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读到一本旅澳中国留学生口述纪实，题目是《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天津出身的作者说，跟韩国女人结婚的时候，原以为都是亚洲国家的人，各方面都会很适应，但当他们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后才发觉他们之间的文化、生活差异竟那么大。

有一次作者和太太在客厅坐着看电视，当画面上出现澳洲的纹身和蹦极跳一幕时，作者看后情不自禁地说：“恶心！”他太大听后批评他，不应该用不礼貌的语言去污辱别人。还有他的太太弄不清楚为什么中国人对别人的隐私那么关心，中国人的方式实在难以理解，他的太太显然开朗、大方、开放，但也具有保守的一面。笔者在中国呆了三年，期间也发觉中国比韩国还要开放、平等、随便。

我认识一个韩国留学生，他跟中国女朋友谈了两年的恋爱。他们一开始谈的时候，发现在语言上有问题。韩国留学生掌握汉语后发现问题不是在语言上而是在文化上。他是用大男子主义行为来对待女朋友的。他们俩之间有矛盾、有冲突是必然的。女朋友习惯上常常对男朋友讲“烦死了”。但韩国留学生在中国没呆多久，听到这番话时非常生气。因为韩国人的观念上“烦死了”是最极端时才说出来的。除了文化以外在词汇方面有趣的事情是韩国人告辞时客套话是“走好”，但中国人告辞时向客人说“再见”，英语中的“good bye，see you again”的意思相同。而韩国人吵架后说“以后再见吧”却含有贬义。

初到异国他乡，常受到“文化震撼” （culture shook）。的确，不同文化的碰撞，常会让人领悟到一些什么。韩国中年夫妻，尤其是年龄差异较大的，如果丈夫比妻子年龄大的话，妻子叫丈夫时不敢说出丈夫的名字。这是为了尊敬丈夫。而中国人多数都直呼其名。在韩国，如果有人问一个孩子父亲的姓名时，他的孩子一般在“父亲”的姓名后面都用上“字”来表示尊敬。例如：其名字叫洪吉东，则称为洪字、吉字、东字。

此外，成家后并有孩子的人打招呼时喜欢用某某妈妈、某某爸爸（某某代表孩子的名字）。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的话，他们大多数用的是男孩的名字。在日常生活中，韩国人对于父母和长者的名字仍然存在着遗讳。本人亲历过一件事。在韩国有一个家庭，爷爷名字叫“金模基”（模基在韩语里和蚊子是谐音），所以，所有的家里人都忌讳“模基”这个词。有一次，孩子不小心喊出“模基”，家长把孩子臭骂了一顿，而且之后时常要向孩子训示一番，

 笔者到中国以后，感到最头痛的事情是排队买票，很多人不排队，夹塞的情况比较多，也没有人批评他们。我们留学生说一句笑话“如果正常排队买票的话，可能永远等不到你了”。这件事从侧面反映了人们缺乏公共秩序意识。

有一次，我和中国朋友在马尼拉坐的士，到了目的地后，发现司机不但不打计程表，而且乱收打的费。我不愿多付打的费，愿意到执法部门解决。我认为如果这次轻易付钱的话，这个司机以后还可能故伎重演。但中国朋友不是这样，他认为多付就多付吧，不要自找麻烦。我认为这并不是多一点钱的问题，而是思想和行为的问题。最后，经过我的据理力争，我跟司机讲道理，司机终于放弃了占便宜的念头。

韩国的前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下台以后，被国民以贪污罪和内乱罪关起来。这也是反映韩国人的义气。而韩国人一向较真，既使是前任总统全斗焕和卢泰愚在下台后也未能逃脱法律对他们的制裁。

而对于移民在马尼拉的华侨，他们既有老外的文明和经济，又有社会意识。中国人在国外聪明能干，吃苦耐劳。这一点得到世界的认同。但不知是不是由于华夏文化太悠久，排它性太强，很多海外华人拒绝和别的民族交流。他们更习惯在自己的华人圈子里来往，常常自觉或不自觉地抑制外来文化的侵入。

    我在马尼拉华人开的中国餐馆里吃晚饭时，除了我以外一个老外都没有。大家吃饭时老板娘上台宣布开始进行卡拉  OK比赛。这样一边吃一边唱歌既调动了大家的积极性，也看得出中国人在国外的一种凝聚力。相反他们的第二、第三代连他们的母语都不会说。

这对第二、第三代年轻人来说“在多元化的时代流利的英语是理所当然，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语言习惯，缺乏语言上的沟通和交流。”

    二、汉韩文化冲突对比

    对于吵架来说，韩国的吵架是隐蔽的，但中国的吵架是公开的。比如说，在韩国夫妻或婆媳之间吵架的时候，把门关上后吵架，以免争吵的声音被别人听见。如果正在吵架的时候，客人不期而至，那么马上装出没有吵架的样子招待客人，客人走后再接着吵。这是一种韩国式的隐蔽式吵架，这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中国人吵架则很火爆，不论在公共场所还是非公共场所，若是吵起来，可是让人感到心惊肉跳，先是大声争吵，继而污言秽语谩骂，重则拳脚相向，大有不把对方打倒在地不罢休之势。一见有吵架者，便有很多人好奇地围观、起哄、看热闹，或者在一旁推波助澜，火上烧油，大有惟恐天下不乱之势。若双方不能相互妥协，会有其他人主动来调解，居委会也会出面调解。

    中国和韩国都有尊老的传统和习惯。在中国人心目中，衰老虽然也意味着身体、精力已衰，但并不等于无用。中国有句俗话，叫“姜是老的辣”，其含义就是老年人阅历多，见识广，办事老练。但中国随着经济的发达，尊老的观念越来越淡薄，不过现在韩国的尊老传统比中国强多了。

    实际上孝顺和家庭教育有关系，家长教训孩子跟长辈吃饭时，不能先动筷子，而且好吃的菜让给长辈，这种传统在韩国还保存着。我觉得这种传统一直保存的原因之一是韩国的年轻人对长辈使用敬语。跟陌生人交际的时候哪怕他们的年龄比我小也要用敬语，这是相互之间表示彼此尊敬。

    有一个韩国朋友，在家里的几个弟兄中他跟老小最亲密。从小时候起就不用敬语一起玩。但在老小读高中时，他妈妈嘱咐他说：“从现在开始向哥哥用敬语”。从用起敬语后，朋友就觉得与弟兄有了距离感。也有的家庭父母和孩子之间不用敬语，免得出现代沟，显得和睦而民主。但子女一旦成年独立后分家，一般子女自然而然用起敬语来，各自便渐渐感到陌生。子女常常是到过年过节才回家看望父母，平时很少来往。但中国没有敬语，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这种矛盾。在中国师生之间用不着敬语，所以既平等又随便。笔者亲眼看到中国大学生跟教授一边抽烟一边交谈，这对他们来说很正常，但我感到很意外。因为在韩国人的眼里，在父母或老师面前，不应该抽烟。

    在古代韩国栗谷先生著作的《学校模范》一书里面记载着：看老师时，不能看脖子以上，甚至在老师面前连狗这样卑微的动物都不能驾。笑的时候，不要露出牙齿，跟老师一起吃饭时，只能吃七分饱，不能吃得太饱。现在韩国仍然保留着尊重老师的美德。现在常用的关于老师的谚语反映了对老师的敬意。例如：“连老师的影子也不能踩”，“连狗也不吃老师的屎（粪）”。

      三、性别跨文化交际

    韩国虽然经济比中国发达多了，但还存在着封建主义的思想。在经济行为上是开放的，但在文化精神上又是封闭的。尤其是男尊女卑的现象也是其中之一。在韩国，新年早上忌讳女性打电话给人家。这样的话对方以为那一天甚至整个一年都没有好运气。餐厅、商店、茶场的老板希望每天早上第一个来买东西的消费者是男性。虽然，在菜场女性消费者多，但老板们用优惠方法来吸引男性消费者，老板认为如果第一个顾客是男性的话，那么，那天的生意就会很好。如果女性来开汽车时，因为技能不够熟练所以开得慢或影响到人家开车的话，男性驾驶员们马上就会骂她：“在家好好开锅盖（比喻洗碗筷的意思）才对呀！不会开车干嘛出来！’”刚学会开车的女性驾驶员最害怕的是遭到男驾驶员的骂。

    大部分韩国人认为结婚后男性在外面可以有异性朋友，但女性有异性朋友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如果妻子知道了丈夫有女朋友的话，她们就默默忍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双职工的家庭对家务没有分工，大都是由妻子来操家务。

    韩国企业招聘女性时先看容貌、个子，后看能力。在这种重男轻女背景之下，对女性的歧视还表现在名字、名称等方面。

    许多韩国人都喜欢一部名叫《儿子和女儿》的电视剧，在这部连续剧里的母亲生了几个女儿后终于生了儿子。在韩国习俗上生女儿的时候，给她起男性的名字的话，以后可能生儿子。所以剧中的父母给女儿起名字时都用男性的名字。例如：勇男。如果一个家庭里的女孩子用的是男孩子的名字，这家里肯定女儿多。这样的女孩子一出生就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

    在谚语中男性的霸气和女性的受歧视现象很多。例如：“老婆和干明太鱼应该三天打一顿”；“对女性来说，连妈妈也不要相信”；“发生问题背后一定有女性指使”。

在称谓上也留着歧视女性的痕迹，许多词语都是针对男性而言的或是以男性为中心的，例如：厂长、市长、警察、作家、经理、校长。这些称谓，实际上都是为男性而设的。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们在使用这些词语时，大多数场合都是指的男性，倘若是女性的话，往往在前面加上“女”字，像“女厂长”、“女记者”、“女医生”、“女教授”、“女将军”等等。在男性的眼里，男性天生都是有职业的。而公司女职员明明有她的职称，例如：主任、，会计、代理、秘书，但公司的男性职员不喜欢称呼女性的职称，向女职员打招呼时都是“Miss”后面加上姓名。

    四、人际关系模式

中国人际关系的基本模式是人情、人伦、人缘这三位一体的结构式。人情可以说是媒介，或者说社会交换是靠人情来维持的，如，中国人常说“买个人情”、“送个人情”或“讨个人情”、“求个人情”，这些说法都暗示人情具有“交换”的品格。人伦的含义是最接近人际关系的。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对人际关系的规定是从“伦”字上把握的。《说文》中说“伦，辈也”，后又引申为“类”、“道圣”、“文理”和“人与人的关系”。《孟子·离娄上》的《圣人·人伦之至》》指的就是有序的规范或人际秩序。在《现代汉语词典》中，人缘或曰缘份，指的是人与人之间命中注定的机会；泛指人与人与事物之间发生联系的可能性。在人际关系成功或失败之后，缘是一种有效的自我防御和社会防卫方法，一例成功的婚姻用‘有缘份”来解释，既可使婚姻双方产生进一步的亲合力，又不会伤害婚姻不幸的人；而一例不成功的婚姻甩“无缘”来解瞩，则可消解婚姻一方或双方的沮丧。

 韩国人在人际关系中最重视地缘、同学情、血缘。

 对地缘来说，韩国的庆尚道和全罗道几十年以来形成的地域矛盾是最好的例子。因为掌握政权的韩国总统几乎都是庆尚道出身的，他们十分注重利用自己的权力偏重于发展庆尚道而忽一略了全罗道。所以两地区产生矛盾，庆尚道小姐不选择全罗道的小伙子，全罗道也不找庆尚道的对象。现在金大中总统是唯一的全罗道出身，他正在尽最大努力缓解两地牺矛盾。

同学情最突出的地方是企业，企业的干部选拔人才时看重同学关系，而忽略了能力。但现在企业家重视从能力方面选拔人才而且强调了人与人的亲合力和创造性，血绿也是不例外。在政治界、企业界，可以看到韩国人的血缘观。

    中国人重个人的品质，他们不在意人的外在表现。从内在修养和道德品质来看，价值判断、道德判断是选拔人的前提。中国人关心的是该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是小人还是君子”，外表印象并不很重要。这一点在中国人交友、择偶方面表现得很明显，在选拔人才时也强调德才兼备，“德”是放在首位的。

    跟中国人交上朋友时，“日久见人心”便显得很重要。

中国人做事依赖习惯，靠人际关系，买衣料找熟人，买涂料找熟人，买烟也找熟人。有句话叫“杀熟”，意思是坑熟人的钱。“杀熟”的人多了，人们就不会那么相信熟人了。而且中国人不太讲“公平”、“公正”，不过中国人的“公正”，会随具体情况和人而变化。同样做一件事情，中国人与朋友合作和与陌生人合作，其“公正”的尺度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和朋友一起做那么在利益分配、分工等问题上，中国人寻求一种大家都较能接受的公正，这是根据。“我”与朋友之间的关系密切程度来权衡的一种公正。而在与陌生人共事时，此时的“公正”就与被时的“公正”不一样了。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己人”的观念很重，人与人之间亲疏关系不同，。一做事原则和方法也就不同。

    五、民族心理作用

中国人对道歉的使用远远低于韩国人。例如，在拥挤的火车上、一公用浴室里．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甚至在骑自行车时，中国人碰撞了别人很少会道歉。

 一个越南朋友忠告我：假如你碰撞了别人的自行车，不要先说对不起，因为可能不是你的错。如果你先道歉的话，可能会对你不利。但大多数韩国人认为，只要冒犯了别人，就等于侵犯了别人的利益，就必须道歉，而且道歉必须诚恳。我们韩国人认为中国人的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慢性子、热情、善良。中国和韩国建交以后，很多韩国人到中国来做生意。他们都说中国人办事拖拖拉拉的，而且中午大部分单位休息所以不好办事。这些特点既是中国人的优点，也是它的缺陷。现在韩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据说，在与中国当地企业合资时，他们总是为中国人浪费了大量时间苦恼不已。此时，若用韩国人的“急性子”方式加以改造会事倍功半，因此韩国人必须适应中国人的慢性子。可见，尽快地适应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是至关重要的。中国人在实际生活中，非常喜欢“慢慢来”、“慢慢走”、“慢慢吃”这些词。这个“慢慢的”已经成了表现中国人悠然自得的习惯用语了。可以说，慢性子中所表现出的中国人的忍耐力是世界第一的。

    中国常用语中有：“退一步着想”，故从无盲进的态度。例如清朝时李鸿章的慢慢来的典型人物之一。英国、法国等欧洲强国侵略中国的时候，；李鸿章同意外国人设立租界，造成租界相对独立，不反抗，吸引西方文化。而且同意让他们搞港口、工厂、铁路、建筑，在消极上有损失，但从长远看对中国有利。因为搞好的港口、工厂、铁路不能拿走。

    但韩国人的性格（character）是急躁，没耐性。在汉城，经常听到的韩语是“叭利，叭利”（快快）。对韩国人来说，干什么都快是美德。上车“叭利”，吃饭‘叭利”，起床“叭利”，、仅历也要“叭利”。所以生活在韩国的留学生最能听懂的也是这句“叭利”。韩国人的生活节奏快。走路的速度很快。据统计，韩国人步行速度比欧洲人快15倍，吃饭最多15分钟就吃完，吃炸齿面也是5分钟足够。

在喝酒上，韩国人比中国人快。这韩国人的“快快的”性格使之成为灾害事故频发的国家，比如交通事故也很多。尤其是90年代“成水大桥”和“三丰百货店”倒塌就是因短组呼拉说这筑造成的灾难。

    六、结束语

    “跨文化（lntercultural communicaion）”的关键是跨越文化的障碍，而跨越文化障碍的根本途径在于提示各民族文化中的隐蔽部分，并在此基础上设计出适合各民族文化特征的交际策略。揭开各民族的隐蔽文化层是整个跨文化交际研究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如能在语言中找出一个民族的哲学，那么，这个民族隐蔽文化的大门也就打开了。这里所谈的哲学有两层意思：一是语言中反映出的某个民族的哲学观念，这是跨文化交际的双方都必须了解的，不熟谙对方民族的哲学观念，跨文化交际就会产生思想障碍；二是通过语言了解对方民族的修辞哲学，尤其要熟悉对方民族谈话的艺术，不了解这一点，交际就很难深入。

本文涉及了跨文化交际的许多问题。从交际的语义定位角度来看，交际双方必须具有共同的语义定位（co-orientation），才能成功地实现沟通。

参考文献

    ［1］陆庆和：《汉语交际与中国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