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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美的大学传统是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在ACADEMY建立第一所学园开始的。从柏拉图《理想国》、《巴门尼德斯篇》等著作记述的各种研讨、辩难的风格看，在ACADEMY学生学习的主要形式是研讨，但研讨没有严格的师生之分，大家平等，是探求真理的同路人，在这些讨论中，老师并不认为自己是有知识的人、教导者，老师只认为自己是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从内容看，研讨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导师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大家的目光导向世界的本源、神、纯粹善等抽象的本体论问题，在这里老师并不教学生怎么具体地做人，怎么具体地成事。 在中国，情况恰好相反，中国教育的传统源自孔子，孔子是注重“人伦”和“事功”的，孔子的确是一个很有境界的人，他是一个活得很审美的人，他听音乐会把肉的滋味也忘了，但是，孔子的境界也就是“人”的境界而已，他的学问大多集中在如何处理人际关系上（“人统”）以及如何具体成事上（“事统”），并不教导学生以对知识的抽象兴趣，他不愿意像苏格拉底那样以讨论超越人伦事功之物为使命，子路问孔子怎样服事鬼神，孔子说：“活人还不能服事，怎么能服事死人呢？”子路又问死是怎么回事？”孔子说：“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清楚，怎么能懂死呢？”孔子关心的是如何“把‘生’搞好，‘活’下去”的道理，而不是“生”与“死”的大道理。另外，孔子和学生的关系是严格的师生关系，《论语》中主要是孔子被称为“子”，其他人都是学生，他们和孔子不是平等讨论“真理”，而是“侍坐”、“问道”的关系。 总的说来，中国思想是内敛的，其标志有这样几个：一、顺从。孔子是把“孝”作为人伦道德的核心范式的，孝作为伦理规范，它的要求是什么呢？顺从，儿子顺从父亲，臣子顺从君主，妻子顺从丈夫……，整个社会被孝结构为一个阶梯型的顺从体，而这之中，顺从的核心是个人顺从家庭，子女顺从父母。这导致中国道德思想的第二个特征。二、中庸。孔子把一个人逾越自己的地位，议论国政大事看成是最大的罪，儒家强调的是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安于自己的身份，守住自己的那份职责就可以了，儒家认为“孝”的礼仪已经给每个人安顿好了位置，逾越这些位置就有罪，就不合礼法，即使你是出于好的动机。三、退避。息事宁人的退避是儒家道德观中的一个核心。孔子和孟子都主张“邦有道”时候，出来做事，用正直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而“邦无道”呢？他们都主张退避。一次孔子谈到古代一些不得志的人才，然后针对自己说道：“我和他们不一样，没有什么可以，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孔子这样说的意思是什么呢？他的意思是说，他自己是一个懂得权变的人，孟子后来在评价孔子的时候说“孔子是一个识时务的人”，就是指此点而言的。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为什么是这样的呢？ 因为我们只是止于人事、人心。人心尽到了，人事尽到了，事情也就到头了。当然，中国古代也有很博大的思想，如墨家是讲究“兼爱”的，但是这个兼爱经不住孟子的反驳，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兼爱还是奠基在人事、人心的基础上的，没有超越性。墨家的信徒夷子来找孟子，夷子说：“儒家的学说认为，古代君王的爱护百姓好象爱护婴儿一般，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爱，并没有亲疏厚薄的区别，只是实行起来从父母亲开始。”孟子说：“夷子真的以为人们爱他的侄儿和爱他邻人的婴儿是一样的吗？夷子不过是抓住了这一点：婴儿在地上爬行，快要跌进井里去了，这自然不是婴儿的罪过。这个时候不管是谁家的孩子，无论谁看见了，都会去救的。夷子以为这就是爱无等次亲疏，其实这只是人的恻隐之心罢了。万物只有一个根源，就人来说就是父母，当然以自己的父母为最爱了。”人事的道理都是相对的，所以夷子的道理经不住孟子的反驳。在儒家看来，爱是有条件的，人最亲的爱就是父母，然后才能推己及人，去爱别人。 这样的思考是不是就是“人文”的呢？我认为还不全是，人文思考从根基处说是一种对存在的抽象玄思。实际上，Humanity（“人文”——在中国并没有词源学基础），Humanity，它的根本性观念是从类的角度来思考人（Human beings considered as a group; the human race），思考人的存在根基，由此才会有下述超越性问题：人的本性、人的本源、人和大自然的关系、人和神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它把人作为类来思考，所以我们说它的思考是超越具体人伦事功，超越有限存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人文”一词的根源古希腊和罗马（Humanity在西方也可以解释为The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of ancient Greece and Rome; the classics），它是以古希腊思想及其方式为根基的。 二、 西方的现代大学是启蒙运动的产物，19世纪启蒙主义兴起后，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现代大学“柏林大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渐渐地引入了大学教育，它们和人文科学在大学里双峰并置。柏林大学的教育模式深深地影响了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学，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人文教育是从北京大学开始的。 但是，我们不能过分夸大北京大学的人文教育的性质。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打出了两个口号，科学和民主，这两个口号都是事功性的，都不是“人文”（文学、艺术、哲学等）的，特别是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科学和民主是被简单地当作“救国”这个事功的工具来认识的。它没有获得更为根本的“人文”观念（对存在的本源性探究、本体论哲学）的支撑。相反，它的支撑来自“爱国主义”以及与之配套的“反帝主义”，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爱国和反帝是一个事物的一体两面，只有反帝才能爱国，对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仇恨就来自于这种教育，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20世纪成长起来的中国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中长大的，我曾经说过，中国社会的爱国情绪其实不是由“爱（自己的亲人、国家”的正面情绪来支撑的，而是由“恨（西方）”这种情绪来支撑的，也因此这种精神体制之下的中国教育必然要以西方为假想敌，一方面是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本能的嫉恨，另一方面是长期对西方世界的妖魔化导致几乎没有中国人能客观公正的认识西方。近代中国人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也就是“向西方人学习是为了打败西方人”，翻译成具有道德讽刺意味的语言就是“向老师学习是为了打败老师”，这种只讲策略不讲道义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思路”实际上一直主宰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这使得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向着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一方面是经济的不断发展、军事的不断强大，一句话综合国力不断提升，另一方面是对西方的嫉恨也与日俱增。这种嫉恨经过“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矛盾”理论的提升，经过中国国内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现实的直观教育，最终发展到了今天这样的局面：人们因为嫉恨而失去了起码的同情心――这是对“以嫉恨为现代化动力”的中国社会之现代化结局的一个最好的注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人文教育应该反思。 中国现代化的曲折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非道德主义现代化”的曲折，何以“夷人”的长技（科学和民主）在“夷国”有效，拿到中国效果就是另一番模样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我们以前很少思考到的——我们缺乏超越的文化基础。民主和科学作为西方人的“长技”在西方的确是有用的，原因是民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契约需要有更高形式履约的保障，在西方这履约的保障是人与上帝之约，人们信仰一个上帝，都要向上帝负责，而在中国就没有这样的基础。20世纪中国思想界走得最高远的人是鲁迅，但是，鲁迅并没有走出中国思想的最高境界“虚无”，他的怀疑、绝望、厌恨、“痛打落水狗”等等思想就是例证，而整体上看以中国现代文学为例，现代中国并没有出现类似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那种教人以面全人类的爱、悲悯、同情的超越的文学家、思想家，中国现代有的是那种主张阶级斗争的作家歌颂暴力革命的作家，赞美战争的学者，却没有一个像托尔斯泰那样能够超越一国文化的有限视野，用世界的超越的精神来关照地球和人类的思想者，而这正是人文精神和人文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把五四以来北大在人文精神的创造力以及教育力方面的表现神化，和中国社会的经济建设相比，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人文精神及其教育的发展是滞后的，缺乏整体性理论创新，中国社会在外观上正急速现代化，但是，中国社会并没有同步地建构自己的现代人文精神体系，中国人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人文家园。 三、 “人文”的核心命意是超越个体、超越种族、超越国家从人类整体甚至宇宙大全的角度思考世界，它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边界处开始的一种超越性思想观和价值观。在当代，“人文”精神的根本命题是由全球化带来的。但是，全球化作为一种普世主义思想在当代中国尚缺乏被正确理解的基础，全球化作为一种现代人文价值观，不仅仅意味着建立世界化共同市场的经济观念，建立以联合国为首的世界政府的政治观念，更主要的它还意味着把人置于政治之上和国别之上的世界主义人本观念。这种观念，在西方是建立在一元论哲学以及基督教思想的基础上的，一元论哲学追求总体、本源、统一的思维导致对世界一体化的追求，而基督教思想追求万有归一更是为全球化价值观念奠定了基础；中国哲学是没有本体论关怀的，中国思想中最流行的是怀疑论和相对主义，这种思想状况和中国在宗教信仰上的多神偶像崇拜联系在一起，这些使得中国思想中有家族之爱，有忠君爱国，却没有世界之爱，有对等级的崇仰和热衷，却没有对平等和自由热爱，有对物的爱却没有对人的抽象爱，而没有后者作为基础，就难以理解全球化所暗含的价值观前提。而除了这价值观前提之外，当前的全球化还包含了重新确立人和地球的关系（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的思想内涵，重新确立民族文化和世界文化之间的关系（反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种族民族主义）的思想内涵，进而甚至还包含了对人神关系（呼吁世界范围内的宗教现代化改革）的重新理解，而这些无论在什么层面上都是和中国学者的思想传统以及当前见解相抵牾的。 在这种情况下，“全球化”被中国知识分子们理解为是西方跨国资本剥削中国，西方强势文化侵略中国民族文化的机会和借口，就不是什么难以认识的事了。只要在东西方二元思维的基础上，中国思想界就永远不可能理解全球化的真正涵义。何以如此？中国思想和精神不利于培养基于世界感情以及人类感情基础之上的现代人文意识。我这里所说的世界感情不是指某一种宗教，而是指那种把全人类联结起来的意识、团结的意识、互爱的意识。在这个前提下，我愿意这样认为：基督教为上述世界宗教意识提供了样板（当然，它还不是我所要的这种意识本身）。在这方面中国思想是匮乏的。圣经《马太福音》中有“论爱仇敌”一节，其中讲道：“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作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一样。”这是古代拿撒勒的耶稣所阐扬的精神，而正是对这种精神，绝大多数中国人是不能理解的。基督是用“兄弟之伦”来规范整个世界的，他要所有的人都以弟兄相称，他为自己的门徒洗脚，就是为了让自己的门徒知道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都是兄弟，要互相示爱，因而基督思想中天然地包含着平等、博爱的内容。而儒教是以“父子之伦”来规范世界的，孔子把一切人伦都看作是“父子之伦”的衍生提倡以“孝”治天下，“父子之伦”是“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不平等、不自由的伦理，这种伦理是不以博爱为原则的，而是等级主义的服从为原则的，儒家的“仁爱”思想主要包含的是对血缘关系（国家、民族、家族的爱）的认同，是有条件的，因而儒家文化区的知识分子后来也很容易接受“阶级”学说。中国人是强调斗争的民族，民国时期的内战、文革的内斗锻造了国人的暴力思维，只要能够达到目的，没有什么牺牲是不可以的，为了一群羊可以牺牲草原小姐妹的生命，为了一个主义当然可以牺牲许多无辜百姓的生命了。《水浒传》成为中国人特别爱看的小说，一部中国名著，和中国人的嗜血心理不是没有联系的。《水浒传》中的英雄们所杀的人中到底有多少是恶贯满盈的贪官污吏呢？实在少得可怜，英雄们多的不过是嗜血的本能和草菅人命的凶性而已。在《水浒传》的视野中中国人怎能区分正义的暴力和不义的暴力呢？在大多数?泄说囊馐吨斜┝Χ际且桓龆鳎匆晃锻瞥缢巴创蚵渌贰薄ⅰ鞍训腥舜蚍诘兀弦恢唤拧薄ⅰ巴创蚵渌贰保跋鸾准兜腥恕薄ⅰ叭玫腥擞朗啦坏梅怼钡鹊龋词橇车闹赋馑５比唬也皇撬狄靡盏木裉畈怪泄枷耄颐钦飧雒褡迨敲挥幸辉竦男叛龅模衷谌ド煲桓隼匆彩遣豢赡艿摹?BR> 实际上，西方人的精神世界中，神一直有两个，一个是宗教的神，像上帝，一个是哲学的神，像“本源”、“存在”、“宇宙精神”等等，对于宗教的神，西方人也不是没有抱怨的，尼采就声称要杀死宗教的神，但是，尼采呢？他没有杀死哲学的神，他宣称杀死了上帝，但是依然保持了对哲学神的追求，在《瞧！这个人》中他把自己描述为是一位打着灯笼寻找神的人，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什么是哲学的神呢？超越性、绝对性、本源性、完全性。要有对绝对、超越、本源、完全的向往和追求，不要把人当成终极、绝对者，西方人为什么会产生全球化意识呢？因为他们有追求“大全”的意识，绿色和平运动为什么发源于西方？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这样强烈的“人类中心”意识。讲人事的思想，到爱国、爱家就结束了，讲终极的思想，要到爱全宇宙、爱无限者才结束，这里有很大的不同。“九一一”事件之后，许多中国人弹冠相庆，是什么使我们中国人对人家（退一万步说，美国人是我们的敌人吧）的遭难取如此幸灾乐祸的态度呢？可能跟中国思想的上述根源有关系，我们讲事功，敌人爱的，我们就恨，敌人恨的，我们就爱，我们的思想到我们对敌人的恨就中止了，没有想到在敌人和我们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终极，那个终极要我们更多地学会爱，学会怜悯，学会敬畏生命，敬畏存在。 然而，我所认识到的人文精神，正是从这后一种情况发生而来的。如果说，“人文”精神的诞生始于对生命的同情，始于对暴力的憎恨，始于人类通过对话、交流获得与对手的和解，而不是通过消灭异己份子的肉体来获得自我统一，那么对敌人所受的无辜灾祸报以热烈掌声的国人似乎还处于尚未开化的境地，什么是野蛮呢？没有起码的对于无辜者的同情、对于死难者的怜悯、对于同类者的仁爱，他们失去了一个人起码的是非感——这才是真正的野蛮。人类和动物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人类可以越过自己的血缘、功利，去爱和自己无关的事物（大地、天空、树木、昆虫、鸟兽、他人等等）；人类可以越过一己恩怨去爱自己的竞争对手甚至敌人；更主要的是人类的爱是超越自我的。这正是人之为人的地方，也才是人文精神之为人文精神的地方。中国社会现代化精神，表面上看是在反传统的基础上铸就的，但是骨子里却是另一回事。现代作家对中国古代文言文学没有好感，但是，他们却把《水浒传》、《三国演义》这些古代白话小说看成是中国现代白话文学的源头。那么《水浒传》、《三国演义》到底是什么样的小说呢？《三国演义》是一部极端推崇和热衷于权术的小说，认为人的权术可以解决天和地间的一切问题，对“公义”、“正义”、“历史必然”没有什么信念，这是《三国》非常突出的问题，在《三国演义》的世界里，只有对人的智慧的信仰、对策略、计谋、阴谋的信仰、人与人之间的“义气”而没有对终极的道德、真理的信仰；《水浒传》对暴力的热衷更是明显，武松杀嫂的描写、李逵活吃人肉的描写等等，一个“义”字掩盖了多少冤魂的屈死，掩盖了多少“所谓英雄的嗜血本性”？中国人没有宗教情怀，比如“爱”、“同情”等等，所以没有对“暴力”的批判能力。（显然，出于对白话语言形式的欣赏，中国现代作家接受了这些小说，这些小说中所透露出来的那种重视权宜之术、信仰暴力的精神也渐渐地被转化成了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精神资源，在“革命思维”、“反帝思维”等中发挥了极端重要的作用。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中国现代文化没有根本上和封建文化的的病态性、暴力性、权术性分道扬镳。 四、 我们现在主要是把大学教育的性质定位在知识教育、技能培养上的，我们的大学大多是教学功能型的，我们没有把大学当作人文精神的发生和传承器。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理工类大学或者专业中，也发生在文科类大学甚至人文专业中，文学系教学生的大多是文学知识，教师看重的是学生写作能力、阅读、表达等技能的培养，教育目的是把学生培育成秘书、语文教师、编辑、记者等等，大学文科教育变成了职业培训。但是，实际上大学教育尤其是大学文科教育不仅仅是技能的教育，同时还是价值观的教育，没有价值观教育就没有“人文”教育可言，文科教育和价值观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二者合一才能构成人文精神生长的土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把价值观、思想观教育仅仅理解成是政治教育，在大人文学科中没有充分重视其中爱的教育、善的教育、美的教育等价值内涵，没有注意丰富学生的情感，让学生对人生有更丰富的体验，了解什么是善，教会他们理解亲人之爱，故乡之爱，给他们对自由的渴望，对道德生活的向往；教会他们用勤劳的手段去获得自己更加幸福的美好的生活信念；教会他们用同情、怜悯、爱的眼光看待世界，没有教学生以爱美的心，对自由、对幸福、对人生现代化的理解。 中国要想真正普遍地提高全民的人文素质，就必须从大学教育改革上找突破口。当前，大学文科教材在一些隐性价值观念上是有问题的，许多是跟不上当前的全球化、世界化发展趋势的。例如文艺理论教材中的阶级论命题，再比如，对1949年以后十七年文学作品的再认识问题，革命传统教育是必要的，但是，有些传统在和平时期是要具体分析的，如暴力斗争意识、阶级仇恨意识、个体服从意识等等，革命时期的内涵与和平时期的内涵应当有所不同，这些就必须按照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思想”思想加以改造，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高度、生产力发展的高度重新阐释。“三个代表”理论是一个伟大的理论构架，它为新的人文价值观提供了无限的阐释空间，当前文艺理论工作者如果能以巨大的理论热情热情投入到这一新的人文价值观的建构之中去，其创造空间是非常大的。 我们现在的大学教育死的东西太多，活的东西太少，甚至把古文中许多美好的东西变成死的东西，这是一种悲哀。大学教育的人文内涵没有得到重视，我们要让学生通过教育，了解到自己的人生与社会需要的切合点；通过教育，让学生产生个性化的人生观念，最后形成自我决断、自我选择、自我造就的信念和勇气。教育的结果不是知识，不是道德，而是一种自我的能力，就是说，要让学生用自己的脑子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自己的职业，选择自己独特人生道路。大学教育应该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独特的作用。 大学人文教育不仅应该从内容上加以改进，还要从形式上加以改进，让教学形式本身就是“人文”的。大学教育应该是兄弟式或者朋友式的，应该摆脱传统的师道尊严――等级制的教学方式，要建立一种类似于西方柏拉图对话录那样的对话式的教学，老师要把自己当作一个知识和思想的助产士，而不是强调自己是道德楷模、知识源泉，老师与学生的关系是一种平行关系，大学教育不应是压制或者压迫教育，教育的动力应该来源于学生自己。而且要让他们学好语文，就应该让他们接触社会，让他们到社会中去实践。我相信大学人文教育水平的提高只能来自两方面：大学生人文作品阅读量的积累，人文思想观念的成型与个性化，所以我们的大学教育应该围绕这两方面做文章，而不是舍本求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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