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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 收录网络 加入时间:2006-11-10 00:56:38被读次
来自:Leesu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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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是一门严谨的思辨性很强的理论体系，二程、朱熹等大师把孔子《春秋》经和《春秋公羊传》所首倡的微言大义尤其是“大一统”，“尊王攘夷”，“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等命题范畴，与孟子的义利观、仁政观，董仲舒的“奉天法古”、“君权神授”、“王道三纲”等思想糅合在一起，并纳入他们的“诚、正、修、齐、治、平”的修业立德基本路线和天理论、道德论、人格论、人欲观、历史观等思想之中，形成一门熔天道、人道、治道于一炉的思想理论体系及处理家庭与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极大感染力。而程、朱理学大师又都是卓越的理论家和教育家，他们到处兴书院、建精舍，广招门徒，授徒讲学，以兴起斯文、传道明道为己任，把他们所建构并身体力行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言传身教给他们众多的门人后学。后又经历代朝廷官府的提倡、宣扬及门人后学的笃志奉行，广为传布，遂使这套思想理论日益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并代代相传，积淀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民族精神和文化心理要素，为我们这个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的长期稳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其具体作用有如下几项：一以程朱理学的学派、学统、道统为主轴，启迪、薰陶、教化、熔铸出了千千万万忧国忧民、心怀天下、为国捐躯、为民请命的仁人志士和民族英雄。这里且以与朱熹有密切关系者为例：朱熹的后裔后学忠义死节之士甚多。其曾孙朱浚(朱熹长男朱塾之孙)“累官两浙转运使兼工部侍郎，尚理宗公主。元兵入建宁，浚与公主入福州，誓与知府王刚中死守。迨刚中以城降，浚与公主俱饮药死”。(《宋史·昭忠录》32下)另一曾孙朱潜(朱熹次子朱林土孙)宝中任浙江乌程令，目睹蒙元奴隶主步步南侵，而权奸主和误国，他不甘披发左衽，遂效夫子“居九夷”之义，袖家谱携二男一女，浮海而东，隐于高丽，传播理学。后子孙繁衍，蔚为东国大族，保存了中华衣冠文物和礼仪习俗(见韩国《新安朱氏大同谱》)。朱熹私淑弟子魏了翁，避奸佞，重名节，“会史弥远入相专国事，了翁察其所为，力辞召命。丁生父忧，解官心丧，筑室白鹤山下，以所闻于辅广、李燔者开门授徒。”“了翁再入朝，弥远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挠，未尝私谒”。(《宋史·魏了翁传》)朱熹私淑弟子真德秀心存社稷，敢于直言抗疏，“立朝不满十年，奏疏无虑数十万言，皆切当世要务，直声震朝廷”。史弥远擅权时，“方以爵禄縻天下士，真德秀慨然谓刘火龠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宋史·真德秀传》)朱熹的女婿黄，知安庆府时，值金人破光山，沿边多警，他毅然组织邑民筑城备战，使安庆“屹然无虞”。在此前，黄并多次上书朝廷及制府，陈抗金御敌之策，爱国之情溢于言表。后因见权臣当道，国事日非，遂请辞归隐，修身见于世。(《宋史·黄传》)黄在任官浙江、江西、汉阳军等地时，均聚徒讲学，以民族大义晓谕生徒，其所传授培育的金华“北山四先生”：何基(号北山先生)、王柏(号鲁斋先生)、金履祥(号仁山先生)、许谦(号白云先生)以及江西饶鲁(字伯舆、号双峰先生)、吴澄(号草庐先生)等人，不仅得朱学之心传，成就卓然，且均具有崇高的民族气节。宋亡，他们及其一大批弟子入元不仕，屏居山中读书讲学或以身殉节(《宋元学案· 北山四先生学案》、《宋元学案·双峰学案》)。朱熹的三传弟子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 出自庐陵欧阳守道(号巽斋先生)之门，咸淳德间兴兵抗元，挥戈闽、浙、赣、粤数省，浴血奋战，兵败被执，囚于大都四年，不屈就义而死。死时衣带中有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元学案 ·巽斋学案》)朱陆共同的后学谢枋得(字君直，号叠山)德间亦举义兵抗元，由信州转战闽北一带，兵败，乃变姓名，寓建阳山间，日麻衣蹑履，东向而哭，后卖卜建阳市中。宋亡，元廷累召不赴，官府强之而北。至元都，唯问被囚之宋主及谢太后所在，再拜恸哭，不就医就食而死。(《宋元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清全祖望赞曰：“巽斋之门有文山，径畈之门有叠山，可以见宋儒讲学之无负于国矣。”(《宋元学案·巽斋学案》)文天祥同门学友邓光荐，助天祥勤王，挈家入闽。一门十二口，同时死于贼火中，乃随驾至厂〖KG-3/4 〗圭山。厂圭山溃，光荐赴海者再，辗转不死。后与天祥同被执送燕京，囚于驿中。(《宋元学案·巽斋学案》)天祥另一讲学友罗开礼(字正甫)，“知永丰，倡义以仗大节，连兵邹凤〖FJ J〗，驻师永丰，吉、赣军溃，元兵追及空坑……执囚吉安，不屈，八日不食而死。”(同上 )庐陵张千载(号毅甫)，亦文山同道，“文山被执北上，过吉州，先生涕出相见，曰：‘丞相往，千载亦往’。往即寓文山囚所近侧，三年供送饮食无缺。又密造一椟，文山授命日，即藏其首，负骸南归，付其家安葬。”(同上)谢翱，福建霞浦人，服膺朱子学，号希发子，德二年，文天祥在建州(今福建南平)开府抗元，谢尽捐家资，召募乡勇，投奔天祥麾下，任咨议参军，同赴国难，宋亡后，避居温州，以天祥气节自励。(《福建通志》)长沙朱子信徒尹NC024，字耕叟，早年潜心传授朱氏《四书》，晚入李庭芝幕府，用荐擢知衡州。元兵围攻潭州，帅臣李芾率邑民死战，援兵不至，“先生知城危，召弟岳秀使出，以存尹氏祀。已乃积薪扃户，朝服望阙拜已，先取历官告身焚之，即纵火自焚，阖门少长皆死焉!尹早年曾就学于岳麓精舍，“先生死，诸生数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义者”。(《宋元学案·巽斋学案》)其余相类的节义之士，如恒河沙数，不胜枚举。“疾风知劲草，乱世见忠贞”，他们的忠行义举，光昭日月，永远铭记在国人心中。二程朱理学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理论，丰富、强化了国人民的伦理道德观念，激扬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凝聚了亿万炎黄子孙抱群同心，团结御侮，革旧立新，为振兴中华而斗争。自“尊王攘夷”、“爱君忧国”、“内中国、外夷狄”、“诛乱臣、讨贼子”、“大一统” 等大经大法和忠、孝、廉、节等道德规范被纳入程朱理学天理论的框架后，这些都被看作天经地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人都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及理想信念，深深烙印在全民族的心灵中，而欺君罔上、卖国求荣、贪生怕死、屈膝投降、分裂国土、陷害忠良等等，则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丑事恶行，应全国共诛之，全民共讨之。谢叠山说：“儒者常谈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极，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朱之事皆大言无当也。”(《叠山文集，与李养吾书》)金华许谦的门人胡翰论华夷之辨时说：“ 中国之与夷狄，内外之辨也。以中国治中国，以夷狄治夷狄，势至顺也。”(《仲子文集· 正纪论》)文天祥《正气歌》云：历史上一切忠义之士的忠行义举，均为充塞宇宙的浩然正气磅礴流化而成，“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槌，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我国人民的反对外族入侵，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繁荣兴盛的斗争持续不断，一浪高过一浪，使我们民族多难兴邦，故国神州历万劫而不衰。值得注意的是，程朱理学所包容的这种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不仅有力推动了我国元、明、清几代的爱国民族斗争，而且成为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强大思想动力，一直影响到当代。例如太平天国的“太平”二字。即出自今文经学《春秋》“公羊三世”(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学说。从金田起义直到天京失陷，太平天国始终据“华夷之辨”、“夷夏之防”、“内诸夏外夷狄”的《春秋》大义与清政府周旋，与外国侵略者对阵。杨秀清、萧朝贵发布的《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即通篇突出华夏胡虏之别，“顺逆有大体，夏夷有定名”，号召 “中国之人”“同心戮力，扫荡胡法”，“肃清胡氛，同享太平”。洪仁被捕牺牲前所作的绝笔诗，其中一句就是“春秋大义别华夷”(转引自李华兴《中国近代史》第三章《太平天国时期的农民革命思想》)。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一的民族主义，最初的涵义就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其理论依据之一也源于“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的传统思想。章太炎的排满革命主张，来自浙东学派黄宗羲、万斯同、万斯大、全祖望等具有浓厚民族思想的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提到，幼时尝从外祖父宋有虔读经，在《东华录》上见戴名世、吕留良、曾静等文字狱记载，“甚不平”。“其外祖父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章曰：“明亡于清，反不如亡于李闯。”1902年，章太炎与秦力生发起支那亡国240周年纪念会，主旨即为“追思亡明，公开反清”。几百年来，每逢外敌入侵，民族危亡的关头，我国各族人民都能从民族大义出发，自觉地以阶级斗争服从民族斗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早期改革派思想家龚自珍、魏源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主张，很大成份也脱胎于朱子所注的《四书五经》及《春秋公羊传》，他们原来也都是孔孟程朱的信徒。三程朱理学所阐扬的大一统思想在推行过程中，逐渐为中华民族内部各兄弟民族所认同，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和催化剂，凝聚了中华一体。据笔者统计，我国自西周至两宋，共约2300余年之间，全国真正实现统一的局面，仅西周、秦、汉、西晋、隋、唐六个朝代，约700年左右，而春秋、战国时期诸侯混战，列国相争，汉末三国鼎立，永嘉之乱后南北朝分裂，直到五代相残，宋、辽、西夏、金相侵等，总共占了1600多年(占三分之二时间)。但宋以后，直到清末，尽管出现了元明清三朝的更替和北方两个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却始终维系着全国统一、一个政权的局面。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事实证明：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展阶段，且在相当一段时期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的程朱理学，不管有多少时代局限和谬误，也不管它与我们今天现实生活有多大距离，但其中蕴含的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精神，经过不断继承发展和更新早已成为中华民族共有的思想财富，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之一，这是无法否定的客观事实，我们切不可妄自菲薄，自暴自弃。而应弘扬其中的精华，为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提高我国综合国力作借鉴。
（杨青福建闽学研究会副会长 ）
朱熹与程氏兄弟介绍: 朱熹的教育学说
距离嵇康将近1000 年以后，又出现了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教育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皖籍大教育家，他便是南宋时期的朱熹。
朱熹以其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说卓立于世。朱熹（1130～1200 年），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别号考亭、紫阳。祖籍婺源（原属安徽徽州，今属江西婺源县）。一生为学教人长达40 余载，从政之余亲自执教，经验宏富，著述丰厚。其著述涉及哲学、经学、史学、文学、乐律、辨伪以至自然科学诸多领域。在教育方面产生重大影响的，有《童蒙须知》、《小学》、《近思录》、《论语集注》、《孟子集注》、《大学章注》、《中庸章句》、《资治通鉴纲目》等。后入辑有《朱文公文集》一百卷、《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等。朱熹之前，中国尚无小学专门教材。朱熹所编《小学》，实属中国第一本比较系统和完整的小学德育教材。此教本以汇编古人“嘉言懿行”而成，分内外两篇，共385 章，以立教、明伦、朋友、心术、威仪、衣服、饮食为目，作为小学初学必读之书。朱熹编写的《童蒙须知》，则以“始于衣服冠履，次及洒扫清洁，次及读书写字及有杂细事宜，皆需当知”为主旨，凡衣服饮食，几案器具，以及对上对下，一举一动，皆逐条列目，并作详细说明，严格规定。《小学》和《童蒙须知》成为宋以后封建社会中历代流行的蒙学教材。朱熹所制订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被视为封建社会理学书院学规的楷模。该“教条”对书院教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训练纲目、学习秩序均作了详细规定，包含着相当完整的教育理论和实际教学措施。朱熹所著《四书集注》则成为钦定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历时长达700 年之久（即直到1905 年废除科举制度方为终结）。见之于教育思想，朱熹继程颢、程颐之余绪，对周秦以来的教育理论作了总结和改造，对孔孟的儒家教育学说作了阐释和发挥，所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以培养“圣贤”为根本目标的教育目的论，“小学”教育重在以事教（即“学其事”）、“大学”教育重在以理教（即“穷其理”）的教学重点论，“穷理”与“笃行”相统一的教学原则论，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相结合的读书方法论等，均卓成一家之言，建构了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世称程朱理学体系为程朱学派。南宋以后，程朱学派的教育理论被视为儒学“正宗”，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教育学说。朱熹的教育思想对宋以后的元、明、清各代影响深远。朱熹同时还是新安文化的代表人物之一，对新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开拓之功。 |
《白鹿洞书院学规》亦称《白鹿洞书院教条》、《白鹿洞书院揭示》。朱熹撰。朱熹（1130～1200 年），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宋代集理学之大成者。毕生不曾放弃教育活动，先后创办寒泉精舍、武夷精舍、竹林精舍，修复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白鹿洞书院学规》系淳熙六年（1179 年）朱熹在江西任康军时，重修庐山白鹿洞书院，为明确办学宗旨而作。这个“学规”对书院教育的教学目的、教学内容、训练纲目、学习秩序都作了详细规定，包含着相当完整的教育理论和实际教学措施。其基本内容为“五教之目”、“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五端。“五教之目”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为学之序”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修身之要”为：“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这个“学规”成为封建社会“大学阶段”的教育准则和宋以后历代书院的办学方针，对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被元、明、清3 代的教学尤其是书院教学引为楷模。此“学规”后收入清人《学规类编》。
二、《朱子读书法》
朱熹读书方法汇编，朱熹弟子辅广辑录、张洪和齐熙增补。元人程端礼也曾编成一本《朱子读书法》，二者内容相差无几。朱熹弟子将朱熹阐述的读书方法归纳为六条。一是“循序渐进”，即按照一定的规律，从易到难，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当循序而有常”，“各有序而不乱”；二是“熟读精思”，即将书读得烂熟并反复思考寻绎文义，所谓“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三是“虚心涵泳”，即以客观态度，还古书本来面目，不固执己见，不好高务奇、穿凿立异；四是“切己体察”，即将书本知识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结合起来，并用书中道理指导实践；五是“著紧用力”，即用顽强不懈的精神去读书，刻苦有恒，不虚度光明；六是“居敬持志”，即要求读书时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全神贯注，并要树立一个明确的目标。以上六条读书法之间，有内在逻辑联系，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和进业程序。《朱子读书法》集读书法研究之大成，奠定了中国古代读书理论基础，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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