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汉语上承古代汉语，下启现代汉语，是汉语历史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分期问题是近代汉语研究所遇到的基本问题之一。建国以后，特别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对近代汉语上下限的划分问题，曾进行过较为热烈的讨论。关于下限，诸家的看法比较接近，分歧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对上限的划分。有代表性的有以下五种说法。
            一、六朝说
    刘坚先生编著的《近代汉语读本》，选录了５世纪至１６世纪内各个时期接近口语的早期白话作品［①］。他认为：“近代汉语的研究对象是早期白话，……六朝时期翻译佛经，译经的文章里就有不少白话成分。南朝宋刘义庆撰写《世说新语》，记述后汉至东晋间佚闻遗事和名士言行，书中也用了若干口语语汇。拿韵文来说，从六朝乐府歌辞直到一部分唐诗，都比同时代的散文更接近口语。这些作品为通篇语体的白话文章的产生准备了条件。”［②］
    吕叔湘先生在１９８８年发表过这样的观点：“从三国到唐末，这七百年该怎么划分？这个时期的口语肯定跟秦汉以前有很大差别，但是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从古典书面语的立场说，这些都是‘俗语’，也就是说，都可以算是近代汉语的‘露头’。”［③］    高福生先生也认为魏晋六朝时期的俗语词确确实实是近代汉语的“露头”。［④］
            二、隋末唐初说
    胡明扬先生在《近代汉语的上下限和分期问题》中，提出并初步论证了从隋末唐初到明末清初作为近代汉语阶段，并认为近代汉语内部可分为早期（隋末唐初到五代北宋）、中期（宋元）、晚期（元末到清初《红楼梦》以前）［⑤］。其分期标准为：１、语音上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ｐ、—ｔ、—ｋ相混到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ｍ韵尾的消失。２、语法上“的、了、哩／呢”的出现和全面替代旧的助词系统；“这那”替代“彼此”；“将／把”字句的出现和发展；“动＋将＋趋”的出现、发展和消失。３、语汇中“我、你、他”（还有“们”）的出现和全面替代“吾、汝、其”等古汉语人称代词。［⑥］
    白维国先生也认为，近代汉语时期是指隋唐至清中叶，包括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的新的语言现象的研究。［⑦］
            三、晚唐五代说
    吕叔湘先生认为：“汉语史的分期应该从汉语本身的发展经过着眼”。１９８５年他在《近代汉语读本》的序言中提出：“用当时口语作基础，而或多或少地搀杂些文言成分的作品是直到晚唐五代才开始出现的（如禅宗语录和敦煌俗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建议把近代汉语的开始定在晚唐五代即第九世纪。”［⑧］
    江蓝生认为吕先生以晚唐五代为近代汉语的上限“符合汉语发展的实际情况”。依据是：在语音方面，这个时期轻唇音开始分化；舌上音开始与照三合流；全浊声母开始清化乃至消失；阴阳入对应的严整格局开始动摇，入声韵尾开始失落；—ｍ韵尾开始消失。在语法方面，动态助词系统“了、着、过”开始出现并渐趋成熟；确立了“我、你、他”三身代词系统和“这、那”对立的指示代词二分系统。疑问词“什么”的前身就是唐五代文献里出现的“是物”“是没”“甚摩”“什摩”等；表示复数的词尾“们”虽始见于宋代，但唐代文献中已出现“弭”和“伟”。［⑨］
    杨耐思先生认为近代汉语就是从晚唐五代到清代大约１０００余年存在的汉语。［⑩］
    唐作藩、杨耐思二先生１９９１年又撰文指出：“所谓近代汉语，是指上自晚唐五代，下迄清末这段时间里存在的汉语。１３至１４世纪是近代汉语典型代表的存活期，所以以往的研究者多半截取此期的汉语语音平面，即《中原音韵》所代表的音系进行断代的研究”。［①①］
    宁忌浮先生认为；“大约从十世纪（即唐末五代）开始，汉语已明显的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从中古过渡到了近代”。［①②］
    蒋绍愚先生认为，应该根据汉语本身的特点来确定它的起讫。从唐宋到明清，这一时期汉语的发展和现代汉语的关系非常密切。如果对这个时期汉语的特点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确定近代汉语的分期也就有了更科学的依据。［①③］    ?    日本学者太田辰夫先生把唐宋元明划为“近古汉语”，清代至民国初年划为“近代汉语”。［①④］
    徐正考先生也认为：“上限是唐五代，下限是清朝。”［①⑤］
    蒋冀骋先生通过对音韵、词汇、语法三方面的考察，认为将近代汉语定在晚唐五代——明末清初（９—１７世纪）比较符合语言实际。分期的标准是：音韵上，轻唇音已分化；舌上音已与照三合流；全浊声母，入声韵尾开始消失；—ｍ韵尾开始动摇。词汇上，地方俗语大量使用：“头、子、老、打”等构词成分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双音节词增多；新义大量出现；外来词大量进入。语法上，出现了新的指代词，如“儿”、“奴”、“这”、“那”等。新的语气词，如“了”、“哩”、“呢”、“那”。被动句有了新发展。形式上新出现了用“吃”表被动的句式；用法上，可以引进词组作行为主动者，动词可以带宾语。处置式也有了新发展。形式上除用“将”、“把”作处置词外，还可用“捉”；用法上，处置对象可以是词组和名词性短语结构。［①⑥］
    黄征先生认为可以把唐五代宋元明清划归近代汉语，应顾忌汉语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不可分割性”，综合考虑语音、语法、词汇三大方面的发展情况。［①⑦］
            四、自宋开始说
    早期学者黎锦熙、曾广源、徐德庵等先生对近代汉语的界定意见为：宋元以来，包括《红楼梦》等作品时期。［①⑧］
    吕叔湘先生还有一种意见：“以语法和词汇而论，秦汉以前的是古代汉语，宋元以后的是近代汉语，这是没有问题的。”［①⑨］
    胡裕树先生指出：“从近代汉语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到，宋元以后有两种明显的趋势在北方话的基础上发生：一种表现在书面语方面，就是白话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一种表现在口语方面，就是‘官话’逐渐渗入各个方言区域”［②⑩］。
    潘允中先生认为：“自宋元明清至鸦片战争以前，是汉语史的近代时期”。近代汉语语法有以下特点：汉语的语法结构和表达形式都比前一时期有更多更大的发展。动词词尾“着”、“了”，形容词词尾“的”，副词词尾“地”都已经普遍使用，日趋于规范统一。由古汉语发展而来的句末语气词“么”、“吗”、“呢”、“哩”、“呀”，在近代书面语言里已广泛出现。在句法上，提宾句又增加了一种，用介词和副词联结成一个特殊的结构“连……也”。复句比古汉语有较繁复而精密的结构。动补结构又有新的发展，在结构助词“得”的后面可以带上一连几个句子，使得句子的表现力更强了。［②①］
    周祖谟先生把近代汉语划在南宋至“五四”以前（１１２７—１９１８年）。［②②］
    袁宾先生提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与交替重迭部分组成的意见。暂把南宋、元代、明代和清初作为近代汉语阶段的主干部分，其上沿可以前推几个世纪，下沿可以向后延伸几个世纪。［②③］
            五、宋末元初说
    王力先生提出，公元１３世纪到１９世纪（鸦片战争）为近代（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到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为过渡阶段）。认为语言的发展有它的一般的内部规律和特殊的内部规律。近代汉语的特点是：（１）全浊声母在北方话里的消失；（２）—ｍ尾韵在北方话里的消失；（３）入声在北方话里的消失。［②④］
    杨耐思先生认为：“十三、十四世纪时，汉语语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这就是汉语语音史上所称的近代语音阶段。”［②⑤］
    李峻锷先生认为，近代汉语的上限应是宋元之交，最早不能超过南宋。而下限应是一个较长的时段，即清乾隆嘉庆时期到五四时期这大约１５０年光景。语言发展史阶段的划分应在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产生了可与其它时段有着全面、显著区别的较大的变化。虽然晚唐五代（甚至唐初）的语言与先秦两汉的语言确实在词汇、语法方面有相当大的不同之处，但作为近代汉语语音的标志——“入派三声”、“闭口韵母的消失”、“全浊声母的消失”等现象，却直到元代的《中原音韵》才反映出来。《中原音韵》的语音体系是近代汉语语音体系的、目前可见的最早的、也是最典型的代表。［②⑥］
    关于近代汉语的上限，观点相去较远，最早的定为５世纪（六朝），最晚的定为１３世纪（宋末元初），前后相差８００多年。这种差别，反映了学者们对近代汉语的性质认识不一致，划界的标准不统一，对某一时期语言特征的认识不一样，切分的方法不相同。
    对近代汉语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认识。一种认为近代汉语就是在言文分家的历史时代，跟文言相对而言的、以口语为基础的书面语，即一般称呼为白话的汉语。［②⑦］其研究对象是早期白话。一种认为近代汉语作为汉语发展史的一个阶段，应该既包括口语，又包括书面语，近代汉语与古白话是两个性质不同的概念。［②⑧］
    划界的标准问题，有的以文体的转变为标准，以吕叔湘，刘坚先生为代表。有的主张按语言发展的内部规律，即汉语本身的特点来决定，根据语言的质变来分期。但侧重点有所不同：王力先生认为，语法的大转变应该作为语言发展的主要根据，语音和语法有密切关系，语音的演变也可以作为分期的标准，一般词汇的发展不能作为主要标准。［②⑨］苏联的查赫拉夫先生依据语法的特征为汉语史分期。［③⑩］瑞典的高本汉先生、法国的马伯乐先生则以纯语音为分期标准。［③①］胡竹安先生认为“词汇——词义”是语言（特别是口语）最活跃的因素，应以“词汇—词义”为主要分期依据。［③②］蒋冀骋、黄征、李峻锷等先生认为应以语音、词汇和语法三个方面的变化作为标准，应三者兼顾，综合考虑。
    对某一历史时期语言特征的认识，也存在着分歧。如动补结构产生的时代，周迟明先生认为殷周时代就有；③③］王力先生认为：“产生于汉代，逐渐扩展于南北朝，普遍应用于唐代”［③④］；刘子瑜先生认为在战国末期已经萌芽，最迟不会晚于汉代；［③⑤］太田辰夫先生认为“最晚在唐代产生”［③⑥］；梅祖麟先生认为产生在六朝。［③⑦］
    在切分方法上，不少学者考虑到语言的渐变性，提出汉语历史阶段由主干部分与过渡部分组成的意见，如王力、袁宾先生。也有学者认为在两个大段之间设立过渡期，在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合理，但既不一定有充足的根据，又不便于称说，因而未必是最好的办法，如黄征先生。［③⑧］
    综上所述，尽管近代汉语上限的划分问题还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但在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之间分出一个以早期白话文献为代表的近代汉语时期，已得到许多学者的同意。全国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已举行了６届，近代汉语这一学科名称已在语言学园地上生根开花。由于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还不够全面、深入，对近代汉语本身还缺乏细致、充分的了解，分期问题自然也就难以找到一个圆满的答案。随着研究工作的进展，对这一问题将会逐渐获得一个清楚、合理的认识，从而会进一步推动近代汉语研究工作的进展。
    注释：
    ①  ⑧刘坚：《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②刘坚、蒋绍愚：《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序》，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
    ③  ①⑨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语文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④高福生：《读＜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札记》，《江西师大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３期。
    ⑤袁宾：《第二次近代汉语学术讨论会掠影》，《语文导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⑥  ①⑥蒋冀聘：《近代汉语词汇研究》，第２３９、２４４、８页，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⑦白维国：《近三十年日本对近代汉语的研究》，载《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⑨江蓝生：《试述吕叔湘先生对近代汉语研究的贡献》，《中国语文》１９９４年第１期。
    ⑩  ②⑦杨耐思：《加强近代汉语研究》、《语文建设》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①①唐作藩、杨耐思：《展望九十年代的汉语音韵学》，《语文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４期。
    ①②宁忌浮：《金代汉语语言学述评》，《社会科学战线》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①③蒋绍愚：《近代汉语研究概述》，《古汉语研究》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①④太田辰夫：《汉语史通考》，江蓝生、白维国译，第７４、２１２页，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
    ①⑤徐正考：《十年来的近代汉语语法研究管窥》，《佳木斯师专学报》１９９１年第２期。
    ①⑦  ①⑧  ③⑧黄征：《俗语词研究与历代词汇研究的关系》，《语文建设通讯》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②②胡裕树：《现代汉语·绪论》，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②①潘允中：《汉语语法史概要》，中州书画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页。
    ②②《周祖谟语言文史论集·汉语发展的历史》，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
    ②③袁宾：《论近代汉语》，《广西大学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１期。
    ②④  ②⑨王力：《汉语史稿·汉语史的分期》，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②⑤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序》，中国社科院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版。
    ②⑥  ②⑧李峻锷：《古白话界说与近代汉语上限的探索》，《上海师大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３期。
    ③⑩［苏］查赫拉夫：《中古汉语研究概况》，王海芬译，《国外语言学》１９８０年第６期。
    ③①  ③②胡竹安：《中古白话及其训诂的研究》，《天津师大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５期。
    ③③周迟明：《汉语的使成式复合动词》，《文史哲》１９５８年第４期。
    ③④王力：《汉语史稿·使成式的产生及其发展》，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版。
    ③⑤刘子瑜：《敦煌变文中的三种动补式》，《湖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
    ③⑥太田辰夫：《中国语历史文法》，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③⑦梅祖麟：《从汉代的“动杀”和“动死”来看动补结构的发展》，《语言学论丛》第１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