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与劳动同时发生和发展的一种社会交际工具，它的基本功能是人类信息的沟通。在特定的语言行为中，语言却被赋予了它自身所没有的。超人的感觉和超人的力量。社会成员竟以为语言本身能够给人类带来某种吉祥或不幸，人为地为语言设置了种种禁区。谁要违背了语言之禁，谁就会受到应有的惩罚，“祸从口出”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反之，谁要忠实遵循了语言的约束，谁就会得到相应的庇护和保佑。这就是语言禁忌产生的人文根源。语言禁忌的产生和发展，不仅仅拘困于语言范畴，它其实是民族观、宗教观、社会观、政治观、伦理观。生活观的综合。在回族日常生活以及宗教生活中，语言禁忌更具深层的人文内涵。

一、语言禁忌——回族语言的民族标记

回回民族最初是由好几个民族在当时中国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相互通婚、繁衍而形成的，回族先民的由来，决定了回族语言文化的多元性。回族在失去母语之后，虽然转用了汉语，回族语言仍然深深根植于伊斯兰文化的土壤中。回族的语言禁忌，就带有很浓的民族情感和宗教伦理观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种语言禁忌看作回族语言的特定标记。回回民族选择汉语为民族语言，有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但是，回族语言仍有区别于现代汉语的许多标记，诸如回族语言中大量夹杂着阿拉伯语。波斯语，甚至突厥语等等。这些语言标记的形成不是偶然的、随意的，而是刻意追求的，带有明确的目的性。语言标记实际上是民族文化心理的烙印。

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伴随着民族产生和发展，同民族发生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回族而言，情况更加特殊。回族文化的积累与宣扬，民族情感的表达与交流，以及共同经济生活的构成，都需要汉语这一交际工具。民族聚合力和张扬力，使回族使用汉语时总要表现自身的一些特点，回族语言中的禁忌现象，就是特点之一。

语言禁忌是一种开放性的常规语言现象，它表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语言禁忌又具有特殊性，它被涂上了各种特殊色彩。语言禁忌的开放性，决定了语言禁忌的无所不在。语言禁忌的特殊性，又决定了它在宗教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一般语言禁忌的产生，或基于某种社会规范，如礼仪、雅俗、政治等，或基于对某种超自然力的信仰与崇拜。回族语言禁忌的产生也难免这些因素，同时，回族语言禁忌的产生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别同，是为了达到与现代汉语区别的目的。归根结底，回族语言禁忌主要由两大类构成，一类是因避讳而禁忌；一类是因别同而禁忌。相比之下，避讳禁忌要严格得多，在特定的语言环境和语言群体中必须严格遵循，一般不能违背。别同禁忌则显得宽松一些，只在宗教生活或宗教意识较强的群体中才严格遵循。

二、避讳——回族文化心理的折射

避讳指不愿、不能或不敢直说的话就用回避的方法换一种恰当的说法，以满足语用的心理需求。回族有许多避讳语，有些避讳是语言的共时现象，有些避讳则带有很强的民族个性。

死人是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从社会心理上讲“死”总要伴随着痛苦，同时也引起恐惧和忧虑，无论什么人，都从心理上不愿提及这个字眼，从古到今，就出现了许多代用语。回族语言中也禁忌“死”，代之以“无常”、“殁了”。“亡故”、“归真”、“完了”或者“毛悌”、“口唤了”等等。这些代用词的使用因地而异，但都是为了忌用“死”字。这种语言禁忌，在各个民族的语言中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避讳的目的也形形色色，有的是为了尊重死者，有的是为了怀念死者，有的是为了赞美死者，有的是为了避免重提这个可怕而神秘的字眼。回族语言中忌用“死”字，除了以上原因外，还有一些宗教文化因素。伊斯兰教哲理认为，人都要经历今世与后世，人死后还要复生，还要接受来日审判，今世是暂时的，后世是永久的，“死”即意味着“归真”，也就是归依了真主。特别称“死”为“口唤了”，更具民族特性。“口唤”表示答应了要求，把人“死”称作“口唤了”，体现了宽容、通达的人生观。从词源上探究，“无常”、“归真”等词语来源于佛教，用在回族语言中，已经蕴含着伊斯兰教的宗教哲理，体现了回回民族的人文心理。

回族语言中由于避讳而产生的语言禁忌在饮食词语中更广泛一些。“壮”和“肥”单从字义上分析有相近之处。“壮”指肌肉健壮，“肥”指脂肪多。在回族语言中使用这两个词却有严格的规范。回族语言中只用“壮”表示带脂肪的牛羊肉及一切可食动物的肉，十分禁忌用“肥”表示这个概念。和回族禁食猪肉一样，回族语言中禁忌用“肥”表示牛羊肉，出于宗教的、伦理的、心理的、卫生的等各个方面的因素。从宗教伦理上看，回族禁食猪肉，为了从心理上严格区别牛羊肉与猪肉的界限，就忌用‘’肥”字。从人文心理上看，“肥”总给人以某种不适的感受。《古兰经》中把禁食猪肉解释为因为不洁。这个不洁，即包括卫生意义上的不洁，也包括宗教意义上的不洁。从这种意义上看，回族语言中忌用“肥”字，恐怕还有更深层的人文背景。和禁忌“肥”一样，回族语言中禁忌“杀牛”、“杀鸡”、“杀羊”，而代之以“宰牛”、“宰鸡”、“宰羊”，即便使把西瓜切开，也忌用“杀西瓜”，这都是由于避讳心理而形成的语言禁忌。

从理论上讲，语言禁忌要么出于社会规范，要么出于语言灵物崇拜。就回族语言禁忌而言，更多的出于宗教心理和人文观念。回族语言中的禁忌，有些十分严格，不得越雷池一步，使用不当会极大地伤害民族情感，引起民族纠纷甚至民族仇视。有些语言禁忌则相对宽松一些，如“油香”这种被汉族称为“油饼”的食物，在一些非宗教场合，特别在年轻人中可以互通。“口到”在回族语言中是“尝尝”的意思，一般专用于请阿洪吃东西或请尊长者吃东西，适用于比较正规的场合，一般情况下并没有严格的限制。

回族语言中由于避讳而形成的语言禁忌，更多的基于宗教观念和心理需求，很少带有语言崇拜的神秘色彩，和古老的语言“塔布”现象并不相同。

三、别同——民族情感的昭示

语言禁忌并不是回族语言的独有现象，任何民族的语言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禁忌语，只不过各种语言禁忌产生的人文背景不同。在我国以游牧为主的青藏高原一些地区，人们忌讳说熊、狼、雪豹等动物，而代之以“创上者”、“拴嘴”、“长尾巴”等。与众不同的是，回族语言中的禁忌，有一个很重要的人文背景，就是为了别同。回回民族失去母语后，无论对外交往还是对内交往，主要使用汉语，回族使用汉语时，总要千方百计保留自己的语言特色。在回汉杂居地区通过考察不难发现，尽管回汉民族同居一地，同讲一种方言，各自语言中的语音和词汇还是有明显的差异，正是这些差异，构成了回族语言的民族特色。勿庸讳言，这种语言差异的最初形成是有意的，经过世代传承而约定俗成。回回民族是一个自尊性很强的民族，回族在转用汉语后，总要努力保留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习惯，从而形成了回族语言中的别同现象。别同，是在语言运用中，有意回避一些汉语词汇，代之以具有民族色彩的词，以形成语言界限。回族群众把汉族称为“油饼”的食物称作“油香”，这种食物在西北地区回、汉族生活中都很常见。回族语言中，忌称“油饼”，特别在宗教节日和宗教活动中更加禁忌“油饼”的称谓，这恐怕主要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举意”或称“立意”，在回族语言中表示从事某项活动的心愿，并请求真主接受或回赐。汉族表达这种意义的词是“许愿”。在回族宗教活动中，忌用“许愿”之类的词而用“举意”。“立意”来替代，这也出于别同的民族心理要求。

对回族语言中特有的别同现象，要从民族深层心理结构探究其人文内涵，千万不能肤浅地误作民族排外心理。语言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民族则是人类历史上形成的一种同共体。同一民族，在语言、心理状态、生产活动、居住地域等方面都表现为共同的特征。自人类社会形成民族后，语言就打上了民族的烙印，人们在使用民族语言时，倾注了民族情感，正因为语言与民族情感如此紧密的联系，在回族语言中因别同而产生语言禁忌，就合情合理了。“点香”是回族在“尔麦力”、“圣纪”等活动中或给祖先上坟时的宗教仪式，为什么不把“点香”称作“烧香”呢？因为“烧香”、“香火”是佛教术语，“点香”的运用，正是为了有别于“烧香”，对“烧香”的禁忌，才代之以“点香”，这正是为了别同。

别同是回族语言禁忌中的特有现象，回回民族经过较长时间的语言转用，逐渐以汉语作为民族语言。汉语既是回族和其它民族交往的工具，也是民族内部交往的工具。语言不仅是思想和感情的反映，它还对思想和感情产生种种影响。回族语言禁忌中的别同现象，其实是为了形成回族内部反映共同情感的语言，这种共同语言，是维系民族共同情感和共同特质的纽带。从这种意义上看，别同正是为了求同，求得带有民族特色的民族共同语，使语言打上了民族情感的烙印，闪烁着民族文化智慧的光芒。

四、回族语言禁忌的人文透视

语言禁忌初始于“塔布”。“塔布”是人类不理解或不能理解自然现象和自然力的本质而产生的对神秘力量的恐惧。语言“塔布’包含着语言灵物崇拜，人们为了避免想象中的不利后果，在某种情况下不讲某些话，形成了语言禁忌。回族语言禁忌中有“塔布”因素，但回族语言禁忌更多地受民族人文观念的支配。

语言的特殊功能构成了人类的有序生活，促使了社会的正向运转和文化的广泛传播。语言的交际作用不是语言信息符号的单纯传输和反馈便包括情感信息的沟通。人类正是赖以语言这个交际工具交流思想感情，这就是语言的人文特征。回族“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构成了回回民族群体的人文属性，他们的语言或语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个社会群体的情感世界，说话者对词语的选择，总要受到民族情感因素的制约，让语言打上民族文化的烙印，一听到这些带有民族特色的语言，就会产生一种民族亲近感和凝聚力。“油香”之于“油饼”，“举意”之于“许愿”，“点香”之于“烧香”，“胡达”之于“天爷”，其语言动机并不在于意义的区别，而是选择民族内部情感沟通的语言方式。既然语言是一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标志，使用汉语的回回民族在语言交际中选择带有民族特性的语言词汇，就不足为怪了。

回回民族是一个兼容性较强的民族，回族语言在努力保持自身文化特征的同时，还自觉或不自觉地吸收着外来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属于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融人了波斯文化、阿拉伯文化以及汉族文化成分。从回族语言禁忌中不难看出外来文化对回族本体文化的影响。回族语言中禁忌“死”而选用了带有佛教痕迹的“无常”、“归真”，禁忌“死人”而选用了阿拉伯语“埋体”，禁忌“天”、“上天”而选用了波斯语“胡达”。这种多元的语言文化，构成了回族语言独一无二的特色。

看来，语言的发展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是一脉相承的。它们需要不断吸收养料，在各种成分的不断完善中充实和丰富自己。回族语言正是在容纳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臻于成熟。

宗教的发展与语言的发展密切相关，宗教的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对语言结构的发展变化产生影响。回族宗教人士举行宗教仪式时使用阿拉伯语，日常生活中又使用汉语，这样就形成了回族语言中阿拉伯语、波斯语的借用以及汉语和阿拉伯语、波斯语的特殊组合，如“克尔自国”（即天房图）、“一个主麻”（即一个礼拜）、“做乃玛孜”（即做礼拜）、“恕迷得很”（即不幸得很）等等。这些特殊结构词语的形成，是宗教传播对语言影响的痕迹。回族语言禁忌，同样带有很浓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在某种程度上，伊斯兰的宗教观、伦理观、人文观促成了回族语言中的种种禁忌，而这些语言禁忌恰恰也是伊斯兰宗教文化观念的折射。语言禁忌不是一种简单的语言行为，它和民族宗教问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应该引起民族工作者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