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林斯潘与比尔·盖茨：同在国会作证，观点却有不同
　　新技术对经济的推动，首先表现为促使生产率空前提高。是否承认和充分认识到当前信息技术对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是一个关键。
　　今年6月份，美国经济中两个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作证。一位是给美国经济把脉下药的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另一位是赫赫有名的新经济代表人物、微软主席比尔·盖茨。
　　格林斯潘过去在证词中几乎不提技术提高生产率的巨大作用，但在这一次他"有所进步"，但是他不相信生产率会有如此大的提高。他说，"劳动生产率增加总是有限制的"，也就是说每一名工人在一小时内的产出没有可能"异常增长"，言外之意是认为，批评者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夸大了。他认为，美国经济过去3年来每年GDP4％的增长实在太快，应该降到年增率3％的水平上来，这样才不致使通货膨胀抬头。生产率每年2％、工作年龄人口就业1％增长率，可以同GDP3％相匹配。
　　批评者反对他的"三、二、一"公式，认为他没有看到现实生活中的实证数据，生产率提高完全可以超过2％。而他的同事和降息支持者劳伦斯·迈耶尔则比他更退一步，认为这些年来美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周期性质，因特网经济超出了应有的速度极限，看上去增加而实际并未增加。
　　《华盛顿时报》一篇文章说："格林斯潘先生自己也承认，美联储暂时还不能把自己固定在某一个通胀目标上，因为政府用以判断通胀的指数有缺陷。"他常常承认"新时代"技术产出还没有在政府商务部的数据库中得到准确反映。达拉斯联储银行和费城联储银行都有人发表文章，指出政府未能抓住移动电话、个人电脑、软件和网络商业的生产率。不久前，德州大学一份最新研究报告估计，美国的网络销售已经达到3000多亿美元。"商务软件联盟"相信，软件销售起码已达到1400亿美元。在2000年，软件、数据处理和其它电脑相关的服务，对美国经济增长贡献率将超过制造业和服务行业中其它服务的总贡献率。拿出纸和笔来算一下，未能计入的4000亿美元技术销售占美国其它GDP7万多亿美元的5％。即使这当中有重复统计和其它重叠，也不难认为过去一、二年中，美国的真实GDP增长率至少少算了2个百分点（事实上，据今年8月1日的报道，1999年美国GDP增长率已修正为6％）。这就是说，美国经济是在按6％年率增长。意味着非金融的生产率增长（过去估计1995年以来在3％左右）可能达到5％左右。工人劳动报酬的总增长不会超过4％。因此同实际生产率增长速度比一比就知道用不着担心了，因为美国劳动大军收入的增长，低于生产率的增长。
　　对生产率增长的认识不足，一个原因是信息技术导致的生产率增长和过去不同。它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可以多次性发生。信息技术的扩散作用，使同一台电脑的产出，会因为有新的软件应用和应用范围扩大而继续有更大的产出。也就是说可以有递增效益。而传统经济学理论强调，资本货物如一架机器的投资，因机器使用寿命有限，产能只会递降，是日渐折旧的。
　　比尔·盖茨第二天在同一场合却说："毫无疑问，在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继续看到，因使用这些新技术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趋势不变……我们只不过在这一进程的起点上。"一位格林斯潘的批评者说，比尔·盖茨本能地抓住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技术迅速发展的时候可以创造出繁荣的超长周期，跨越五、六十年。
　　这当中又提出了一个"资本深化"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对信息技术的迅猛投资，新经济的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资本的增长比工作的劳动小时增长快。换言之，每个单位劳动时间的相关资本量大大增加。据统计，对电脑及相关设备的投资增加系数，1991－1995年间，年增16．3％；1996－1999年间，年增33．7％。对电脑软件投资的情况也差不多，都在二位数以上。"结果是在过去4年里，每小时产出平均每年提高近3％，而在此之前的20年中才1．4％。非金融公司生产率增长为4％，制造业生产率增长在6％。"
　　格林斯潘的批评者不相信美联储关于通货膨胀的说法，认为其错误一是数据有问题，二是判断的标准有问题。
　　在数据方面，批评者认为政府的物价指数有问题，尤其是消费者物价指数被夸大了。今年4月份，有批评者说，格林斯潘最爱使用的是"个人消费调整通胀指数"。该指数显示，去年第四季度是2．5％，今年第一季度上升到3．2％。但是不应看表面还要看实质，即消费者支出的调整通胀核心指数。今年第一季度年率为1．9％，与去年第四季度基本持平。而去年第四季度的指数也是低水平的，只是比1998年早期的1．2％略高一点。
　　另外一个重要之点是对信息产品认识不足。尽管信息技术投资比一年以前增加了24％，但信息技术产品的价格水平反倒下降了4％。这种降价的特点说明，不会造成通货膨胀的威胁。
新与旧的碰撞：传统分析理论是否仍有效
　　美联储中有不少人"信奉菲力浦曲线"理论，该曲线表明，失业和货币工资间存在着此长彼消的关系。
　　与此相关的凯恩斯通胀理论认为，"有效需求的增加，一旦使经济达到充分就业时，生产资源和劳动力都已得到充分利用，产量便无法进一步扩大。此时继续增长货币供应量刺激有效需求，就会引起物价同比例上涨，出现真正的通货膨胀。"由此便不难看出，为什么多年来美联储的信奉所在，只要看到失业率下降就神经紧张。
　　但是，批评者提出，美联储对"充分就业"划的一条失业率警戒线也在变化，过去是6％，后来是5％，今天似乎又倾向于4％，使人怀疑靠失业率来"把关"的有效性和准确性。批评者尤其指出，在今天激烈竞争和全球化的形势下，即使出现工资的上升，其影响也主要反映在企业的盈利上，而不是商品的价格上。换言之，今天的大多数企业已经难以通过涨价来转嫁工资成本的上升了。这一点应该适用各行业的公司，但是对传统产品的老牌大公司影响尤其明显。
　　批评者建议，用更有效的"东西"来取代"过时的菲力浦曲线"。这个"东西"就是来自市场的真实信号。
　　首先是债券的收益率，尤其是中长期品种的收益率，包括相关的期货合同。这些收益率和相关数据，反映出市场中千千万万经济活动者对经济的感受和预期。相应的还有黄金的价格，因为一旦我们有通胀预期，便可能购买黄金来保值，这样金价就会上涨。其次是信用质量差幅，即用Baa级和高回报（高风险）的公司债券的回报率，同信用质量最高的美国国库券十年期的利率相比较。如果利率差幅缩小则表示通货膨胀可能性缩小。当然，还有一个重要指标是美元本身的价值。
　　批评者举出了一系列相应的数据，认为美国目前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威胁，因而极力反对5月份美联储50个基本点的大幅升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芒德尔在曼哈顿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说，只要美元坚挺，既保持充分就业又不引发通货膨胀是可以做得到的。至于劳动力紧张的问题，美国劳工部长赫曼说，即使失业率到了3．9％，还说明有1300万人（其中大多数人应具有劳动能力）没有工作。她认为失业率降低是好事。许多批评者建议，美国可以延长退休年龄，让那些有工作能力而又愿意工作的退休者重新加入劳动大军，而不要用社会保险税率来惩罚他们。同时还可以进一步放宽移民的限制。
　　上文尽可能全面地介绍了对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加息的批评，有助于我们"兼听则明"。但这绝不意味着批评者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格林斯潘的政策行动是错误的。也就是说，还难以下一个是非正误的结论。这反映在美国和西方的金融界、政界和学术界，也都没有统一的意见，常常是各执一端。
　　这里面至少有两个重大的分歧。
　　第一，当前对格林斯潘政策批评火力最猛的，主要是信奉供应学派、崇尚自由经济的人。他们对"新时代"经济繁荣大声欢呼，但是也担心这样的繁荣是否能够持续下去。于是列出繁荣的四大威胁。首先一条就是"错误的货币政策"，特别反对格林斯潘的"政府行为"---6次加息。第二是反对增税，主张减税。第三是反对政府控制和干预。第四个威胁就是贸易的独立主义、关门主义。这种思想的终极就是取消一切政府的干预和调控。
　　但是，客观一点看问题，即使在市场经济十分发达、自由化程度很高的美国，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任何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一定需要有及时的动态平衡，不管是加息还是降息都是平衡的手段之一。
　　如果说经济学在这方面不能用实证的方法给予我们可靠的答案的话，那么在"新时代"、信息技术经济上的答案就更少。 　　对"新时代"经济持怀疑态度者远不止格林斯潘和他的美联储同事，美国内外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也有公开发言对它怀疑的。当然，我们应该承认，怀疑论者手中的原理和数据是工业化时代积累下来的经验，比如如何计算GDP、如何计算生产率等等。到目前为止，按照传统的办法计算，的确难以得出"新时代"经济超常持续发展的结论。但是，这些传统的方法，哪怕已略有修正，是否足以反映在工业时代的经济，已是人们心中的疑问。
　　关于"新时代"经济的争论恐怕已经是汗牛充栋了，这里毋庸赘述。最近一篇外报文章说，"信息技术的发现会改变获取和传输信息的方式，会给劳动市场和教育体系带来重要变化，也意味着生产结构，尤其是市场化结构的明显改变。但是，制约经济活动的原则还将继续不变，技术的变化并不意味着那些指导经济的法则和概念的变化。"这后面一段话其实是对"新时代"经济支持者常见的批评。这些批评者应该是态度认真、学术严谨的，这在"新经济"过去十年中的波澜起伏中，他们的观念也得到一定的印证。但是，这毕竟只是十年。要真正认识新经济恐怕至少要50年，甚至100年。现在任何结论恐怕都为时过早。身负重任的格林斯潘的上策也只能是"以小变应万变"，对于风险和危机尽量采取"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