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字：三言  女性形象  个性魅力 

  
提纲：一 自主的爱情及现代性爱倾向 
（一）    追求自主爱情婚姻 
（二）    女性爱情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二 挑战“禁欲主义”封建道德 

三 超凡的人格和才智 
（一）    超凡的才智与胆略 
（二）    独立的人格魅力 

　　绪论： 
明朝天启年间，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学加工编成了《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三部短篇小说集，刊行于世，简称“三言”。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城市繁荣起来，进而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市民阶层，在这个新兴的阶层中，一种新生的市民意识正意兴盎然地与封建传统观念分庭抗衡着。文学上市民文学繁荣发展，哲学上出现了王学左派反对传统封建道德的思想，王左派对人欲的肯定渗透进晚明文。每个时期的新思潮都是最先在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化中体现出来，“三言”犹如一面多棱镜，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了传统的女性文化在明代后期有了深刻的变化。哲学上王学左派反对传统道德的思想，体现婚姻和封建礼教礼法这两个问题上，最突出地表现在女子的爱情婚姻方面，她们力求摆脱传统道德规范的束缚，追求个人的尊严和人格独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作为社会现实与思想意识反映的爱情话本，无疑便成为新生的市民意识的展览板。以青年男女反对封建压迫、渴求婚姻自主为主题的作品，成就最为突出，尤其是其中各式各类的女性形象丰满又极富个性，甚至在许多爱情故事中女性，为追求自己的爱情和幸福所表现出来的大胆、主动、泼辣，竟使男子一方相形见绌，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很少见的。这些女子一旦选择了自己所爱的人，便忠诚不渝，哪怕为之牺牲了性命也在所不惜；但是一旦发现自己所爱的人对自己并不忠诚，欺骗了自己的感情，则会毅然决然的离开，从这点上反映了明代女子，尤其是市民阶层的女子，已经有了比较独立的人格；还有的作品中女子颇有才华与胆识，她们的才干，智慧与胆识使许多男子望尘莫及，作品的言辞之间充满了对女性的赞扬之情，男女平等的意识有了鲜明的体现；一些作品中女子为情欲所惑，红杏出墙，或“偷吃禁果”，背叛礼教和伦理纲常，作者并未给与过多的贬斥，说明当时的市民社会的伦理意识已与传统封建社会上层统治阶级不完全相同，妇女已经有了一定的自由意识。从女性意识开始觉醒这个角度，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市民们已不再愿意沉寂于平庸的生活。这在女性身上尤为突出，她们当中的某些人身上存有许多超越那个时代的、前卫的品格，甚至可以说是有着早期妇女解放的倾向。以下我想就这几个方面来谈谈“三言”中妇女独特的个性魅力。 

一、自主的爱情及现代性爱倾向 
（一）    追求自主爱情婚姻 
自古以来，在森严的等级制度和封建礼教影响下，婚姻仅仅是一种以“父母之命，诳之以媒妁，敌之以门户，拘之以礼法”（冯梦龙《情史。梁夫人按记》）的违反人性的结合。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理论压抑着女性的人性和热情。封建社会的妇女没有自由选择爱情的权力，女性婚姻与情感都被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婚姻无爱情作基础，使她们长期处于爱情的饥渴之中，这是她们大胆反叛传统，要求自主婚姻的内在动因。而外在的条件就是社会风气与思想意识的改变：明代中后期在上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市民阶层壮大，市民意识与王学左派兴盛，对打倒封建传统势力对女性的禁锢起到重要作用。 
 　“三言”“二拍”中女性人物自我意识的觉醒，体现出表现在对爱情婚姻自主的追求上。不论是聪慧漂亮、知书达理的千金小姐还是市井细民的女子，在婚姻问题上不再被动地接受“父母之命、媒约之言”，而是坚持婚姻一定要以爱情为基础，大胆地、积极主动地选择自己心爱的人。无论《碾玉观音》中的秀秀，还是《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莺莺传》中的周胜仙和莺莺，她们为追求自己喜爱的人，和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婚姻不惜背叛礼教、背叛父权，甚至牺牲生命。秀秀的为爱而死，周胜仙的“生者何以死，死者何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与执着，证明了人间真爱的力量是封建道德压抑不住的。在“吃人的礼教”的压抑下，这些女性形象显得更光辉了，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这些反抗精神性格的女性所以出现在“三言”中并不是历史的偶然，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学，必定是当时封建社会现实的反映，必然受当时社会思潮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前面提到的王学左派在哲学上已为女性追求合理的人性要求、婚姻自主，提供了思想依据，这种带有解放人性的思想意识在社会人群中的广泛影响，为文学形象提供了被接受、被欣赏的社会心理土壤。市民阶层有着自己的审美趣味，这些已壮大的市民阶层在社会上有了属于自己的、与封建传统意识不相融的一套思想体系--——市民意识。这些女性的光辉形象和大胆反叛行为无疑也是市民意识的产物。哲学上王学左派的兴起与文学上市民文学的繁荣，可以说是一个藤上的两个瓜，王学左派对人欲的肯定必定影响市民文学的发展。 
婚姻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自古就有，但“三言”与前代同一题材的作品特别是唐传奇相比，自有其显著特点。唐传奇多写士子与妓女的风流韵事，而“三言”多写市井细民对自由幸福和爱情婚姻的正当追求，而且，妙龄少女在追求爱情、婚姻自主方面表现出来的主动、热烈在我国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爱情故事中能够鲜明的反映出女性的反叛精神和追求自由爱情的精神较为明显的当属《碾玉观音》。王府养娘秀秀借王府着火一事，求崔宁带她到崔宁家去避火，主动向崔宁表白爱慕之情，大胆的怂恿他一起逃循，与秀秀的大胆相反，崔宁则表现出一副退缩不前的态度，最后无奈于秀秀的连求带吓，娶她为妻。二人一起离开郡王府，逃到他乡过起了幸福的夫妻生活。秀秀与崔宁的一席对话，袒露了她挣脱封建人身占有、争取爱情婚姻自主的迫切愿望。她不满于“只献与官员府第”做一名供人役使和玩弄的婢女命运，而要大胆的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爱情和婚姻。她的言行是对咸安郡王威势的大胆冒犯，也是对封建礼教的勇敢挑战，也是她性格中光辉闪亮的一面，是她追求个性自由、爱情自主的反抗精神的表现。虽然她的命运以悲剧而告终，但她义无返顾，生死不渝地为维护自己的人身权利而作的斗争，是光彩四射、令人叹服的。 
再如《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女主人公周胜仙，是贩海富商周大郎之女，一天，在金明池畔茶房里巧遇樊楼酒肆的小老板范二郎，“四目相对，俱各有情”，周胜仙心想“我若嫁得一似这般子弟，可只好哩！今日当面错过，哪里去讨？”在封建社会里，这种想法便是异端祸水，是大逆不道，为礼法所不容。周胜仙却能视礼法于不顾，凭着自己的喜好来订自己的婚姻大事，甚至主动向男方传递爱慕之情，这种做法在当代也可称之为大胆，何况在封建礼法控制社会和人们思想的当时，这种做法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时，来了位担着水桶卖糖水的小贩。她为了向范二郎表达爱慕，她故意买小贩的糖水并假意遭其暗算，借争吵来自报家门，特意强调“我是个不曾嫁的女儿”，以此表明自己有心于范二郎。青年双方都已互相爱慕，眼看一桩好事可以成就，然而周大郎认为范家“高杀只是个开酒店的”而不是大户人家，女儿以身相许辱门败户。周胜仙听得父亲辱骂，知婚事不成，忧急愤懑而死。为了重见范二郎，周胜仙死而复生，她这种“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的对爱情的渴求和执着，和以死反抗来破坏自己幸福的父权社会的决绝心志和反叛精神，显然是为作者所歌颂的。相反，我们看到，原本可以很美满幸福的一对青年的婚姻，被周父可怜的门第观念断送了，那样一个极富朝气活力的青年女子的生命就这样烟消云散了。难怪鲁迅先生说“吃人的封建礼教”。看来封建思想在市民阶层中，尤其是经济地位较高的市民阶层中还是有很大影响的，那些许的叛逆精神和个性解放的精神只在青年女子身上发现，就连青年男子都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所以说这些青年女子是站在时代的前沿、有着较为前卫的品格应该不为过吧。以上两个例子的共同之处便是都是女子一方主动大胆向男子表露爱情，甚至她们会找一个办法去接近心中的男子，以达到吸引他们注意、向他们表白心迹的目的，最终都是为了与之结为连理。这里女子的大胆，显然超过了男子，也超越了当时的时代，显示了当时的市井女子受封建思想影响明显少于以往封建社会的女子，这是由于市民阶层在思想、情趣、生活等方面已有自己的认识和追求，同时进步思想家提供给社会的反传统的思想，都成为女性得以具有超越时代的、个性解放的品格精神的外在条件。 
三言”的爱情故事大胆的冲出了伦理的桎酷，开文学之解放风气，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市民阶层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矛盾冲突，比较全面动深刻的反映了市民的生活、思想、情趣和愿望，其中青年男女对婚姻自由的追求是较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我们从“三言”中的女性性格的塑造上不难看出社会风气和思想潮流的开放的巨大影响。“三言”中爱情婚姻的价值标准已经改变，不再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婚姻基础，取而代之以个人意愿和个人自由为前提，这是对封建传统的沉重打击。 
（二）女性爱情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爱情是人类土有的发身摘男女之间的一种微妙的高尚的感情，人类这种爱情涉及到许多社会问题在封建社会男女地位悬殊的家庭里，恩格斯说：“现代的性爱同单纯的性欲，同古代的性爱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它是以所爱者 的互爱为前提，在这方面，妇女处于和男子同等的地位，而在古代爱的时候，决不一向都征求妇女的同意的。第二情爱常常达到这样强烈和持久的程度，如果不能结合或彼此分离，对双方来说即使不是一个最大的不幸，也是一个大:不幸仅仅为了能彼此结合，双方甘冒很大的危险，直至拿生命孤注一掷。”然而“古代所仅有的一点夫妻之爱，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这种古代性爱之下的婚姻没有爱情可言，古代的婚姻，有父母决定，剥夺了青年男女自由选择配偶的自由，造成许多悲剧。封建婚姻观念还对女性施以“三从四德的禁锢，使她们整个人生没有人权可奖，对于男子来讲，女子不过是”传种接代“和操持家务的工具。到了晚明由于市民阶层极其进步思想的崛起和对社会生活的渗透，使封建礼教的婚姻观念有了褪色的可能，市民阶层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积极因素，逐步为人们所接受提出了合乎人道的新恋爱婚姻观：即男女相悦可以为婚。马克思认为；两性关系是人类最悠久最基本的关系，它是贯穿人类历史发展的始终，两性应该是等同的，互相依存的，这是合乎宇宙规律的自然之道。另外，市井贫民另外，市井平民的平等民主意识，也渗透进他们的性爱观，他们所希望的，不是适才居高临下的猎取，而是居于双方互相的需求和感受，在平等自主的性关系中享受欢娱。《莺莺传》中张浩和莺莺，少年男女之间既有性的相互吸引又有彼此轻易的深厚，一见钟情，互为爱慕对方的美貌而产生的爱情，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是有现代性爱萌芽的个人之爱，他们叛逆封建婚姻制度的过程中，显示出市井女子追求爱情过程中的现代性爱倾向。 
  
二、挑战“禁欲主义”封建传统 
   
明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市民阶层已有了与传统封建道德标准不同的审美倾向，思想界打破程朱理学对人欲的禁锢，情欲开始成为文学反映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中国传统社会里人的欲望是被牢牢地压抑的，尤其情欲更被深深地埋藏在心里。《礼记·礼运》言：“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一以穷之，舍礼何从哉！”强调用“礼”来整治人之大欲，把人的情感归于“礼”的管束下。他们提倡“存天理，灭人欲”。然而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和封建社会走向下坡，思想界不在为封建礼教马首是瞻，一部分思想家（王学左派）公开站出来反对程朱理学对人情人欲的禁锢，强调人的生理本能，鼓吹个体感官享受，导致了女性性自由的重建与传统贞洁观的坍塌。“天理在人欲之中”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自然包括对美色、对男女情欲毫不掩饰的肯定。在市井当中，一种反封建的、表现人的本能需求的新意识慢慢产生了。都市的商人、手工业者、小贩、工匠、雇工、店员等，在都市文化的感染下也产生了满足情感活动和形式快感的需求，市井中人的本性战胜理性而更多的表现出来。 
“食、色，性也。”青年男女对爱情与婚姻的追求，这本身就是人的本能欲望的表现。即使“防得个水泄不通，也只禁得他们的身，禁不得他们的心。”（3）这说明好色的欲望是任何外在力量所阻挡不了的。在时代风气和文化思潮的侵染下，“三言”中有些篇章对男女性关系作了大量的描写，特别是其中的女性对请的主动、对性的大胆追求以及她们表现出来的前强烈的性意识，在凸现生命意识的同时，对传统的禁欲主义发出挑战。这种欲望压倒理性的新现象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表现的较为突出，故事是说蒋兴哥与王三巧本是恩爱夫妻，王三巧在蒋兴哥到广东讨债之际，遇见与其丈夫同样美貌的陈大郎，这时王三巧以独守空房近三年了，陈大郎对王三巧甚是爱慕，二人在薛婆的巧计撮合之下，偷情欢娱，把夕日恩爱的丈夫丢到九霄云外，可谓“今宵有酒今宵醉”了。从作者写作的态度上看，他对二人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提出批评，甚至认为这是一件美事，说明这在当时市井阶层的观念上是被接受的。王三巧毕竟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女子，有着对正常的夫妻生活的渴望。正如《肉浦团》中艳芳的的一席话——“我们前世不修做了女子，一世就出不得闺门，不像男人有山水可以游玩，有朋友可以聚谈，不过靠者行房之事消遣一生，难道好教作妇人的不要好色？”——所道出的女性所以破坏传统贞洁观，而追求个人感官享受的内在动因：他们的人生价值因自身被禁锢在狭隘的生活圈中，而仅局限于“靠着行房之事而消遣一生”，这是她们自然人性的全部内容，也是做女人的唯一乐趣。王三巧在丈夫走后连这一最基本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长期的性压抑使她在外力的诱惑下身不由己，作者对王三巧没有给予贬斥，而是给了她一个好结局，让她救了蒋兴哥一命并和他重合旧好。这说明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性欲的满足和人的基本欲求被人们认可。书会先生认为：“‘情’‘色’ 二字乃一体一用也。故色绚于目，情感于心，情色相生，心目相视。虽亘古迄今，仁人君子，弗能望之。”（4）可见欲望之心人皆有之，对它的扼杀是反人道的。王学左派作为市民文学的哲学基础，给作品中女性自身性解放倾向提供了可被大众接受的文化心理土壤，“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的思想观念和对人欲的张扬，便成了女子追求合理情欲的一种理论上的认可，即便已婚女子不顾礼法做出越轨之事，也一概给予宽容。在当时的市民阶层中像王三巧这样的有夫之妇，受情欲诱惑红杏出墙的社会现象，虽在人伦常礼之外，但好像并不是极个别的现象，这些女子的出格行为并未受到过多的指责或批评。从这个结局上可以看出作者乃至当时的民众对女人红杏出墙的行为，虽不算为美谈也不甚厌鄙，再也不是“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一女只能伺一夫的情况。当时社会风气已较开放，在蒋哥休了王氏之后，他再次择婚的标准是“不拘头婚、二婚，只要人才出众。”后蒋兴要娶平氏（郭大郎已死，其妻平氏为葬夫再嫁）“闻得是下路人（二婚），愈加喜欢”可以看出当时人们观念的变化，女人被休或死了丈夫仍可以再嫁，这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再婚的女子还能得到丈夫的宠爱。这样看来，市井中的平民女子的社会地位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提高，女性在婚姻上要求打破禁欲主义的枷锁的愿望更强烈了，并付诸于实际行动。 
如果说在《蒋兴哥重会珍珠衫》中王三巧的做法有些被动消极、甚至还有些情欲上的不健康的色彩，那《吴衙内临舟赴约》中贺秀娥的大胆行经应该说对封建礼法的彻底的背叛，是健康的人性表现，。她的做法已超出那个时代，有着早期妇女性解放的味道。她不但自己做主私定终身，还大胆的采取了婚前性行为这种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很前卫方式去保卫自己的爱情、挑战所谓的“贞洁”。身为官宦小姐的秀娥，在当时的社会里本应足不出户，乖乖在闺房中做些女红，只等父母为其把终身大事来定。偶然的机缘却使她遇上了仪表俊雅、举止不凡的吴衙内，二人彼此一见倾心，因两家的船即将各走东西，秀娥便下决心，让吴衙内跃舟而来，与其在自家船上闺房中结为连理，并想尽办法遮住父母耳目。此二人婚姻大事不经父母、不用媒妁，自己悄悄做成好事，事后虽为父母得知，为保守其女的名节，也不得不成就这一对好姻缘。秀娥这一先斩后奏的做法，无论在当时还是在现代社会都可以说是极其叛逆的，也是非常前卫的。她的行为显示了人性的强大，闪现了承认人性的合理、女性权利与人格尊严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对压抑人性、压迫妇女的封建文化的挑战与反叛，是女性生命有意识觉醒的一种标志。性欲，被来是生命本身的自然需求，传统道学者硬要以道德伦理压制它，用男权文化来强制塑造顺从礼教的理想性格，其结果必然引起自然人格与道德人格的冲突，最终造成女性自然人格对社会的反叛，这当然与封建社会女子的“美德”背道而驰，不被正统社会所接受。然而从二人最终的圆满结局上可以看出，这种背叛整个社会秩序森严的禁欲桎酷的行为，被市井人们所接受和欣赏。封建礼法的“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贞妇”观念在这里已失去以往的绝对地位，妇女们为自己正常的人性需要已经敢于冲破“禁欲主义”的藩篱，人性受到肯定与尊重。从这里反映的关于女子大胆冲出“禁欲主义”的樊篱的勇气和行动，可以看出女子已消除了“贞妇”观念的挟制，她们用实际的行为去追求情欲的享受，感官的刺激，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女性自我价值的一次解放，这与当时整个社会风气尤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价值观、道德观的影响分不开，“三言”针对封建社会的伦理对女性的压抑，写爱情故事中女性追求婚姻自由和冲破禁欲主义樊笼的新意识，这是随着中国市民阶层的崛起而生的新兴市民意识的兴盛，与反传统禁欲主义新生的哲学思想的影响分不开。 
“三言”中的女性追性爱自由，折射出与以往传统贞洁观不同的新观念——贞洁不在是女性婚恋生活的唯一准则，它可以自由灵活的服务于幸福原则。其意义也不在于是不是显示记载或摹写生活，而在于它代表了当时社会大众的心理趋向，反映了商品经济中人（特别是市民）的欲望和审美追求——对物质享乐的向往、对爱情的渴望，正是这种新兴的市民意识，及其产生的思想上的哲学基础——王学左派的反传统思想，使女性形象有可能突破传统伦理道德的樊篱，而显示出超越以往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的独特魅力。 
    
三、超凡的人格与才智 
（一）超凡的才智与胆略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崇尚、倡导的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男子可以博通古今，出将相，无所不为；女子则操持家务，生儿育女。即便是名门爱女，父母让其读书识字，也只要她识些姓名，学“妇德”而已。像《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父亲让他“知书”的目的，就是为了“知德”、学“妇道”。女子很少有受教育的权力，便无施展才能的场合与机会，这使她们的聪明才智逐渐被压抑和扼杀了，结果形成了看似男子在才智上高于女性的现象。“三言”中的不少作品都以男女对照的方式，否定了“女子无才便是德”，赞扬了那些在学识、才智、能力等方面堪称“巾帼英雄”的女性。说明女性才思敏捷，聪颖机智，只要给予发挥能力的机会，就不会比男子差分毫。在封建礼教社会里，丈夫是家庭的支柱和主心骨，家庭内外事宜均由丈夫来决定，妻子则不过是生儿育女与做家务的工具，受女戒的限制，只能生活在家听深闺之中以来于丈夫生活足不出户，侍夫教子，作丈夫的附庸　。仍然而，“三言“中却有不少以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妇女在家庭中有着和男人一样的才干和能力，享有和男人平等的地位，表达了作者对美好家庭生活的追求和憧憬。《施润泽滩阙遇友》有一定典型意义。小商品生产者施复与喻氏两人，养蚕织布，“开起三、四十张织机”，主人公喻氏看市平凡，实际上是一个市民阶层的新女性，她有一双勤劳致富的巧手，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一定程度的独立经济地位争取了独立人格。夫妻之间不存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夫妻关系，而是平等和谐、互相尊重、遇事商议，共同劳动的新型家庭关系，体现了晚明江南地区男女在家庭生活及经济中的平等地位，反映了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地位的提高。 

《苏小妹三难新郎》（《醒世恒言》卷十一）中的苏小妹聪明颖悟，“因她兄父都是大才子。朝谈夕讲，无非子史经书，目见耳闻，不少诗词歌赋。”耳濡目染，学会了填词赋诗。十岁便能“不待思索”依韵续完父亲的诗，且所续“词义完美”。其父在赞赏之余不仅感叹：“可惜是个女子！”偏偏就是这个女子让盛誉全国的才子苏东坡感叹到：“吾妹敏悟，无所不及！若为男子，官位必远胜我也。”作者通过小妹与哥哥东坡、丈夫秦观的对比描写，塑造了一个胜似男子的女性，充分肯定了女子的才能和智慧。此外，《李秀卿义结黄贞女》（《喻世明言》卷二十八）则显示女子也会有打仗、做官、经商等各种能力。作者一开篇就表明他对女性才干的欣赏，常言道，有智妇人，赛过男子，古来妇人赛过男子的也尽多。塑造了具有经营才能，善于应付意外事变的女性形象黄善聪，她和父亲在外做生意，父亲突然去世，１４岁的她非但没有被击垮，反而在买棺盛殓父亲后，与人合伙经营，“经过几年勤苦经营，手中颇有活动，比以前不同”，黄善聪的故事说明女子不但能办理父亲的后事，而且也很有经商的头脑，她们在能力上并不比男子逊色。这里通过女性经营实业的才能和应变能力，塑造了聪明颖悟、才干、谋略及胆识等非同一般的女性，用以说明女子不但不落后于男性，而且她们在学识能力上可以与男子争风。这较之“男尊女卑”、抹杀女子的聪明才智的传统观念，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 
《仇报山亭儿》中，万秀娘也是一位不甘受人凌辱，立志为兄为己报仇雪耻呢智谋女性。大难当头她临危不惊，在敌人面前强颜奉承，凭自己的但是和才智与其巧妙周旋，遗篇伺机报仇，最终惩罚了凶手。作者对她胆识和毅力表示了自己的称赞：“生报仇秀娘坚忍”。 
《赵春儿重旺赵家庄》中，赵春儿是个很有远见、很能隐忍的女子，她心里明白丈夫赵可成的纨绔习气和奢靡败家的作风难以改变，就埋下银子以备将来成就丈夫的大事。即使家计再艰难，自己再劳苦，她也忍受着，不曾透露半点。果真，十几年过去了丈夫终于有机会凭监生的学历谋取朝廷之职，无奈囊中羞涩，无法通融，如此关键之时赵春儿多年的心计终于有了用武之地，她见丈夫有了悔改之意才拿出自己的全部积蓄，为丈夫谋得官职和仕途之通。最后很有远见的全丈夫急流勇退，告老还乡，夫妻二人安安稳稳的度过晚年。作者将塑造成为一个有远见有胸怀的女子，她不但改变了丈夫的人生命运，更重要的是改变了他的委琐的人格。这对于一个女人家来说实在很不容易，十几年“卧心藏胆”的隐忍和宽广的胸怀，为一般的男人所望尘莫及，这种胸怀和做人的魄力很值得后人欣赏。 
　　对女性才能、过人胆识与智慧的肯定和赞扬，”在三言“中占很大比例，众多感人的艺术形象无不说明作者主张男女平等，认为女子无论在文才、智谋、胆略、管理等方面，都不低于男子，甚至要超过男子许多。作者笔下女性的美德和才智得到热情的赞美“有志妇人，赛过男子”，“有志女子，胜如男子”等，成为“三言”中跳动的强有力的音符，这些女子有奇才、奇志、、做出奇事来。塑造出一批有胆有识的“巾帼英雄”。 

（二）鲜活的独立个性 

封建社会中妇女是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地位的，甚至没有自己的姓氏和名字。她们生活在一个男权的社会中，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和正当的职业，在经济和人身上都完全依靠男人（幼年依靠父亲，成年依靠丈夫，老年依靠儿子）。女性处于这样的社会地位而要求独立的人格，是需要付出勇气和代价的。可是偏偏就有这样一些女子，要在这样一个社会里要求独立的人格和为男人所尊重、证实她们自己的价值。可想而知，她们的这种反叛行为当然为男权社会所不容，所以这些女子的命运多以悲剧收场。 
《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故事广为人知，身为娼妓的杜十娘深知自己为人所不齿的社会地位，所以积攒下价值连城的百宝箱，希望以此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赢得一个好归宿。十娘“久有从良之志，又见李公子忠厚志诚，甚有心与他。”从十娘希望从良一事，可以看出她并非自甘堕落，而想走出烟花柳巷、走出摆脱被人玩弄、被人役使的命运，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从这一点来讲她是在追求人格的独立与完善。虽然烟花场中许多年，“不知历过多少公子王孙，一个个情迷意荡，破家荡产而不惜。”但杜十娘所向往和追求的，是她与男子在平等的基础上、有着自己独立人格的真正的爱情，正是这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断送了她年轻的生命，上演了一幕“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可歌可泣的悲剧故事。究其自身的原因，那就是她太相信爱情、太渴望追求人格独立的生活。在当时的社会中，一个烟花女子即便从良了，也很难得到男人的尊重和真正的爱情，即使她们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但想要在社会上寻求独立的人格地位，那只有一个结局就是失望。好容易逃离了妓院鸨母魔爪的她，满以为自己即将有一个美好的归宿，谁成想半路上自己倾心相爱、欲托付终身的李甲竟因一千银子就把自己卖了，这种情感上的背叛彻底打败了杜十娘对人生，对追求人格独立、实现自我价值的幻想，她彻底绝望了。带着对李甲、孙富及整个男权社会的愤恨与绝望，她选者了死，以此来向带给她痛苦命运，让她失去独立的人格尊严，成为供男人玩弄使役的卑贱娼妓命运的社会，做出最后的搏击。她的悲剧是这个社会的悲剧，更是她个人追求个性独立的性格悲剧。 
话本《快嘴李翠莲记》历来被视为市民女性反抗封建现实对女性压迫和女性争取独立人格的经典范本。个性鲜明的李翠莲可谓是家喻户晓，她以嘴快不饶人而闻名，故事的内容主要是讲她向代表封建统治秩序和尊严的父母、兄嫂、媒人、丈夫、公婆等公开表达自己的意见与不满，而不被人们所喜爱接受、惹怒家人和公婆，最终出嫁为尼的故事。体现了她鲜明的叛逆性格和独立的个性精神。她“女红针指，书史百家，无所不通，只是口嘴快些。”配给张员外家作儿媳妇。迎亲的轿子到了张家门口，“添粮含饭古来留”，媒婆拿着一碗饭，叫到“：小娘子，开口接饭。”翠莲却道“：当门给我冷饭吃，这等富贵不如贫”，到了堂前，她又说道“红纸牌儿在当中，点着几对满墙红。我家公婆又未死，如何点盏随身灯？”进入新房，坐床撒幔，先生道：“从来夫唱妇相随，莫作河东狮子吼。”只见翠莲跳起身来，将先生夹腰两擀面杖，便骂道：“你娘的臭屁！你老婆便是河东狮子！”她丈夫大怒道：“撒帐之事，古来有之！”可是她偏偏看不惯“古来留”、“古来有之”的传统礼仪，在象征封建伦理对女性的塑造定性化、定型化的婚礼这一仪式的进行中，无限制的挑剔周围人的言行态度，并在需以庄严肃穆和沉默来表现自己作为贞良妇人的顺服时，她都以截然相反的行为破坏了社会常规。她看不惯婚礼的繁礼缛节，忍受不了别人对她的摆布与不敬。翠莲根本没把封建礼教放在眼里，更没遵守“夫为妻纲，父为子纲”的礼法，她不会为了虚假的封建说教而熄灭了自己作为人的独立个性和明辨是非的能力，她非要争得个是非分明。当然这种“没规矩、没家法”的女子是不会受到公婆喜爱的。婚后，她对婆家的管束与威胁毫不妥协，终于选择了重回娘家这种为当时女性即使付出生命代价也决不接受的生之路。她毅然离开，没有半点犹豫和不舍，这点是她个性独立的又一表现。回家后父母并兄嫂都埋怨翠莲的不是，翠莲道：“指望回家图自在，岂料爹娘也怪吾。夫家娘家着不得，剃了头发作师姑。……头儿剃的光光地，哪个不叫一声小师姑”，她独立的品格上升到一个很高的地步，当家人和社会都不容她如此叛逆的性格时，她也决不低头，而是一个人离开世俗，离开这个容不下她的世界，她毅然决然的选择出家这种方式来断绝与亲人的瓜葛，以期走一条自由独立的人生之路。李翠莲的结局是出家为尼，虽然说是以独立的姿态应对了现实的诘难，实际上出家是现世希望的断绝与苦难心灵的逃亡，而不是达到幸福的彼岸。她最终为争取发言权的行动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被井然有序的现实所隔离。然而，李翠莲个性的反抗性质是显而易见的，决不臣服非自然的压迫现状，决不以沉默显示自己对封建礼教的忠诚。她的命运虽以悲剧告终，但她鲜明的个性、独立的精神却依然光辉灿烂。我觉得她有一种娜拉的精神，有点早期妇女解放和追求个性独立的品格。 
结语： 
女性形象是“三言”所着力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丰富而饱满，形形色色、各具特色，所共同的一点便是都来自市民阶层，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带有新的意识和行为，这当然是新兴的市民阶层赋予她们的新特点，也是时代文化潮流（具体来说是王学左派反封建传统的思想意识）给予这些女性以个性鲜明的形象，为她们的产生和接受提供了文化土壤和哲学依据。她们中的一些人站在了那个时代的前沿，她们的言行多是对封建思想和保守势力的反叛与挑战，对夫权、父权的反叛与抗争，是追求人格的完善与独立的期待，追求爱情婚姻的自由的渴望，这促使她们做出与传统理法不相容的举动，并进行着为争取人性解放和独立人格的斗争，值得我们肯定与赞扬。她们有着极为鲜明的个性特征，追求个性独立和解放的同时显示出早期妇女解放的倾向，她们中的一部分人有着过人的才智和胸怀，是古代劳动妇女智慧的化身，被作者热情的赞扬。“三言”中的妇女以其独特的个性魅力突破了过去封建理法束缚下传统女性的保守形象，在女性文化长廊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女性形象发展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反映了一个时期的特定阶层的独特文化风貌。 
                            
注释： 
（1）《孟子 滕文公》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 
（3）《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四《任君用恣乐深闺，杨太尉戏管馆客》“入话” 
（4）《警世通言》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