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化问题是指在政治体系中政治主体或政治机构的政治活动是否符合规定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如果人们严格按照规定的制度和程序进行，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高；相反，如果人们不按照法定的制度和程序、而是随心所欲地进行政治活动，我们就说政治制度化程度低。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在政治实践中对于政治制度化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对也不高。这一问题在农村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农村在我国众所周知的特殊地位，因而研究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问题对于我国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一、我国农村政治表现出较低的制度化水平

    从政治活动制度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农村政治表现为低度的制度化。也就是说，中国农村政治的各个行为主体，不能经常地、自觉地按照法律和制度的规定进行政治活动，农村政治缺乏制度性和程序性。

    1．农民政治参与的非制度化
　　毫无疑问，农民是我国农村最广泛的政治行为主体，但是由于我国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得到的政治知识和政治训练也少，对参与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知之较少，因而他们相当多的政治参与都表现为非制度化。农民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主要有行贿、越级上访、报复农村干部，甚至与农村干部发生武力冲突，集体冲击国家机关或政府部门等。近年就发生了很多起这样的事件，如1999年10月，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清泉镇某村农民由于对法院裁定不满，竞聚众冲进法庭挟持了法官，成都出动了近百名法警才将法官救出 。在2000年3月，在广东省五华县硝芳镇也发生了一起农民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恶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百余名农民围攻镇政府和派出所，抢走了被传讯人并砍伤了派出所所长 。另据调查，辽宁省新金县在1990年发生的农民以各种形式报复村干部的事件达110起jy。山东省沂水县1993－1996年间，发生的故意报复、侵害村干部案中较为严重的就达14起 。

    另外，在不少地方的乡镇选举和村委会选举中，有些农民竟明目张胆地破坏法纪、扰乱选举，有的是以暴力手段破坏选举，有的是以金钱买卖选票贿赂选举，有的是以威胁、恫吓手段胁迫选举等 。
    不仅农民如此，农村干部的非制度化政治行为也很普遍。由于农村干部是政治职业者或半政治职业者，是农村政治中最活跃、最积极以及最具决定性的政治主体，所以他们的非制度化行为就更能说明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特征。

    2．在干部产生和任免问题上的非制度化

    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乡镇政府主要领导由乡镇人大选举产生，对乡镇人大和上级政府负双重责任。但是在实际中，乡镇政府主要干部一旦产生以后，就只对上级政府负责，几乎完全与乡镇人大没有任何关系。上级政府不与乡镇人大进行任何协商而任意撤换、调动乡镇干部的现象司空见惯。在村一级，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太子接班”，在不少地区，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职位是在家庭内部传递的。另外，通过不正当的或是非法手段当选为农村干部，是在一些地区乡村两级干部的产生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我国农村目前普遍村民自治制度，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的规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由村民直接提名，村委会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但是不少地方的乡镇党委和政府却仍然指定村委会成员的候选人，或用红头文件直接任免村委会干部。如海南省琼海市大路镇云满村。因16名党员联名推出的村委会主任候选人与镇领导心目中的人选不一致，大路镇委及派出所出动3辆汽车，镇委书记挂帅，把签名推荐候选人的部分选民连夜带走，以“企图推翻村委会”的罪名对他们实行了变相拘禁 。浙江省上虞市某镇于1998年12月19日竟用红头文件任免村委会主任：经镇党委研究决定，提名林炳华等16人为林岙村等村的村委会主任，建议卢兴尧等13人不再担任村委会主任职务，还建议7个村的村委会主任改任主任助理 。

    3．干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

    这主要是农村干部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jy。农村干部中的越权和滥用权力行为相当普遍，有的已经到了非常可笑的地步，如镇委书记在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查封法庭，村组干部未按时到会竟遭到乡干部的草绳捆绑等等。
    如1993年9月27日，河南省邓州市都司乡副乡长带计生助理、计生所副所长到付营村召开计生会。部分村组干部因忙于农活没有通知，计生助理和副所长竟指挥村支部书记用草绳把6名村组干部捆绑后带到村部，另一名也被传去关押，直到晚上10时左右才将7人陆续放回 。 再如1996年5月24日，江西省乐平市涌山镇在校中学生银兰在自家的责任田育秧，却被镇计生办的工作人员带到镇政府，不顾银兰的一再声明，强行在计生服务所对银兰作了B超孕检。次日晨，其母同村支书到镇政府评理时，又遭人拳打脚踢。于是他们将镇政府告上了法院，经法院裁定，涌山镇政府向银兰赔礼道歉，并赔偿2679.22元 。又如1998年9月8日，安徽省南陵县戴江镇党委书记王德贵要对早育两个月的农民进行治安拘留，因不符合规定而被乡派出所和县公安局否决。于是他就宣布了一条镇党委意见，要求副镇长兼派出所所长许小宁立即调离，否则该乡就不要派出所了 。

    据江苏省南通市统计，该市某县级市自1994年以来共120起行政诉讼案，其中乡镇政府作为被告的有72件，占总数的60％。同时，作为被告的乡镇政府败诉率市达58％，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在农民向法院提出的行政诉讼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败诉率居然占多数，这充分说明了农村的基层行政机关不能依法行政。至于乡村干部违反党和国家有关文件和法律的规定，任意加重农民负担的事件就更是屡见不鲜了。当然更严重的是乡村干部私设公堂、乱用刑罚的惊人现象，近几年来，竟有一些农民被这样的“黑公堂”活活打死。总之，我国农村干部在行使权力过程中的非制度化现象相当普遍，这是农村干部政治行为非制度化的最主要的表现，也是判断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程度不高的一个最主要的依据。

    4．在财务管理上的非制度化

    由于我国农村政治和经济密切相关，乡村财务管理作为政府行为或基层自治组织的行为，直接涉及到农民的经济利益，影响农民的政治行为，所以也是中国农村的一个政治问题。乡村财务管理混乱在我国农村很多地方是很普遍的现象。它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第一，财务活动不公开。耕地、鱼塘、店面、厂房等的承包活动不进行公开招标，村民委员会在农民群众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把这些集体生产资料承包了出去。收支账目不按期公布或根本不公布。第二，收支无计划，胡乱开支。一些村委会不搞财务收支预算，经常请客送礼，随意开支，形成花钱不知数、提留没有度的混乱状况，既加重了农民的经济负担，又为村干部的贪污腐败提供了可乘之机。第三，账务混乱，不符合财务管理的要求。有的乡村账簿不全，有的甚至没有账，有的却有多套账。记账也不规范，有跳行跳页和涂改现象。有的地方财务审批没有专人管理，竟然同时多人有批改权。票据不规范的现象更是普遍存在，在多数的乡和村的账务中，都有白条入账。第四，贪污挪用，损公肥私。以上的财务不公开、收支无计划、账面混乱导致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为乡村干部的贪污挪用、损公肥私提供了便利条件。财务管理的非制度化经常会造成农民对干部的不满，容易产生干群矛盾。
    可见，政治制度化建设在我国农村政治中还是一个相当薄弱的环节，这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致力进行的“法治”建设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障碍，对我国农村政治发展水平的提高无疑构成了一个严重的制约。因为政治发展不是别的，正是一个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化程度和政治制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政治民主化和政治制度化在很大程度上又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没有制度化的政治民主是不能持久延续的，而政治制度化如果不是以民主为价值目标，它的存在将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国农村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和政治发展的关键时期，政治制度化建设就显得十分重要，因此针对我国农村当前较低的政治制度化状况加强分析和研究就成了我们的一个当务之急。
    二、并不复杂的原因：“礼治”社会和集权体制的影响
　　要想深入分析我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现象，恐怕首先应该研究为什么我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即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我国农村的政治制度化水平不高呢？把一切需要解释的问题都归于文化上的差别似乎是一种省事的办法，但是结果往往就象什么也没有说一样；把所有的差别都推到经济发展水平上似乎是一种唯物主义的观点，但是片面的“经济决定论”除了什么也说不清之外，还让人感到分外地庸俗。对于当前中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我们最好还是找更直接的原因。
　　1．“礼治”社会的影响
    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的特征归于“乡土本色”，而这“乡土中国”秩序的维持靠的是“礼治”的传统 。当代中国尽管已经不同于费孝通先生当年所考察的中国，但是传统有它的延续性，尤其在中国的农村，礼治影响的痕迹依然清晰可见。
    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停留到这里为止，那我们就陷入了上面所批判的“文化决定论”了jy。礼治因素对中国农村政治非制度化的影响并不是什么礼治的文化，而是体现在两个非常具体的方面。一是在礼治社会中社会权威对国家权威的消解；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当传统礼治的力量土崩瓦解时法治的权威却仍然没有确立。
    礼治社会并不是无法无天的“无政府”状态，它也有自己的行为规范，换句话说，它也有自己的特定要求，所不同的是，它不是对现代意义的“政治制度化”的要求，而是对传统的“礼的统治”的要求。不论是对于传统的中国农村还是对当前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现代特征的中国农村来说，对于人们行为的规范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社会传统力量的礼的规范，二是来自于国家力量的政治和法的规范。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农村来说，来自于传统力量的规范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不论是在内核上还是在外部特征上大体都是一致的，都是“礼的统治”，这两种规范力量其实是合而为一的。这并不是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趋同于来自于国家力量的规范，而是相反，是国家直接接纳了来自社会力量的规范，并把它上升为国家的规范（就此而言，在中国的封建社会，社会、家庭和个人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空间，国家的政治力量笼罩一切）。这些规范的共同特征在于维持一个上下尊卑有所区别的特权社会，在这样的特权社会中权势人物的个人偏好的作用就远远超过了国家的制度和法，因而按照今天现代政治的眼光来看，不仅仅是中国古代的农村，其实整个中国古代的传统政治都是没有任何“政治制度化”的意识可言的。
    在中国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支配农村人口行为规范的这两种力量便开始走向分野。因为国家和政府是一个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的起点和推动者，因而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偏离原来的标准而起用一套新的规范；但是农村相对却是国家政治的“边缘区域”，传统的规范力量仍然占居主导地位。所以从这个时刻开始，这两种不同的规范力量便开始在农村互相冲突和争夺支配权。这种冲突和斗争在中国农村已经进行了百年左右，迄今仍在继续。
    不幸的是，在这种争夺支配地位的斗争中，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如果不是总是，那也是经常居于上风。在农村中，不论是对于社会范围内的事务还是对于国家范围内的事务，人们往往倾向于首先动用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进行规范。如在男女婚姻问题上，尽管婚姻自主是国家法律的规定，但是在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农村仍然发生了自由恋爱的青年男女因辈份不同而被族人处死的悲惨事件 。这是在社会事务范围内两种规范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传统的力量获得了胜利。在国家事务的范围内，由于来自传统力量的规范一是本来就不能提供太多的标准，二是即使提出了规范标准，那也是与现代政治制度化的要求相距甚远、甚至相互冲突的。而在这种冲突中人们往往首先选择的却是来自传统的规范，因而不论是农民还是农村干部，他们在参与政治生活时表现出非制度化有特征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在新中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之后，中国农村的情况要比以上所述复杂得多，尤其是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后，这个变化就更大了。这就涉及到礼治社会对今天中国农村政治制度化水平影响的第二个方面了。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时期内礼在一定程度上仍然能提供一定的行为规范的话，那么今天它的这种能力已经大为下降了。改革的大潮逐渐动摇了农村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但是当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开始不屑一顾的时候，却发现并没有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能够深入人心。如果用一句话来简单地概括这种现象的话，那就是：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不论是在社会事务的范围还是在国家事务的范围，传统的礼治秩序已经或正在走向崩溃，但是现代的法治原则却还未能确立。这就使得今天中国农村的各个政治行为主体在参与政治时呈现出更多无序的、非制度化的特征。
    2．集权体制的后遗症
    当近代中国开始走向现代化的时候，不仅来自传统的规范力量不断消解来自现代国家规范力量的影响，并且作为现代化的中心和推动者的国家也并未有意识地接受和推进现代政治的民主和制度化的观念。如果把辛亥革命视为中国全面走向现代化的标志的话，那么在国民党退出中国大陆前仅仅完成了军事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显然更加注重政治现代化的进程，它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民主权利，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更加充分地保障了广大人民基本人权的实现。但是在具体的政治体制的选择上，我们更强调的是用集中权力的办法保证效率，却较少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而产生腐败的角度来设计我国的政治体制，来使我国政治生活更多一些权力制衡、更多一些制度化和程序化建设。这就使得我国的政治体制在改革开放以前呈现出非常明显的集权化特征，这在实施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时期的农村表现得尤为突出。
    人民公社体制是一个高度集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人民公社是一个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功能为一体的组织体系，它兼具基层行政管理和社会生产管理的双重功能，又是农村基层社区组织。公社对基层乡村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分为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这套组织体系的突出特征是领导权力的高度集中统一。农村公共资源的支配权集中于自上而下、具有高度组织化程度与纪律性农村基层党组织，实行党对农村的一元化领导。在人民公社的结构中，公社党委和大队党支部是权力的实际掌握者。公社党委对全公社的工农商学兵、党政财文经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生产大队设有隶属于公社党委的党支部，生产队又设有隶属于党支部的党小组。在公社党委和生产大队党支部内，权力又高度集中于党的书记。当然，党组织并不亲自处理一切事务，与它并存的政府组织、军事组织和群众组织实际上是它的决议的执行机构。通过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形成了农村公共资源由下向上集中，由行政向党组织集中，由党组织向党组织负责人集中的高度集中统一的政治系统 。
    在这种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人们的意志、要求和个性普遍遭到严重的压抑，干部已经习惯于在自己的“领地”内我行我素和命令他人，普通民众也已经习惯于服从长官意志。因而每一层次的长官的意志就成了左右这个体制的主导力量，成了决定这个体制运行效果的主要因素。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企图运用制度的力量来规范农村乃至全国各级干部的行为、使他们完全按照制度规定和程序来行事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也就是说，这样高度集权的体制不仅遏制了民主的发展，而且也是不可能产生政治制度化的；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体制自身根本就没有进行民主程序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意识。
    更为不幸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缺乏民主传统和政治制度化传统的国度里，尤其是最为严重的农村地区，这种高度集权化的体制一下子就强化、延续了二十多年，它的影响可想而知。直到今天，不少的农村干部仍然按照人民公社体制的方式行使自己的权力，而不少农民也仍然默认他们的工作方式。因此这种集权体制的后遗症更使得政治制度化在中国农村步履维艰。
    由上可知，在当前中国农村，一方面，在来自社会的传统规范力量在消解和对抗着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这两种规范力量的冲突制约着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同时，在另一方面，来自现代国家中心的规范力量自身在很长的时期内由于旧的体制的影响作用，不仅不能有意识地推动政治制度化在农村的实现，反而在一定程度上与政治制度化的要求是背道而驰的。尽管我国目前在党的领导下已经迈上了法治建设和政治制度化建设的轨道，但是旧的高度集权体制的影响仍然是存在的，在农村地区这种影响还是相当大的。这两大方面的因素使我国农村政治的制度化状况还不如人意，农村政治中存在比较突出的非制度化现象。
    三、农村政治制度化建设的突破口
    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进程中，政治制度化建设是一个基础。政治制度化不仅与我们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它与政治民主化也正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因而对于我国农村政治中的非制度化现象，我们不能等闲视之，而应该从促进我国农村长期发展和稳定、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高度深入研究，正确认识，并做好为之长期努力的准备。
    从长远说，农村政治制度化的目标是要实现来自国家的规范力量在农村的归位，即在农村实现：凡属于政治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国家的行为规范；对于社会领域的事务，人们遵循来自社会传统力量的规范（当然，来自传统的规范也需要随着社会的进步而重建）。那么从当前来看，我们应该如何促进我国农村地区的政治制度化建设呢？健全制度和法律当然很重要，但显然超出了我们在这里讨论问题的范围，因为政治制度化问题并不是制度和法制健全不健全的问题，而是人们是否遵循政治生活的制度和程序的问题。所以人的问题乃是政治制度化的关键所在。具体到当前我国的农村，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如何对我国农村居民进行政治社会化 的问题。

    革命导师曾经教导我们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个教诲说明了农民问题的重要性和教育农民的重要性，是永远闪耀着光辉的真知灼见。但是在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问题中，我认为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干部。因为在我国农村的政治行为主体中，尽管普通农民是人数上最广泛的主体，但是他们并不是政治职业者，在多数情况下他们是政治活动的受动者而不是主动者；相反，尽管农村干部在农村是一个人数较少的政治行为主体，但是他们是农村地区最主动、最活跃的政治行为主体，正是他们的政治行为决定了农村政治的最主要方面的特点。并且，在农村干部与农民之间的关系上，农村干部的政治行为对农民具有非常直接的示范作用，在如何参与政治生活的问题上，农村干部正是普通农民在行动上的老师。农村干部参与政治生活的方式，必然成为农民效仿的榜样。而在另外一些情况下，农民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正是农村干部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引起和激发的。在很多农民与干部冲突、农民集体冲击政府机关或部门的非制度化行动中，直接的导火线都是农村干部行为严重失范而引起的。所以解决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的非制度化问题，最主要的突破口应该选择农村干部而不是普通农民。
    至于选择好突破口以后具体如何操作，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似乎要超出了本文的能力之外。但是，以下几个方面恐怕是必须要考虑的方面：第一，对农村干部的非制度化的政治行为，仅仅靠教育够不够？如果不够，还需要些什么？第二，在对农村干部的政治制度化的教育和训练中，应该教育他们什么样的内容？仅仅让他们通晓有关的法律制度、以及相应的政治程序规定够不够？如果不够，还应该怎么办？第三，农村干部的民主观念对于他们政治行为的制度化具有什么样的影响？第四，农村干部之外的农民，对于农村干部政治行为的制度化能不能发挥作用，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