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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分子：在漂泊中寻求归宿》一文中， 笔者主张对知识分子现象作多维的把握，而不仅仅把知识分子看作某一种类型的社会成员。换句话说，当把知识分子限定为社会中的那些通过频繁地使用符号系统 去创造关于人及其环境的思想，或表述对于人及其环境的理解，并以此为基本的生活内容的人的时候，笔者认为,如果我们不是满足于仅仅得到一个一般性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而企图对知识分子现象作更详尽的社会学探索，就需要进而将知识分子置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通过对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的社会地位及其演变的考察，去认识他们各自的社会特性与历史作用。基于此，我把知识分子划分为：体制知识分子，即每一社会体制自身所必然包含的那些作为该体制有机成员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该社会体制之运行及其统治集团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地位起着不可替代的整合作用；非体制知识分子，即传统意义上被视?quot;真正知识分子"的文人、学者、艺术家、哲学家等等，他们生活在市民社会或类似的环境中，同现存的社会体制没有直接的内在联系，而且，由于他们的职业范围、生活内容及个性特征，常常被认作"社会历史遗产的象征"和"民族文化精神的代表"；反体制知识分子，及那些由于特殊的社会与人文环境而聚集起来的对现存体制持批判乃至否定态度的知识分子，他们致力于改变现存秩序，并常常因此成为社会革命或变迁的倡导者、组织者。 本文拟在此基础上，对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现象作一种新的透视。这将涉及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历史背景、产生与演变过程、 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之不同地位与作用，他们在1949至1976年期间所遭遇之理论与制度性根源，以及他们的未来走势。 一、内忧外患与士大夫的失落 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现象，是伴随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产生的。历史上，中国也曾有过辉煌的古典时期，那就是至今仍被我们赞叹、羡慕不已的百家争鸣时代。那时的思想大师所奠定、阐明的诸种宏论，成为以后几千年中国社会理论的经典。而在当时，这些思想不仅没有被视为"圣人言"，而且每每以平和的日常谈话的形式出现。这当中最典型的自然要数《论语》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只是董仲舒以后才逐渐形成气候的。而且，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并非总是由儒学一统人们的思想。百家中的法、道，以及后来外来的佛家理论，或者它们的变形、结合，也曾作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 而无论何种理论取得了意识形态的支配权，百家争鸣时代那种风气就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尽管也有过唐松机器前后的诗、词、曲、赋等灿烂的文化宝藏。 追朔中国今现代知识分子产生的历史根源，除了分析不同学派和思想体系的内容、形式、演变过程及其对后人的熏陶、影响外, 还必需考虑有关的制度或制度化的理论及其实践结果。 在中国历史上所实施的诸多制度中，隋唐以来日渐形成并完善起来的科举制，无疑对文人书生是至关重要的。在大约一千五百年中，科举制的作用一直是双重的：一方面至少在形式上为不同社会背景的人提供了一种相对公平的社会政治参与机会，另一方面，将旧时的书生文人的前途一次性地限定在仕途上；一方面使读书人滋生出一种我们今天称之?quot;社会责任感"的东西，另方面也使他们养成了对官场的倚赖和迷恋。这一制度的实施结果，使得读书人不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文人、学者，他们通过科举而加官晋爵，或企图通过考试而成为士大夫。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学问有时不外是必需的敲门砖罢了。科举制将中国的文人同现行体制牢牢地捆绑在一起。 撇开其远离社会、十年寒窗不论，单从制度上说，这些文人竟然只有一条路可走，且读书（作学问）本身也变成了踏入仕途的手段。这尤其对于那些真想通过读书而"求知"者来说有多么的尴尬和艰难，是可想而可知的。但另一方面，一年又一年，一代又一代，学而优则仕的观念，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的观念，慢慢内化到文人、学者的心中，也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上。读书人逐渐形成这样的信念，一旦熟读圣贤便能使国泰民安，而且也只有自己或自己这类人才配做到这一点。 本文无意去论证，科举制的背后有多少文章可以作，而并不初一看起来那么公平；也不想阐明，中国的文人在努力成为士大夫的过程中付出了多少精神上的代价，而并不象别人所想象的或他们有时自我标榜的那般清高。 这里不过是想说明，由于科举制度及其实施结果，中国过中国过去的文人主体几乎就只有一条出路、一种模式、一种前途：读书→考试→做官。落第的考生或遭贬的官员心中装的，常常只不过是想被认同却未被认同的委曲。当然也不乏躲进深山老林的佛、道门徒，以此求得远离尘嚣时?quot;超脱"，但这毕竟没有成为中国读书人的主流模式。 中国文说恼庵侄潦椤�考试→做官的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自信，自上世纪中叶以来却逐渐被动摇了、打掉了。�?quot;内忧外患" 来形容那以后的中国的状况，是再恰当不过的了。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从总体上说，还从未遇到过这样的危机：在社会内部，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搅地统治集团不知所措：在与外部的关系上中华帝国面临着从未有过的来自（至少在技术上）优于自己的西方"长毛"的挑战。一向自尊自信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第一次真正地迷惘了。几千年的灿烂文明，多少代的中央之国，竟然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于是乎，才有了洋务运动，也才有了百日维新。从其与现存体制的关系上说，无疑李鸿章张之洞们的改良同康有为梁起超式的变法是有着重大差别的：如果说，前者身上我们看到的无非是来自已经开始迷惘的体制内士大夫的开明的话，在后者那里已经依稀可见现代性和现代知识分子的"雏型"了。 在种种"中体西用"式的措施当中，1905年科举制的被废除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它产生了也许连废除者自己也没有意想到的"致命"后果：读书人不仅在心理上失落了，而且在体制上也无靠了。他们不再享有"读书→考试→做官"的特权，昔日看来天经地义、坚不可摧的在现存体制中的地位也随之动摇了。 另一方面，在内忧外患面前，虽然原有制度所给予他们的保障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而消失了，但文人书生乃至于士大夫们不仅仍然想着治国平天下舍我其谁，而且开始认真考虑究竟如何使日渐衰落的的中国从新走向富强之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场的。 二、反体制知识分子与现代中国 在科举制废除以前，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读书人也叫作知识分子的话，那么似乎可以说，其主要类性只有一种：体制知识分子。 随着科举制的废除，读书人或知识分子不再"天然地"融于体制内，有的漂游到体制外，还有的甚至成了反体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 十分有趣的是，反体制知识分子在中国本世纪初乃至那以后的几十年中竟然成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社会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类型。不无讽刺意味的是，中国的反体制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清王朝自身促其形成的。在晚清中国，作为开明士大夫所推行的改良措施之一的废科举、兴新学、使得许多年轻学生先后不同程度地接受了西式教育或西方观念（他们中有的就是被清政府选送出国留学的）。当他们发现他们所受的教育或接受的思想与中国的社会现实相距甚远时，一些人不是考虑怎样使自己学到的新知识、新思想去适应中国的现实，相反，他们却致力于让现实去吻合他们的思想。这样一来他们对现实就顺理成章地持有一种批判、否定态度。更有甚者，由于现实或者现存体制及其代表者、维护者往往又不接受甚至不允许他们的批判、否定，他们就每每以群体（特别是秘密的批判性群体）的形式出现。这无论在孙中山、黄兴及其他同盟会成员身上，还是在陈独秀、李大钊等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那里，都可以看见。 聚集在同盟会中跟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的那些人，很多在早期是怀有强烈的汉族主义反满情趣的激进青年知识分子。他们的反体制活动导致了延续几千年的皇权制的终结和第一共和国的诞生。辛亥革命以后，这些反体制知识分子，本来应该"自然地"转变为体制知识分子，由批判现存体制变为维护现存体制。但因为包括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统治在内的一系列始料未及的事件，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再度组织他的追随者举行第二次革命，且直到他临终前仍然在慨?quot;革命尚未成功"。 国民党内的反体制知识分子，随着孙中山先生的过早仙逝而分化了，有了所谓左、右之分。后来，它的内部又溶入了许多非知识分子（如商人、军人）成分。 与孙中山先生及其追随者相似，共产党内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也具有强烈的反体制倾向，只不过他们所痛心疾首的，以不是清王朝文武官员的腐败无能，而是民国以来中国社会仍然呈现的混乱与贫困。这种混乱与贫困，至少在他们看来，一方面源于延续了几千年的旧有体制的压迫，另方面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气势汹汹的掠夺。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们为什么一方面那么激烈地反体制、反传统，另方面又那么毅然地否定了西方的议会模式。正好此时发生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和会，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和共产党的建立。虽然五四时代的风云人物并不都是共产党主义者，但五四运动无疑是共产主义反体制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的庄严序曲。 无论共产党与国民党后来有多么大的分歧、冲突，在其早期，它们都是现存体制的批判者、否定者，并且都以批判性知识群体的形式出现。 汇聚在这两个群体中的反体制知识分子构成了本世纪前二十余年中国知识分子的主体，也正是他们，发展成为现代中国的两大主要社会政治力量。 国共两党曾共同具有的反体制倾向使两咴诜炊员毖缶У墓讨腥肥狄欢刃鹗掷础５惫竦惩瓿闪擞上执嫣逯频姆穸ㄕ呦蛳执嫣逯频南笳饔氪淼淖渲保杂诠膊撤刺逯浦斗肿永此担泄缁岬南质涤胱约核斫獾墓膊饕寤蛏缁嶂饕迳邢嗑嗌踉丁Ｕ庋降车姆至丫驮谒衙饬恕Ｖ皇怯捎谀鞘惫膊郴故秩跣。荒鼙黄茸?quot;地下",接着又转入山村。不论共产党的成分子自那以后在多大程度上非知识分子化或农民化了，其激烈的反体制色彩并没有改变。更有甚者，这一色彩竟一直保留到共产党后来转变为执政党、其反体制知识分子因而也转变为体制知识分子以后！ 三、非体制知识分子与第三势力 废科举、兴新学以来，也并非所有的读书人都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西学东渐，许多人跨进了现代科学的领域，他们在大学及其它机构里从事于与现行体制没有多少直接内在联系的教学、科研，成为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家；另有一些读书人，虽无科举制的"保障"，亦无入宦为官的念头，却仍然有那么一股恋栈的劲头，在传统的诗书礼乐琴棋书画里发挥才智和陶冶性情；也有不少人接受了现代西方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的教育却并没有直接地投身于维护或批判现存体制的事业中去，而成了包括作家、编辑、记者、教授在内的自由职业者。这些科学家、传统文人与自由职业者构成了中国社会本世纪前半叶的非体制知识分子。 非体制知识分子在数量上甚至远远多于体制与反体制知识分子。大量的非体制知识分子所以能够生存，是同晚清以来中国的社会变迁所形成的特定环境分不开的。在形式上，无论是百日维新时期的开明士大夫所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还是孙中山先生仿效西方建立的共和制，从理论上说，在一定程度上都允许那些与现存体制没有直接关系的科学家、艺术家在自己独有的天地里保留一点相对?quot;自由"；另一方面,在实际的发展过程中，频繁的政治斗争、军事冲突使得执政者把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消灭异己、排除对手、驱逐外敌上。且常常顾此失彼，非体制知识分子从而在空隙中确实有了一定的专业活动场所与个人回旋余地。 这是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教育等等得以滋生并有所发展的重要条件。 非体制知识分子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作为观念的创造者，他们也总要有意无意地用自己的思想去评判现实。当现实在他们看来不那么合理之时，他们或他们中的一些人走出书斋、抨击时弊，也是常有的事。而当民族危亡之际，更会有人投笔从戎，直接参加到保卫祖国的事业中去。抨击时弊者可以转变为反体制知识分子，保家卫国者幸存后获胜利后也未必都重操旧业，有的跑到了体制内，有的则加入了反体制的行列。 还有一种格局，即所谓"第三势力"的形成。面对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如何建立一个新中国问题上的严重分歧，一些著名的社会贤达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这批人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非体制知识分子了。虽然他们仍然保留着原来的身分，既没有反体制也没有站到体制内，但他们已不再是与现行体制没有直接内在联系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他们也企图参与到新体制的建立或现行体制的完善之中去，只不过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参与罢了：清一色的知识分子，既无自己的军队，也无自己的群众。严格地说，"第三势力"并没有形成强大的势力，更没有走出第三条道路，但却组成了一种新型的知识分子。这些后来被称之为"民主人士"的人，身在体制外却又异常关注体制的改变或完善。在抗战胜利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这种关注有着特殊的意义，并且也使这些知识分子在那以后的十余年里，在中国的社会政治及文化领域中扮演着很独特的角色。在以后的论述中，这批人将被称为"中间知识分子"，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曾以中间人的身分奔走于国共两党之间，而且也是因为，在分析1949年以后这一段时间内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范围内对社会的参与过程中，将会发现，这类知识分子也正是介于体制知识分子与非体制知识分子之间的。 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中间知识分子在抗战胜利后对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作的来自体制外的异常关注及其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在当时并没有被体制的代表及其知识分子充分地意识到，及至这些中间知识分子的多数转而由"中间人"变为程度不同地赞成或同情共产党及其中的反体制知识分子时，即使再有所悟也为时晚矣。中国共产党1949年的胜利，不只是军事较量的结果，也是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甚至心理在内的全面较量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当毛泽东等昔日的反体制知识分子如今率领着自己的农民大军（用毛自己的话来说， 是"穿着军装的农民"）浩浩荡荡开进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时候，不但受到的工人和普通市民的拥护，而且也赢得了专家、教授、甚至民族资本家的欢迎的原因。 为什么在以后的二、三十年中，知识分子问题在中国却变得越来越棘手越来越沉重了呢吭悄敲慈瘸赖鼗逗粜率贝戳俚闹泄愦笾斗肿樱òǚ翘逯浦斗肿印⒅屑渲斗肿由踔林泄膊匙陨淼奶逯浦斗肿樱裁匆桓龈龆枷群舐涞街钊"右派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臭老九"、甚至"反革命"的境地呢？更有甚者，为什么几乎所有的针对知识分子发动的批判运动，回过头来看都可以说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失败的呢？ 如果暂且撇开每次运动的具体根源与直接导因，也姑且不论这些运动的发动者个人在个性、情感上的倾向，单就其理论认知上的因素而言，这些运动的不论成功或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同其组织、发动者总是用同一模式去套本属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关系。1949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估价，在很长时间内就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本来，"皮毛"论亦非全无道理。当一种体制解体后，原来的体制知识分子的确面临着重新寻求归属的问题。在理论上，或者是作新体制内的知识分子，或者跑到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营垒中去，或这是捡起自己原来所学的专业，作非体制知识分子中的一员。究竟何去何从，就取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和主观因素了。但问题在于，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原来的体制内成员。他们有的是原来的反体制知识分子，还有的则以前就是非体制知识分子。对前者，没有寻找归属的问题，他们只是要从新确认身分，即如今不再是反体制的了，相反，他们就是新体制内的有机成员；对后者，也不存?quot;皮之不存"或"存"的问题，他们过去并没有依附在旧体制那张"皮"上，而是"相对自由漂游"的。真正那些面临着"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问题的原体制知识分子，1949年以后，绝大多数不是离开大陆了就是不再做知识分子了。他们不可能跑到反体制知识分子的营垒中去，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营垒。作为类别的反体制知识分子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大陆是不存在的。这不仅是历史造成的事实，而且也是新体制自身必然产生的后果。 除了新的体制知识分子与原有的非体制知识分子，从类别上说，如果还有第三类知识分子的话，那就是那些被称?quot;民主人士"的中间知识分子。这三类知识分子都用"皮毛"论去说明，显然是欠妥的，因为他们并非都曾是附在过去的统治阶级（"皮"）身上的"毛"。严格地说，他们当中甚至没有多少是附属于原统治阶级的。共产党自身的知识分子且不用说，他们从一开始就是原有体制的批判者、否定者；非体制知识分子如前所述主要是生活在类似于市民社会的环境中的科学家、文人与自由职业者，他们基本上是靠自己的稿酬、版税、薪水生存的；中间知识分子与非体制知识分子是同源的，只是由于抗战后的局势促使其在体制外却有关心着体制的重建或变革并奔走于体制内与反体制势力之间，他们并没有依附在统治阶级?quot;皮"上。 有一种理论认为，在1949年以后的中国不但体制外与中间知识分子而且新的体制内知识分子都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原因是他们的出身大都是资产阶级的，或者，即使他们出生于工农的家庭，他们所受的教育也是资产阶级式的。 暂勿论并非所有的知识分子皆源于资产阶级家庭，也并非他们所受的教育都是资产阶级似的，单就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而言，是不应仅仅将出身与教育当着判别尺度的。无论是依照经典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或是韦伯的阶级论，判断一个（或一类）人的阶级属性，都首先要看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的地位、差别。 固然，出身、教育，正像种族、性别、经历等一样对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差别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它们毕竟不是判别阶级属性的原生尺度。如果说，知识分子同其他许多专业技术人员一样，因为其介于社会统治阶级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常常处在一种矛盾的境地中颇有深刻之处的话， 那么，把他们一概视作附在统治阶级身上的"毛"就失之简单了。 五、"包下来"与"赶下去" 由于"皮毛"论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成为唯一占支配地位的知识分子理论，中国社会中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陆续被塞进了一个模子，这既体现在知识分子的社会政治定位都被汇集或落脚在"资产阶级"上， 也体现在对他们在政策上整齐划一地一锅端：先是全部"包下来"，后是统统"赶下去"。 "包下来"与"赶下去"看上去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政策，但它们所蕴含的方法论取向却是一致的，即把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当作同一类的社会成员看待，而不论被叫作知识分子的人在社会定位上或在同社会体制的关系上有多大的差别。 "包下来"的本意，是考虑到一方面建设一个工业化的国家亟需大批受过教育和训练的的ㄒ导际跞嗽保硪环矫嫘陆凑墓膊臣捌渚幽谟终萌狈φ饫嗳嗽保识愿骼嘀丁⒓际跞嗽敝灰皇欠刺逯频模宦煞峙涔ぷ骰"给碗吃"。 "包下来"的结果之一，是为其倡导者所始料未及的。本想给人以稳定的职业、收入以便让人无后顾之忧地专心致志于教学、科研、创作等等，却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 作为思想观念的创造或阐释者，知识分子并不都适合"包下来"以后那样一种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忽略了上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同一般受过教育的人的区别，更忽略了他们与普通职工及公务人员的区别。知识分子结果与上述后两种人一起被纳入了包括户籍制、粮油制、单位制（含工资制、档案制等）一系列逐渐成形的以工作单位和居住地段为轴心的的制度之中。这样一整套制度的形成，既有理想的色彩又有现实的考虑，既有历史的延续又有后来的创造。几十年实施下来，人们终于意识到，在这样一套既给人保障又捆人手脚的制度制约下，人们在保持高度的同质性与约束力的同时，工作的热情、办事的效率却逐渐降低了；知识分子所惯有的"自由散漫倾向"在收敛起来甚至束之高阁的同时，其灵感、冲动、智慧、天赋也减少了。到了六十年代中期，作为这套制度及其所包含的观念的代表的毛泽东，也一再慨叹中国没有产生出自己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 不过，毛泽东把上述现象的出现仅仅归咎于知识分子脱离工农，于是转而又有了"赶下去"的政策:"不下去就不给饭吃"。公正地说，知识分子不是没有脱离工农的倾向。但是，这既是一个在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沉积起来的问题，也是一个并非为中国社会所独有的问题，还是一个"既不该如此又只好如此"的问题。从人类知识的积累与发展来说，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并不需要学会识别小麦与韭菜的区别便能在自己的领域中有所建树。相反，使他们离开已经发展成专业化的领域并因而脱离与之相应的生活环境，赶下去学习简单的栽秧插谷，除了可能培养他们与工农的共同语言以外，至少对知识（农业技术之事也许例外） 的创新并没有多少促进作用。这个道理本无须多言，人类的知识如总是从零开始，则知识的积累便是不可能的，更谈不上创新。 如果进而把从事知识积累的创新的人所自然形成的工作、生活与思维特征简单斥之为"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并因此不只是把他们统统赶到农村、工矿去，甚至发动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或意识形态批判，而且一次比一次面广、一次比一次激烈，那么，其结果是不言自明的：不但没能产生出新的哲学家、史学家、文学家，而且原有的这种种家们也都没法再扮演他们的大家角色；不但知识分子而且普通的民众也都越来越对政治运动、思想批判反感乃至厌恶。从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到四五运动的爆发，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 至于知识分子自己在这几十年中的所作所为，进一步的研究将会表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前面曾提及的以工作单位和居住地段为轴心的那一套制度的，同时也受制于他们同现行体制的关系程度的：在这样一套特定的制度之中，越是同现行体制关系密切的知识分子反倒越能（相对地！）左右自己的行为；换句话说，相对说来，体制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的这一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制度内比其他类型的知识分子反而有更多的主动性。在这里，很容易忆及马克思的一段名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决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 六、结语：知识分子的过去与未来 毛泽东在其青年时代便不满足与对中国社会中各种成员（尤其是农村社会中的各种成员）作过于简单的划分，从而对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做出了曾被公认为是"经典"式的分析。与毛泽东分析过的这些社会成员比较起来，知识分子似乎更难捉摸、更难归类。中国近代以来的知识分子尤为复杂，有崇尚现代科学的与笃信传统文化的，有主张改良的与鼓吹革命的，有左倾的与右翼的，有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不一而足。不论那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与世界、个人与集体、民众与官员之间，都承受着、体现着纷繁杂存的矛盾、冲突，从而常常使自己处于进退两难、里外不是的狼狈境地。由于一百多年中国社会的激烈动荡，不同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以及政治派别、思想倾向上找不到共同的归宿。随着中国一步步迈向改革和开放，社会成员的分化将更趋复杂和多样。在这一个分化的过程中，知识分子在社会定位与价值观念上也会有更多的类型和趋向。中国知识分子是殊途且不同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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