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传记文学是以刻画人物为主的一种文学形式，但又具有历史的真实性、可靠性。中国古代传记以发展，以唐代为枢纽，形成两个不同的重心。唐代以前的传记，以史书中的传记（即史传）为主流，代表作如《左传》、《国语》、《战国策》，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的出现，使史传文学呈现出勃勃生机。魏晋以后，文学与史学分道扬镳，史学著作从总体上淡化了文学性，又由于统治者对修撰历史的重视与控制，使史学著作思想性也明显减弱，因此，史传文学逐渐衰微。而从西汉末年开始，由于受史传的影响，各种杂体传记逐渐兴盛，尤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掀起的古文运动，有力维护了杂体传记的发展，使之成为唐代以后传记的重心。（1）

中国古典小说，以唐代传奇为成熟的标志。小说在其发展过程中，始终与历史传记有密切的关系。班固《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尽管他所说的“小说”与现代小说概念相去甚远，但也反映了小说的最初状态，从他所列“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来看，大部分是以 历史命名。章太炎云：“周秦西汉之小说，似与近世不同，如《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与近世杂史相类。”（2）魏晋南北朝时出现的志怪、志人小说，据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考证，其中不少名人轶事属可信事实。李剑国在《唐前志怪小说史》一书中也列举大量事实证明：“志怪小说是从史书中分化出来的。”所以，志怪、志人小说上承史传之法，下启唐人小说之风，起着桥梁作用，但不能把它作为唐传奇的渊源。唐代传奇以史传笔法为主，同时融进了志怪、志人小说的一些特色，成为中国小说成熟的标志。在它之后的小说如话本、讲史等，与史传的关系也十分密切，即使到长篇章回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也未脱离传记的影响。

再从人们的审美观点来看，一般人总是喜欢以“史”、“史传”的标准来衡量、评论小说。夏志清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导论》中认为：“中国的明清时代，作者与读者对小说里的事实都比小说本身感兴趣。最简略的故事，只要里面的事实吸引人，读者也愿接受。……他们不信任虚构的故事，表示他们相信小说不能仅当作艺术品而存在：不论怎样伪装上寓言的外衣，它们只可当作真情实事，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们得负起像史书一样化民成俗的责任。”（3）由于这种审美观念的影响，人们评论小说动辄以“班、马史法”来相许，“盲左腐迁”也成为小说评论家常用的术语了。这样的审美观念，也正说明小说与史有一种密切的关系。马瑞临在《文献通考》中说：“传记之作……而通之于小说”，并把《越绝书》等杂史称为“实杂史而以为小说者”（4）。明代笑花主人在《今古奇观序》中说：“小说，正史之余也。”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里说：“史统散而小说兴。”史是基础，对小说及小说评论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把史传到小说的发展过程作一简要归纳的话，可以说走过了一个由实到虚的过程。历史重真实，史传则是在真实基础上加进了文的色彩，即以真为生命，以虚为衬托。到了传奇小说后（包括历史演义小说等），则是“三分事实七分虚构”，以虚带实。直到最后，成为纯粹的小说，即完全以虚构为手段描绘人物。把这个线索用图表示，即为：

实（历史）――实·虚（史传）――虚·实（传奇及讲史、历史演义）――虚（纯小说）。

从这个总的发展演变过程来看，《水浒传》无疑与史传有密切的关系。

（二）

《水浒传》在内在精神方面对古代传记有许多继承与发展之处。

一是强烈的批判现实主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都倾向于现实主义，真实描绘历史发展中的人和事，以达到褒善贬恶的目的。尤其是史传作品，《左传》、《国语》、《战国策》乃至于“前四史”，敢于揭露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敢于批判邪恶，歌颂正义。象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敢于冲出为尊者讳的藩篱，把如椽之笔伸向统治阶级内部，揭露其丑恶行径，剔除皇帝头上的神圣光圈；敢于把热情洋溢的笔墨付诸贱微的下层人物，对刺客、游侠等表示极大同情，并且赞扬他们的一些优良品德；敢于肯定农民起义的作用，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胜、吴广，把他们比作汤武孔子，如此等等。正由于《史记》敢于批判现实，所以统治者视之为“谤书”，这也从反面说明《史记》强烈的批判现实精神。《水浒传》继承发展了史传文学的现实主义精神，小说把高俅发迹和徽宗皇帝宠信他的一段故事放在作品的开端来写，以表明“乱自上作”。这种大胆批判现实的精神，是史传精神的再现，正因此，统治者视之为洪水猛兽，把《水浒传》也列为禁书。《史记》是“谤书”，《水浒传》是禁书，足见其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二是反抗精神。由于专制制度的压迫，人的生命活力受到抑制。反抗强暴，乃是人的生命活力的释放，体现了生命的价值。传记文学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像《史记》中记载的荆轲刺秦王、张良狙击博浪沙，尤其是秦末农民起义中涌现出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萧何等人，掀起了历史的巨浪，摧毁了暴虐的秦朝，在中国的史册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在反抗精神中，也包含着一定的复仇因素，个人的、家族的、社会的等等，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其精神却深深在感召后人。《水浒传》所描写的农民起义，也正是这种反抗精神的继续。开始是零星的个人复仇，逐渐地发展为一股强大的集体力量，向封建社会挑战，不向官府低头，轰轰烈烈，写出了一部悲壮的史诗。“逼上梁山”，是由被压迫到反抗这条道路的形象化的高度概括。

三是侠义精神。中国古代传记中有“尚侠”精神。侠客为了某种理想、信念，为了报答知已，往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司马迁在《史记》中正式为这类人立传，并予以高度称赞：“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心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游侠“虽时扦当世之文网，然其私义廉洁退让的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5）《水浒传》中的英雄无不具有侠义精神，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在“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他们的议事厅取名“聚义厅”也就说明了这一点。如果把《水浒传》作为一部表现侠义精神的作品来看，那么，它的源头就是古代传记，尤其是《史记》。从《史记》的《游侠列传》到《水浒传》，其内在精神的继承与发展，也是清晰可见的。

四是英雄主义精神。古代传记，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从上古时代的黄帝开始，有数不清的英雄。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既有白发苍苍的老英雄，也有初出茅庐的少年英雄。他们在历史上、在某个方面有过辉煌，轰轰烈烈干出了一番事业。仅秦汉之际而言，秦始皇撗扫六国，一统天下；项羽叱咤风云，灭掉强秦；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抗强暴；汉高祖起于贱微，终登帝位；汉武帝雄才大略，威震四海；韩信受胯下之辱，终成大将；还有那张良、萧何、陈平，还有那卫青、霍去病，等等，真是英雄辈出。而像三国时代的曹操、刘备、孙权、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等，更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众多的英雄出现在传记之中，形成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传记因为有了这些英雄而显出勃勃生机同。司马迁曾说作七十列传的原因：“扶义倜傥，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6）。传记作品记载的就是这些“倜傥非常之人”，是英雄者的颂歌，充满着英雄主义精神。《水浒传》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曲英雄主义的颂歌。一百零八人，个个都是英雄，天不怕，地不怕，具有顽强的斗争精神。传记作品中，许多英雄以悲剧结局，但其英雄主义精神却给人以鼓舞、以力量。项羽失败了，但他那“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概永远留在人间。同样，《水浒传》也以悲剧结束，但它留给后人的并不是哀伤，而是那气壮山河的英雄主义精神。

除了以上几个方面外，传记中还写了大量的忠奸斗争，写了不少命运坎坷的“奇人”，写了许多贤才之人受排斥打击的事实，等等。这些都对《水浒传》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

《水浒传》在艺术上对传记文学有许多继承与发展。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时曾说：“《水浒传》方法，都从《史记》出来，却有许多胜似《史记》处。若《史记》妙处，《水浒》已是件件有。”（7）这段话有两层意思，一是说《水浒传》写法上继承了传记的写人手法，二是说在艺术上又超过了传记。此话颇有见地。《史记》中有廉颇向蔺相如负荆请罪的动人故事，《水浒传》里也有李逵负荆请罪的故事。《史记》中的李广，善于射箭，《水浒传》中有“小李广”花荣，是神射手。《水浒传》中的吴用，人称“智多星”，小说写吴用出场时有一首《临江仙》词赞吴用：“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这就是说，吴用就是《史记》中的陈平、《三国志》中的诸葛亮。宋江出场时，作者也称赞“刀笔敢欺萧相国，声名不让孟尝君”，可见宋江身上具备了《史记》中萧何、孟尝君两人的特点。《水浒传》中大量的诗词取材于传记的事实。如第十一回写林冲逼上梁山后，受到王伦刁难：“闷似蛟龙离海岛，愁如虎困荒田，悲秋宋玉泪涟涟，江淹初去笔，项羽恨无船。高祖荥阳遭困厄，昭关伍相忧煎。曹公赤壁火连天。李陵台上望，苏武陷居延。”这首《临江仙》词连用十人典故，基本都出于传记之中，尤其是《史记》、《汉书》、《三国志》这样的史传作品。《水浒传》对传记艺术的继承与发展是非常明显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与小说，虽属不同的体裁，但都以刻画富有个性的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中国古典传记，从《左传》开始就已刻画个性化的人物，到《史记》显得更为突出：“子长同叙智者，子房有子房风姿，陈平有陈平风姿。同叙勇者，廉颇的廉颇面目，樊哙的樊哙面目。同叙刺客，豫让之与专诸，聂政之与荆轲，才出一语，乃觉口气各不同。”《高祖本纪》，见宽仁之气于纸上；《项羽本纪》，觉喑噁叱咤来薄人。”（8）为了写出个性化的人物，传记作者都特别注意选择典型事件，紧扣人物的身份、经历和遭遇，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来体现其个性。有时为了突出个性，还采用对比手法、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水浒传》继承和发展了传记的这些特点，也写出了极有个性的人物。金圣叹评《水浒传》说：“《水浒传》写一百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八样。若别一部书，任他写一千个人，也只是一样，便只写得两人，也只是一样。（9）”、“《水浒传》所叙，叙一百八人，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10）”林冲、鲁达、杨志虽同是武艺高强的军官，但身份、经历和遭遇的不同，因而走上梁山的道路也很不一样，作者正是这样表现了他们不同的性格特征。《水浒传》也注意选择典型事件表现人物个性，如通过景阳冈打虎、斗杀西门庆、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表现了武松刚毅不阿的性格；通过拳打镇关西、大闹桃花村、火烧瓦官寺、大闹野猪林等一系列事件，表现了鲁智深嫉恶如仇、直爽粗犷的性格。《水浒传》也注意用人物自己的行动、语言表现其性格特征，如“劫法场石秀跳楼”一回中写道：“楼上石秀只就一声和里，擎出腰刀在手，应声大叫：‘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石秀楼上跳将下来，手举钢刀，杀人似砍瓜切菜，走不迭的，杀翻十数个；一只手拖住卢俊义投南便走。”寥寥几笔，刻划了石秀当机立断、临危不惧的性格。可以说，小说对传记文学的写法都有继承与发展。

其次是戏剧化的场面。戏剧化的场面，是指作品所表现的矛盾冲突。矛盾冲突愈激烈，场面就愈宏大，作品的节奏也随之加快。传记文学中的场面描写是极为常见的，战场上、朝廷里、宴会上，矛盾无处不存在，无时不冲突。如《史记》中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背水一战”、“东朝廷辩论”、“易水送别”、“荆轲刺秦王”等，都是极为典型的例子。《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也不乏场面描写。到了《水浒传》，更加注意场面描绘，调动各种手段，大肆渲染重要场面，使其有声有色，扣人心弦。明代天都外臣在《水浒传叙》中说：“雅士之赏此书，甚以为太史公演义。夫《史记》上国武库，甲仗森然，安可主枚举。而其最犀利者，则无如巨鹿破秦，鸿门宴张楚，高祖还乡，长卿如邛，范蔡之倾，仪秦之辩，张陈之隙，田窦之争，卫霍之勋。朱郭之侠，与夫四豪之交，三杰之算，十吏之酷，诸吕七国之乱亡，《货殖》、《滑稽》之琐屑，其千秋绝调矣。《传》中警策，往往似之。”《水浒传》中的场面，如“智取生辰纲”、“花荣大闹清风寨”、“宋公明三打祝家庄”、“宋公明夜打曾头市”、“梁山泊排座次”等，都对传记艺术进行了新的发展。《水浒传》中有些场面还可以从传记中找到原型。如《史记·淮阴侯列传》：“韩信乃夜令人为万余囊，水大至。龙且军大半不得渡，即急击，杀龙且。”《水浒传》第34回写花荣、宋江设计擒拿秦明，用的也是这种招法：“先使小喽罗或在东，或在西，引诱的秦明人困马乏，策立不定；预先又把这土布袋填住两溪的水，等候夜深，却把人马逼赶溪里去，上面却放下水来。那急流的水都结果了军马”。但《水浒传》决不是单纯地模仿传记，而是在学习的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

第三，《水浒传》在叙述方法上，采用了传记的形式。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至于中间事迹，又逐段自成文字。亦的两三卷成一篇者，亦有五六句成一篇者。”可以说，《水浒传》就是一百零八人的列传。纪传体例是由司马迁《史记》开创的，这种形式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其一是以写人为中心，写故事先从主人公家世、来历写起，对人物的姓名是、籍贯以及外貌、性格等作简括介绍，然后叙述人物的生平事迹，一直写到人物的死，乃至于写他的后代子孙；其二是写人物时不是纯记流水账，而是每篇有一个“主脑”，围绕人物的性格特征选择几件典型事例，有重点、有层次地叙写；其三是情节起伏多变，引人入胜，但又写得有头的尾；其四是结构独特，《史记》、《汉书》、《三国志》、《后汉书》等史传著作中的人物传记，从总体上看属于史书的一个部分，但各篇之间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每篇传记都有作者的评论，以“太史公曰”、“赞曰”等形式出现，或在文后，或在文前，有时在叙事中直接评论，夹叙夹议。《水浒传》深受这种形式影响，每个主要人物出场，作者都要先介绍一番此人的姓名籍贯，绰号武艺，象晁盖、宋江出场时的介绍，都非常细致。小说中的故事极富生动性、曲折性，大小事件都写得腾挪跌宕、变化多端，每个人都有一些动人的故事。提起林冲，人们就会想起他“误入白虎堂”、“刺配沧州道”、“风雪山神庙”、“火拼王伦”等故事；提起鲁智深、武松、杨志、李逵等等，人们都会想起他们极富个性的事件。《水浒传》在结构安排上，主要是单线发展，但又一环紧扣一环，互相勾连。每个人的故事基本上都可以成为一个完整的中篇或短篇，通过不同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道路来展示起义斗争的壮阔画面。《水浒传》中也明显地带的作者的思想感情，对人物进行评论，有时借他人之口评论，有时直接评论，有时在某个英雄事迹完全结束时，也有一个类似“太史公曰”的评论以韵文形式出现。如第44回写石秀出场时，借戴宗、杨林之口称赞：“端的是好汉！此乃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真壮士也！”并有诗为证：“路见不平真可怒，拔刀相助是英雄。那堪石秀真豪杰，慷慨相投入伙中。”又从杨雄眼中看石秀，果然好个壮士，并以《西江月》词单道石秀好处：“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浇油。心雄胆大有机谋，到处逢人搭救。

全仗一条杆棒，只凭两个拳头。掀天声价满皇州，拚命三郞石秀。”这种正面、侧面评论人物的方式，无疑也是受到纪传体例的影响。

第四是虚实结合的手法。由于刻画人物的需要，传记与小说都要进行拟言代言，合理想象。一般来说，传记所记述的是真人真事，真实是它的基础，这是一种“真”。还的一种“真”，即艺术的真实。传记作家根据历史事实，在符合生活逻辑、人物性格的前提下，对所写事件进行合理的艺术发挥，使历史的“真”显得更为形象、生动。为此，作者设身处地，替人物拟言代言，使读者如闻其声，如临其境。钱钟书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盖与小说、院本之臆造人物、虚构境地，不尽同而可相通。（11）”传记在刻划人物形象时往往采用以虚补实、以艺术之真补充历史之真的方法，这给古典小说虚实相生、寓实于虚的方法创造了良好的基础。当然，在这一点上，传记与小说只是“相通”而不是“相同”。小说的特点，正如金圣叹所说是“因文生事”（12）。可以进行虚构，具有更大的想象自由，不像传记那样是“以文运事”（13），要受到历史事实的限制。虚实结合还体现在对那些奇人奇事的描绘。传记中的奇人奇事，颇具浪漫主义色彩，他们在某些方面总的超人之处。《水浒传》中的英雄人物，不仅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之中，而且又是被高度理想化了的，这比传记有更大的发展。作者把英雄们的反抗性格和道德情操，提到很高的境界，并把自己的爱憎感情熔铸在人物身上，使他们具有叱咤风云的英雄气概和不畏艰险的乐观精神。虚实结合还表现在对人物行为的渲染和夸张上。传记中写人物，在真实的前提下适当进行艺术夸张，如《史记》写项羽，多处用夸张手法，写巨鹿之战时，连用几个“无不”，渲染气氛；写到楚汉相争时，项羽：“瞋目而叱之”，使对方人马俱惊、倒退几里。《水浒传》继承并发展了传记的夸张手法，写吴用的机智过人、李逵的赤胆忠心以及武松打虎、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等，极富浪漫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