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全称《忠义水浒传》，是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作者通过以宋江为首的各路好汉被逼上梁山的故事，生动地演绎了封建社会“官逼民反”的现实，表达了对社会安宁、国泰民安的向往和对贪官污吏的痛恨，勾勒出一幅忠君爱国、除暴安良的理想图画。因此，正如小说题目所昭示的，忠义思想就是这部小说的主旨。这种思想的最大负载者就是作者以全力塑造的宋江这个人物。应该说这个形象在第70回之前是比较真实的，而第70回之后则显得虚假不实。为什么说小说中的宋江形象存在虚假成分呢？这要从宋江性格矛盾说起。尽管《水浒传》取材于历史上的真人真事，但作者毕竟又加上了许多理想成分，将这个人物理想化了。

宋江不仅是小说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而且也是小说中的一个特殊人物。说他重要，是因为作为起义军领袖，他亲手创建、发展、壮大了起义队伍，使之成为宋王朝的心腹大患；说他特殊，是因为他既委身于造反之列，却又始终不能忘怀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耿耿忠心，最终又亲手葬送了起义事业。“义”使他倾向革命，不满现实；“忠”又使他瞻前顾后，优柔寡断。这种双重性格，不仅造成了宋江的个人悲剧，也造成了整个起义军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忠义思想无疑是宋江性格的核心。围绕这一核心，作者大致是按照三个阶段来演绎宋江生活的轨迹：一是侠义英雄时期；二是亡命江湖、落草为寇时期；三是招安以后。

其中，第一个时期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铺垫。作者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突出描写宋江的“义”。这不仅是人物性格的基础，而且也是整部小说的基础，所以，人物一出场，作者就为他定下了义的基调。小说第18回对宋江有一个总的介绍，写他平生只好结交江湖好汉，一贯地扶危济困，救人之急，有“及时雨”之称。因此，天下不论识与不识的，提起宋江莫不交口称赞，也无不以结识宋江为荣。宋江也正因此而获得了极高的声誉。在这一时期，宋江最大的一次义举是私放了劫取生辰纲的晁盖等人。虽然他出于“义”救了他们，但从内心里又觉得他们犯下了弥天大罪，于法度上却饶不得。可见，其所行之“义”，是以不触及封建专制统治为前提的纯粹的义，但是“义”和“忠”毕竟又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两种思想。当这两种思想统一在一个人身上时，就难免要作出抉择。顾及了对晁盖的义，就不可能顾及对封建王朝的忠。“忠”和“义”的矛盾本来就潜在着，只不过在第一个时期没有明朗化罢了。总的来看，侠义英雄时期的宋江，仗义疏财，扶贫济困，是一个心怀忠义、品格完美的英雄人物。表现在他身上的“义”，体现了封建时代人民群众向往人与人之间友好相处、互相扶助的一种道德追求。

怒杀阎婆惜是宋江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为了逃避朝廷的惩处，他不得不亡命江湖，四处流浪。作者写他亡命江湖的目的，还是在于展示一个“义”字。比如小旋风柴进对他的礼遇，清风山劫匪王矮虎前后不同的态度等，都从侧面烘托了他的“义”。宋江的义，不仅使他侠名远扬，而且像一块护身符一样多次助他化险为夷，遇难呈祥。各路英雄对宋江的顶礼膜拜，正是对他的“义举”的回报。也正因如此，宋江才有那么大的凝聚力，将众多好汉团结在他的周围，他也才能够稳坐帅位，说一不二，具有那么高的威信！显然，“义”是他日后统率梁山的资本。

不仅如此，亡命江湖还给了宋江展示其组织才能。领导才能的机会。亡命清风寨时，为报刘高之妻害已之仇，他与花荣合谋定计，大败官军。此后，为了粉碎官军的追剿，他又用计智赚秦明入伙，使秦明不得不走上造反之路。宋江以他的“义”和智慧，在清风山初步集结起一支造反队伍。为了躲避大队官军的追捕，他又积极献计献策，要亲率这支造反队伍上梁山入伙。宋江以他的实际行动表现出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极大蔑视与践踏。当此之时，他可曾想到对皇帝的忠？秦明本无反心，他却逼其造反，这是在维护封建制度吗？计赚秦明，致使秦明家少数人被杀，这是在维护封建王法吗？秦明无辜而被反名，其家人无罪而就地死，这是义还是非义？只是，宋江这种反抗思想的萌芽不久即为宋太公的一封家书所扼杀。出于忠孝，宋江一再拒绝了晁盖的等人邀其上山入伙的建议，宁可沦为朝廷的囚徒，也不愿意落草为寇与朝廷为敌！这种骨子里对封建王朝的“忠”与行动上的不忠矛盾地纠缠在一起，使他的洁身自好与造反行为形成鲜明的对照，而“忠”对“义”的主导任用，又使宋江的入伙梁山充满了曲折性和戏剧性。尽管在押赴江州途中，危险四伏，迭遇不测，使宋江饱受惊吓，但他仍然不改初衷，多次谢绝了各路好汉殷殷挽留的好意。

刺配江州以后，宋江原本希望改过自新，再作良民，以上报朝廷，下安黎庶，但封建阶级并不买他的帐，最后因为一首所谓的“反诗”而要革掉他的命。宋江虽然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他的被逼与武松、林冲等人又是多么的判然不同啊！

落草梁山以后，宋江充分发挥了他的领导才干，整饬山寨，训练队伍，亲率义军攻城掠地，打败官军，严重威胁到宋王朝的生存。为了壮大自己，他又不择手段地笼络人才，将宋朝的统军将领呼延灼、关胜等“逼”上梁山。为了招纳卢俊义上山，一方面，宋江大展“义”举，使卢俊义感激非常，另一方面又派人在他北京家中题下反诗，断其归路。乃至卢俊义蒙冤陷狱，宋江为救他又率兵远行，兵临城下。呼延灼、关胜、卢俊义等皆无反心，是宋江逼人家造反。等到人家情愿归降后，宋江又以日后封妻荫子相安慰。他一方面自称朝廷罪臣，见有辄称“小吏”，称已不得已暂居水泊，另一方面，却又轰轰烈烈大造朝廷的反。不管作者的主观意图如何，落草为寇时期的宋江，始终洋溢着一种强烈的造反精神。正因如何他才能团结义军民，取得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无论宋江骨子里如何忠于朝廷，他的行为却把他自己置于了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或许正因如此，招安以后，四大奸臣始终对宋江心存芥蒂，他们怎么能容忍一个造过朝廷反的人和自己同殿称臣呢？他们又如何敢给这个造反英雄以高度信任呢？宋江的“义”表现出了与朝廷公然对立的性质。客观上讲，第七十回之前的宋江比较可信，但后期的不和谐导致了人物性格的矛盾。

正当起义军取得三败高俅、两赢童贯的辉煌胜利之际，宋江的思想与行为却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这个一向标榜“替天行道”、“清君侧”的人不仅没有杀掉奸臣，反而恭恭敬敬地将其送下了山。为了招安，他甚至去找妓女疏通与皇帝的关系。因为在宋江看来，自己已完全具备了投降朝廷的条件。不是吗？在官军不能消灭自己的情况下投降，不正表明自己对朝廷的忠心吗？可见，他是把梁山义军的一切胜利，当作了向朝廷投降的资本。招安之后，他又马不停蹄地为统治者破大辽、平方腊，不是再一次证明他的忠心吗？可惜这只是宋江的一厢情愿！事实上，宋徽宗这个无道昏君再糊涂，有一点却表现得非常清醒，那就是从未信任过宋江！正应了所谓“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的俗语，宋江的悲剧其实在冥冥中早就注定了，只不过他并不自觉，反而以“义”为借口，让众多梁山兄弟作了他“忠”的祭品。造过朝廷的反，是为不忠；投降朝廷，任人宰割，是为不智；让众弟兄因他而死，是为不义！而他偏偏以“忠义”相标榜！

通过上述对宋江忠义思想发展过程的分析，不难看出，忠义思想固然是宋江性格的核心，但忠与义的矛盾却始终存在着，只不过在各个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而忠对义的主导作用，又使得宋江的一生充满了悲剧色彩。

“忠”和“义”是极端对立的两种思想。一方面，宋江对皇帝特别“忠”，始终没起过反抗皇帝的念头，所以他把自己的一切造反行为皆归结为忠君爱国，为国除奸；另一方面，他对梁山兄弟又特别义。然而，皇帝与“贼寇”之间毕竟又是水火不相容的。皇帝才是造成社会黑暗的罪魁祸首。对残民以逞的皇帝绝对忠，就不可能对人民群众特别义。招安之后的残酷现实一再证明了这一点，陈桥驿滴泪斩小卒就是一个明证。反之，对人民群众特别义就不可能对皇帝绝对忠。遗憾的是，作者却让宋江将这对立的双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开辟了所谓第三条道路。

首先，作者让宋江把皇帝与奸臣分开，把起义宗旨限定在只反贪官不反朝廷上；其次，又把“义”放在“忠”的附属地位，忠义思想实质上变成了绝对的忠君思想，而“义”又不可避免地成为束缚梁山好汉的一种精神枷锁。试看李逵的反抗精神多么强烈，可是一遇到宋江哥哥就低眉称诺，一味顺从，那怕成了宋江“忠”的牺牲品，还甘愿做一名小鬼追随他。梁山兄弟均反对招安，可是唯独不反对自始至终主张招安的宋江，并对他表现出盲目的绝对的顺从。正是在“义”的欺骗下，梁山兄弟才甘愿随宋江征辽寇，平方腊，一百单八将损折大半，最后连宋江自己也成了其忠义思想的牺牲品。这种悲剧性的结局说明，宋江的“忠”既未能赢得皇帝的信任，而他的“义”也没能保全梁山兄弟的性命，甚至连反贪官污吏这一目的也没能达到。

宋江性格的矛盾，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矛盾。这从小说和题目《忠义水浒传》上也不难看出。出于对封建正统思想的考虑，作者一方面一厢情愿地安排宋江的出路，以使之合乎忠君爱国的理想，另一方面又以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大力鞭挞封建制度的黑暗腐朽，使造反起义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造反英雄的歌颂。作者这种思想上的矛盾不仅毫无保留地体现在宋江这个人物的塑造上，使得宋江成为小说中最失败的人物，而且体现在小说的招安结局上，使得《水浒传》的主题呈现出完全对立的思想特性。作者既不想让宋江起义达到改朝换代的目的。那么，草寇生涯就不是一个美好的结局。在这种情况下，唯有招安即投降朝廷才是青史留名的美事。宋江这个形象的失败，就在于他完全成了作者思想的传声筒，以至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前后矛盾，破绽百出！

可以说，正是由于作者世界观的矛盾导致了宋江性格的分裂，最终使其缺少真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