忧的境界(即成佛)。而慧能反其道而行之。认为印度的原始坐禅既是"著心"又是"著净"。并斥照此法修行的北宗是:"一具臭骨头,何谓立功课"(7)。在《坛经坐禅品》中提出:"此法门中,无障无碍,外於一切善恶境界,心念不起,名为坐。内见自性不动,名为禅"。坐禅中无须思考,只要屏息本心,不为外界所左右。坐禅目的就可达到。慧能的弟子怀然与弟子的弟子道一有一段著名的对话: 坐禅不能成佛,诵读不能成佛,识字是否更无关成佛。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在理论上已经相当成熟。在唐代,它受到极大的欢迎,乃至于后来成为释子的大都是禅僧,称为禅宗的全都是南宗。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六祖坛经》开了禅宗反智识主义的滥殇。 三:我手何似佛手 此即是著名的"黄龙三关"个中内容,有正常思维的人往往会大惑不解:"我手"与"佛手"有何干系?"我脚"与"佛脚"更是相距千里!但这正是宋代禅僧所热衷的内容。 当时禅宗虽无病呻吟,而在禅理上无大的进展,但当时的文人士大夫都趋之若骛,王安石,程颐,苏轼,黄庭坚普遍对禅宗发生兴趣。尤以苏轼为例,广泛的与禅僧交流,斗机锋,留下不少的公案,"(东坡)抵荆南,闻玉泉禅师机锋不可触,公拟仰之,即微服求见。泉问:尊官高姓?:公曰:姓枰,乃枰天下长老底枰。泉喝道:且道这一喝重多少?公无对,于是尊礼之。"(10)
为何历经数百年之久,禅悦之风重现。让我们进入当时社会大环境作全盘考虑。明中叶之际,"文成(王阳明)以绝世之资,唱其心说,鼓动海内"。(11)阳明以"尊德性""致良知"为大纛,横扫了占统治地位的朱子之学。把儒学内部的反智识主义推拓尽致。 在王阳明的宣扬鼓动下,明中叶之际,反智识主义的气氛几乎笼罩了整个中国,前如陈献章,后有刘宗周,都对读书穷理的朱子之说持怀疑态度。白沙说: "竺乾一时尊夙尽在东南,最著者则为莲池,达观两大宗主,然二老行径迥异,莲专以西方之学化诱后学,达则聪明超悟,欲以机锋言下醒人,莲枯守三条,椽下跬步不出,达则折芦飞锡,大抵莲老一派主于静默,惟修净土者遵之,而达老直截痛快,佻达少年骤闻无不心折。"(15) 杨起元(贞复)"居闲究心宗乘,慕曹溪大鉴之风,遂结屋韶石。"(17) 然而当时江南大批禅信者,并没停止在谈禅,交禅的程度。而在强调"本心"、"护念"的大旗下,骂佛,童心说,维护个性、情感的理论都粉墨登场。更有甚者,走上了纵欲的个人享乐主义的道路。就以前述的达观为例,《万历野获编》记载说:(达观)"心佻达,不拘细行"。既赴宴,又观戏,还有几个穿红着紫的侍者,得了个"摩登鸠摩罗什"的浑号。还有当时非常有名的理论,很能说明问题:我们养了十几个婢妾,但将来决不妨碍我们超生西方极乐世界(18)。 此都是由当时"致良知""我心即佛"所衍生的东西,在中国历史上反智识主义气氛最浓重的明朝,上述现象的出现毫不为奇。禅宗信徒完全抛弃了佛教的传统,以追求极端的个人主义为目标,掀起了思想界的层层异潮,称之为"狂禅"。禅宗的反智识主义至此达到了其顶峰。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家,法家的反智识主义气氛最为浓厚(19)。尤以道家对禅宗影响最大,翻开老子《道德经》,关于反智识主义的例子不胜枚举:"绝圣弃知,民利百倍""民多智慧,而邪事滋起""吾言易知也,易行也,而天下莫之能知也,莫之能行也。" 虽然道家的反智识主义集中在自然层面和政治层面,对于佛教关注的心性层面涉及很少,"但禅宗把反智识主义从自然层面统一到了"宇宙精神"和"自家精神"。它把老子的"道"转化成一种不可言说,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内在精神。"(20)即慧能门下最喜欢用的"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说似一物既不中。"另举一例,"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十年卖炭翁,不知枰畔星(21)。对于佛教的最高教义,回答却玄而又玄。但这就符合无所执著,只可体悟的禅宗精神。是对中国哲学的继往并又进行了开来。 禅宗一方面从道家中汲取反智识主义的精神,另一方面,以它所传播对象来看,基本上是以下层民众为主。在古代中国,知识获得不是普及的,被特权阶级所特享,因此,禅宗所面对的,是知识程度不高的大众,这个禅宗带来了两大难题,一:如何避免阅读书本而得到"真理"二:如何避免"终极理想"的遥不可及。为克服这两大难题。禅宗不得不摒弃"智识主义"(至少对于市民阶层),采取"反智识主义"这一终南捷径。 当时,六祖慧能身处曹溪说法,强调"菩提只向心觅,何劳向外求玄。听说依此修行,天堂只在眼前"的简便法门。(22)摒弃了求知于书本的必要性,强调"西方世界"的可见性,使得禅宗在当时社会大获成功。这正是禅宗针对其对象,采取"反智识主义"的必然结果。而与此相反的时,慧能弟子神会,其后北方传法,虽在一定时间极其威赫,但时间不久,便日趋衰落,最终连后传法脉都不可考,虽然有"武宗灭佛"的因素,但与其缺少一定的社会基础,"反智识主义"的禅法无法推行也不无干系。和其同时,南方的禅宗却仍然发展的如火如荼:南岳怀然和青原行思二派。其盛景可引《景德传灯录》卷六刘轲语:"江西主大寂,湖南主石头,往来橦橦,不见二大夫为无知也。"他们两支继承了慧能"反智识主义"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另作一定发展:"全身即佛,全佛即人,人佛无异"根强调从下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去政悟自己本来是佛,佛就是自然自在的自身全体,任运为任身心自运。(23)。在与市民性的结合下,禅宗的反智识主义在理论上达到了高峰。 自宋承唐 五代后,一批儒家卫道者不满本国哲学居于次席地位,大张旗鼓的发动了一场儒学复兴运动,追求"道学问,尊德性"尤以"道学问"为"尊德性"前的第一要务。推崇"智识主义",又以程颐,朱熹为甚。突出了人文关怀,社会关怀的重要性,深埋了个人的本性,欲望等。市民的自觉性,在宋代被无情的打压下去,"反智识主义"的禅学虽仍存在,但已下降为文人士大夫闲时斗机锋的乐趣所在。 以上,本文追溯了禅宗反智识主义在各朝代具体表现,并探讨了反智识主义在中国哲学上渊源和市民性对其重大推动作用,从而把握禅宗反智识主义的大致规律,特点,这正是本文目的所在。但我们同样可看到,无论禅宗,还是反智识主义,或两者兼而有之的话,在中国历史上,始终未长时间居主导地位,大部分时间只能作为思想界的伏流。以明代来看,狂禅之风,其历时二十年不到,随当权者的严厉镇压,两大教主达观,李贽不得善终,竟也偃旗息鼓。由这,也能适当了解"反智论"在古代社会后期的终局。 注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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