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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晚年在江津的岁月

[ 作者:收录网络  加入时间:2006-11-10 18:41:41被读次  来自:Leesuki ]
 

20世纪初,陈独秀高举中国新文化运动大旗,热情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李大钊等缔造了中国共产党,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晚年,他从国民党监狱里出来,漂泊到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在乡间鹤山坪石墙院,度过了生命的最后4年。

一、破帽遮颜过重庆

 
 

1938年7月2日黄昏时分,一艘逆水而行的客轮徐徐驶抵重庆朝天门码头。体态清瘦,身着洗

得发白蓝布长衫的陈独秀,由妻子潘兰珍搀扶着步履蹒跚地随人流来到江岸。他先期抵渝的儿子陈松年迎上来,取过行李,领着他们来到禁烟办事处李仲公寓所。

陈独秀对新闻记者采访和社会名流约见,一律回绝。可是,张恨水等安庆老乡专为他举办的接风洗尘宴会,不得不入席。

几天后,北大时的老朋友沈尹默寻迹登门畅谈离别之情,相见之欢。别时劝道:“到山中歇息吧。”陈独秀说:“已是这样打算,几年的监狱生活落下一身病……”沈尹默赠诗中有“时乖遂入市,曲尽宜归山”句,陈独秀领悟其意,接受老朋友忠言。

邓仲纯得悉陈独秀已来重庆,多方寻访,在上石板街15号见到陈独秀。老友重逢,欣喜若狂。邓仲纯原名邓初,与陈独秀是同乡、同留学日本、同在北大共事、同参加革命活动。两人从青年谈到壮年、老年,从个人谈到家庭、事业……各有成功失败、酸甜苦辣。最后,邓仲纯诚恳、热情地邀请陈独秀夫妇:“到我那儿去住吧,乡间比城市好!”

陈独秀在交谈中了解到江津比重庆凉爽、日机空袭少、生活费用便宜,加上邓仲纯是医生,便与家人商量,都同意去江津居住。

二、邓宅门前遇故知

8月2日早晨,陈独秀和潘兰珍在陈松年陪伴下,登上了由重庆去江津的小客轮。

粗心的陈独秀在重庆动身前未向邓仲纯捎个信;大意的邓仲纯邀请陈独秀夫妇来家住这样的“大事”,竟没有取得太太的同意。陈独秀一行人来到邓宅门前,不巧,邓仲纯出诊乡下。邓太太随丈夫在北大时是认识陈独秀的,也略知今天的陈独秀是“危险”人物。她在门缝里瞧见这老夫少妻,心生厌恶,嘱佣人:“我不会客,不要开门!”

在大太阳底下汗流浃背、唇焦舌燥的陈独秀夫妇久等不见门开,很不是滋味,进退维谷。

闻陈独秀遭邓夫人冷落的浙江桐城人方孝远赶来,打破了这难堪的局面。他热情地握住陈独秀的手恳切地说:“仲纯这里是医院,来往病人频繁,恐不宜先生休息。如不嫌弃,请到我那儿去住。”他乡遇知己的陈独秀泪水和着汗水往下淌,战战抖抖地感谢老乡的盛情。街坊们上来提的提、扛的扛、簇拥着陈独秀夫妇和方孝远从邓宅向方宅走去。

陈独秀夫妇受到热情款待,方太太挪出间楼房,供陈独秀夫妇作卧室。

立秋后,酷暑未减。高血压时而发作的陈独秀,感到木板房散热不佳,托方孝远在东门临江的郭家公馆租下底楼房屋两间。搬到这里陈独秀很满意:凉爽、宽敞、明亮、宁静,主人闲置的桌凳,可供读书写作、泼墨挥毫……

三、寄人篱下挨日月

其时,邓仲纯的生意红红火火,用积蓄在江津城内黄荆街租房开办“延年医院”。1938年冬迁入新居的邓仲纯,目睹年迈体弱、落泊潦倒的陈独秀居无定所,出于同情,也出于歉意与内疚,终于做通了太太的工作,想把陈独秀夫妇接来住。陈独秀坚辞不往,后来见邓仲纯确实

发自内心、出于真诚,邓夫人也主动前来赔礼,便搬进“延年医院”后院。屋室宽大,通风采光良好,陈独秀把在老家的嗣母谢氏、在重庆的儿子儿媳接来同住。

1939年3月初,78岁的嗣母卧床不起。陈独秀请医索药,调养将息,入微服侍。22日谢氏去世,身披麻衣的陈独秀十分悲痛地向致哀吊唁的亲友说:“嗣母是我的婶母,终生未育,我自幼过继给她为嗣子。当年我在外,她一直同高晓岚生活在一起……”他对儿子陈松年说:“战争结束了,我们回安庆老家,一定把祖母的遗骨带回去重新安葬。”办完丧事,陈独秀身体陡衰,血压升高,耳鸣心悸,旧病缠绵数月不愈。寄人篱下的陈独秀,感到说话、做事都得看邓太太的脸色很苦恼,更有那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的污言秽语不时冲进半聋不聋的耳朵里,很难受。陈独秀劝慰潘兰珍忍气吞声地苦挨到夏初,邓太太终于点燃“战火”,双方唇枪舌战地对骂一阵。实无以忍耐寄人篱下度日的陈独秀,愤然择房另居。

四、石墙院整理遗稿

陈独秀从邓宅搬出住进栈房。此时的江津要租到几间房子谈何容易,天天奔波的潘兰珍总是无功而返。愁眉不展之时,邓蟾秋来看望。他十分同情陈独秀的遭遇。欣然把自己刚落成的“康庄”别墅借给陈独秀暂住。

一日,陈独秀去石桥镇寄信。返家途中在旧书摊购得一本线装《皇清经典》,作者是杨鲁承,江津鹤山坪人,清朝进士。

隔日,陈独秀与邓蟾秋谈及《皇清经典》。邓蟾秋说:“杨鲁承写过不少书,几箱子手稿来不及整理出版就死了。”饶有兴趣的陈独秀问:“他家有些什么人?”同坐的邓蟾秋的侄儿邓燮康说:“只有儿媳妇杨彭氏主持家务,孙子杨庆余,由于家道衰败,没有读多少书,人年轻……”陈独秀兴奋地抢下话头说:“我见过他孙子,这本《皇清经典》就是从他手里买的。若能同他谈谈更好!”

不几日,邓燮康约杨庆余来到陈独秀住所。陈独秀开门见山问:“你祖父的书稿是些什么内容?”“有《杨鲁承先生读〈皇清经典〉》、《群经大义》、《杨氏林》、《龙溪日记》等。”杨庆余如数家珍地回答,又介绍了鹤山坪的情况。陈独秀深感住到鹤山坪,有利调养病体,还可躲避国民党特务的骚扰,静下心来了却杨家夙愿,完成自己的著述。

7月初,邓燮康雇了轿子和挑夫,护送陈独秀夫妇去鹤山坪,住进当地大户施怀清家里。稍事休息,陈独秀就去相距两华里的石墙院——杨鲁承故居翻阅书稿,还带些回来细看。在这里,陈独秀心情舒畅,病势也和缓。

杨庆余目睹陈独秀为整理祖父的遗稿,三天两回日晒雨淋的奔走,深感不安。他再三恳求陈独秀住到他家里去。中秋后,陈独秀住进了石墙院。

陈独秀偕潘兰珍绕院眺望,大有“世外桃源”之感。说:“幽静安谧,与世隔绝,悠闲自得,是潜心著述的好地方,正满足了我隐居的心愿,难觅的栖身之地啊!”后来,陈独秀带领杨家佣人将院内外扫除一新,栽上花、植下树,又辟菜园种上瓜果葱蒜,著述之余,领略劳动果实的甘美。房侧有株大榕树,树荫有爿杂货店。晚饭后陈独秀常来到这里与村民们闲谈,他那浓重的江浙方言,引出似懂非懂的川南人的阵阵笑声。

隐居石墙院的陈独秀,花了一年多时间阅读、整理杨鲁承的遗稿,考订、整理出《皇清经解》一部、《杨鲁承先生遗作六种》一套。杨庆余自费在合作印刷所印刷出版《皇清经解》1000册,作传家藏品。

五、劝蒋氏好自为之

1939年冬,陈独秀耳鸣稍减,血压则居高不下。经章士钊联系于1940年2月初住进重庆仁和医院,体检医生低声告诉陪伴的何之瑜:“陈先生活不了三年!”这信息传到时在戴笠手下主持“特种问题研究室”的张国焘耳朵里,张即以陈独秀的老部下、北大学生、今蒋介石的“红人”等多重身份前往探视。探视后张国焘向蒋介石建议:利用陈独秀与中共有隙的契机,派党国高级官员公开访问,将其对中共不满言论编成册广为散发,扩大对延安的反宣传。蒋介石批准了张国焘的提议,指示胡宗南等打前站。

病情得到控制的陈独秀出院了,为调养病体,邓蟾秋派邓燮康接来与他同住。此时,奉蒋介石旨意的胡宗南、戴笠微服探询陈独秀。

胡宗南为避免出现僵局,嘱戴笠尽量少说话,恐言多引起陈独秀厌恶;还请出陪伴陈独秀的高语罕,一再表白是“校长”授意。经高语罕“通融”,二位蹑手蹑足地来到客厅,见陈独秀端坐上首,与一银发白髯老翁谈笑风生。“不速之客”来临使气氛严肃起来,高语罕见状介绍:“这是房东邓蟾秋先生。”胡宗南哈腰点头:“久仰、久仰!”戴笠亦机械地点点头、弯弯腰。

二人落座、未及启齿问候,陈独秀直截了当地问:“两位来此,必是蒋先生的意思?”“是的。”身穿棉中山服的胡宗南不隐讳地回答,挺直上身注视陈独秀又说:“蒋先生知先生贵体欠安,特令我和雨农来看您……”不待胡宗南往下说,陈独秀接过话茬:“无事不登三宝殿嘛,二位不会没有公干吧?”趁陈独秀说话时,戴笠令随从将苹果、茅台酒等摆上桌子。陈独秀道:“请收去,我有肠胃病和高血压,早忌酒了。”

胡宗南奉承说:“先生出狱后呼吁抗战,爱国之心感人!对此,‘校长’是知道的。”面无

表情的陈独秀突然激动起来,怒气冲冲地说:“胡将军,不必绕弯子了,蒋先生派你们来,

究竟何事?”这一激,胡宗南只好直奔主题:“陈先生,‘校长’派我和雨农来,想聆听您

老对国事的看法。”陈独秀缓缓地说:“我系逃难入川,虽国事萦环,却不闻政治,更不曾

有政治活动。”话锋一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胡宗南、戴笠以为陈独秀要发高论了

,陈却慢吞吞地说:“我以为蒋先生当前的抗战决策是符合国人愿望的。敌强我弱,速胜困

难。惟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才能渡过难关……鄙人孤陋寡闻,惟不愿公开发表言论

,致引起喋喋不休之争论。务请两君对今日之晤谈,勿见诸报端,此乃惟一要求……转告蒋

先生,好自为之吧。”

胡宗南、戴笠感到无话可说了,起身告辞。陈独秀指着桌上的东西:“烦二位带走,我受用不了!”蒋介石听了二人此行汇报,取消了公开访问陈独秀的方案

六、著书立说存世间

陈独秀整理杨鲁承遗稿的同时,也编辑自己的著述。他把在南京监狱中撰写的文稿校定编辑,定名《小学识字教本》。该书收录他发表在《东方杂志》的《荀子韵表考译》、《实庵字说》、《老子考略》、《中国古代语音有复声母说》、《中国古史考》、《禹治九河考》等学术文章。此书在编辑中,国民党教育部向陈独秀预付2万元稿费,准备出版发行。时任国民党教育部长陈立夫,审定书稿时说:“内容无大碍,‘小学’两字不妥,容易和小学校混淆。”嘱编译馆改改书名,方可出版。编译馆转告陈立夫的意见,陈独秀生气地说:“陈立夫懂什么?‘小学’指声音训诂,说文考据,古来有之,一个字也不能改。”就这样,书名不改,书不能出版,预付稿费如数退编译馆。

一次,邓仲纯为陈独秀诊病后说:“你的《实庵自传》写得好,何时能写完?”陈独秀说:“我答应朋友们,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字说》。”见邓仲纯不解,陈独秀解释:“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意义重大,可以留传存世。”陈独秀瘦弱的身子比刚来江津时明显干瘦了许多,讲话时显出中气不足,喘吁吁的。邓仲纯关切地问:“什么时候写自传?”陈独秀抬起无力的手,拍拍脑袋:“写字头胀,等一时吧。”邓仲纯给了些药,说些安慰的话:“我等着看你的《自传》。”

七、鸿雁传书寄友情

蜗居石墙院的陈独秀时有朋友、同事、学生来信问候、谈事、索教,他尽可能地回复。

1940年3月中旬,何之瑜代表北大同学会到石墙院看望陈独秀。问:“蔡校长去世,先生听说了吗?”“听说了。”陈独秀闷沉沉地回答。“望先生为蔡校长写篇纪念文章。”何之瑜说着递上北大同学会的信。陈独秀拆看信,深有感触地说:“我在金陵狱中,常受到蔡先生照顾。今蔡先生先我而去,是心中无数伤疤又多一伤痕矣!”泪珠涌出,洒落在信笺上。

何之瑜走后,陈独秀郁郁寡欢,呆呆静坐。潘兰珍问:“为啥不开心?”陈独秀凄苦地说:“我每次入狱,蔡先生都发救援电文,此次在金陵狱中,又承先生照顾。蔡先生去世,实在是件令我痛心的事。”说着缓缓起身,沏杯浓茶,找来信笺,坐下沉思良久,捉笔写下《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文稿感情充沛,十分真诚,颂扬了蔡元培先生的人格与品德。

这年9月,陈独秀给在云南教书的濮德治写信,断断续续写了20多天。信中说:“……我与你们之间不同,主要在于对民主问题的意见上。”他从6个方面谈了自己对民主的认识。

1941年底,复旦大学教授郑学稼来信谈到陈独秀的《我的根本意见》一文。陈独秀即复信承认文章写得太短,没有详细阐述,可能会被人误解。苏德战争爆发后,陈独秀发觉自己把战争双方的阵线估计错了。他在与朋友的信中把苏、德视为共同敌人,有的文章已见诸报端,感到很不是滋味。他花了几天查阅与朋友的部分信件,觉得有必要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观点。经过思考,写成《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重庆《大公报》载了一半,因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认为“内容乖谬,违反抗建国策”,禁止登载下半部分。外间议论《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调子太悲观,陈独秀又写下《再论世界大势》,以正视听。

陈独秀在病危之际,还是挣扎起来硬挺着给何之瑜写了封“殚精竭虑”的信,把论世界大战的几篇文稿寄给何之瑜。这竟成绝笔信。

八、谈诗挥毫留墨宝

陈独秀著述之余常与欧阳竞天、苏鸿怡、高语罕等聚在一起,谈诗论词,朗诵吟咏,交流诗作,相互评头品足,其乐无穷。

逢年过节,民俗庆典等,陈独秀乐于为村民写对联、条幅。江津县五举乡青年农民阙森云喜爱书法,常请教陈独秀,相交甚笃。为勉励阙森云学习书法,陈独秀用赵体书写单条相赠:“问我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阙森云将字幅珍藏40多年,1982年献给了人民政府。双石场陈相国茶馆开业,陈独秀以黄山谷字体录陶渊明《归去来辞》中句相赠,以表庆贺。

1940年3月的一天,江津县县长罗文宗,来到陈独秀住处问安求字。陈独秀铺纸挥就“穿花蝴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传说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邀。”罗文宗赞叹字写得好,并问:“先生所书诗句出于何处?”“此乃杜工部的七律《曲江对韵》第二首的后四句。”陈独秀说着,在落款处钤上图章。

一次,朱蕴山带几只鸭子来看陈独秀,两人尽兴而谈。别时,朱蕴山请陈独秀题诗作留念。陈独秀写下“贯休入蜀唯瓶钵,山中多病生死微。岁晚家家足肥鸭,老馋独噬武荣碑。”朱蕴山说:“贯休是五代时的名僧,前三句好懂,后一句怎样讲?”陈独秀笑笑说:“支那内学院欧阳大师有本《武荣碑》,我写了这首诗送他,他就把《武荣碑》给我了。”朱蕴山笑道:“你用诗换帖,我是用鸭换诗了!”

时在成都读书的杨鲁承孙女杨树君来请陈独秀题字。陈欣然写下“相逢鬓发重重老,且喜疏任性未移……”杨树君念念有声,不解其意。陈独秀停笔道:“最近,我的朋友从苏联回来见到我,我写这首诗送他。意思是虽然我们都两鬓斑白了,但是高兴的是我们的性格和意志都没有变。现在我把这首诗转赠你,望你在两鬓斑白时,永葆青年时代的意志和性格。”说着,挥笔写完全诗。

陈独秀在江津时虽贫病交加,但笔耕不辍,泼墨挥毫,留下许多诗词书联与墨迹。由于他与时代落伍,给人们的印象淡漠,存者不多。

九、无功不禄持晚节

陈独秀落泊江津期间,无固定经济来源,除微不足道的一点稿费外,主要靠亲友接济度日。通过原“无产者社”成员薛农山任《时事新闻》名誉主笔,领一点津贴。偶尔,《东方杂志》和编译局付一点稿酬。北大同学会坚持捐赠生活费,好友蔡元培、同乡世交邓蟾秋弟兄叔侄也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他用的“独秀用笺”、“仲甫手缄”,全由四川绥靖公署少将参军杨鹏升私人名义印刷资助。1939年冬,国民政府委员柏文蔚来重庆开会时拜访陈独秀,见他无御寒冬衣,当即将身上的灰鼠皮袍相赠。

别人馈赠的钱物,陈独秀有分寸地接受。“素无知交者,不愿受赐”。国民党政要罗家伦、傅斯年,出于尊师、同情与怜悯,亲自送上钱物,他不收。1941年3月,陈独秀收到5000元汇票,是朱家骅托张国焘转寄来的。陈独秀给张国焘写下短函:“却之不能,受之有愧,以后万为我辞。”随函将汇票退给了张国焘。

“无功不受禄”,是陈独秀接受馈赠或收受酬金的原则。北大同学会为陈独秀安度晚年,不仅定期资助生活费,还委托罗汉、何之瑜具体照顾其入川后的生活。1941年,陈独秀拿出他撰写的《连语类编》,对邓仲纯说:“北大寄钱给我,我没什么报答,将这本油印稿送给北大。”弥留之际的陈独秀对何之瑜说:“我的书,由你经手,送给北大。”

其他友人相助,陈独秀是以字条、字幅、字联或墓志、碑文等回报。虽然这种回报是象征性的,确也体现了陈独秀“无功不受禄”的人格品质。

十、寿终正寝鹤山坪

进入1942年后,陈独秀的病情日趋沉重。他听别人说,蚕豆花泡水常饮可以降低血压,就备下蚕豆花,坚持饮用。

1942年5月12日上午,陈独秀高血压复发。治病心切的他仍服蚕豆花泡的水,这次的蚕豆花未十分晒干而霉变,饮后中毒致腹泻。隔日,罗汉从重庆来看他,陈独秀很高兴,嘱潘兰珍去石桥镇买来猪肉、豆腐等。中午,陈独秀多吃了些豆腐烧肉及汆汤,引发了胃病,呕吐不止,夜眠不安。后来数天内头晕目眩,耳鸣加剧,四肢僵厥,冷汗如浴,辗转床第,昏昏迷迷……经医生多次抢救,偶有短暂苏醒。

挨到25日,陈独秀自知不行了,对潘兰珍说:“你人年轻,找一个工作做,莫拿我卖钱。遇到合适的,再找一个人。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自立。”又对儿子陈松年说:“以后回家,把我的棺木、祖母的棺木,都带回去重新安葬。”陈松年接受了父亲的最后嘱托。

27日晚,当邓仲纯为昏迷两天的陈独秀注射强心针及平血压针后,潘兰珍一手托起他的头,一手拉住他的手,陈独秀闭合着双眼,鼻孔间气息微微进出……突然,陈独秀奋力挣扎几下,嘴唇张合张合,两眼定定地盯着潘兰珍。须臾,两手机械地抓了几下,脑袋一偏,耷拉下来。潘兰珍急拨开他的眼睑,一汪泪水涌出,渐渐地没有了气息,悲恸的她俯身将耳朵贴在陈独秀干瘦的胸脯上,感觉不到心脏的跳动了。陈独秀就这样走完了人生旅程。

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中国革命的历史没有忘记陈独秀。在陈独秀去世前两个月的194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陈独秀入川后,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几次探视陈独秀,很有礼貌地关心他的病情,入微了解饮食起居。诚恳而坦率地说:“独秀先生,我来此地一是您贵体欠安,看看您;二是请您去延安,中共中央和老同志们都欢迎您呀!”大为震惊的陈独秀楞楞地注视着庄严、认真的周恩来。好一阵子,陈独秀紧张而激动地问:“什么,请我回延安?”周恩来爽快、肯定地回答:“是的,写个书面检查,就回延安。”周恩来耐心地劝说道:“独秀先生,回不回延安,遵便,人各有志。我和同志们都不强求先生、为难先生,但要请您三思!……”之后,董必武也来江津劝陈独秀:“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抛弃偏见与固执,写个检查,回党工作。”可是,陈独秀仍回答:“回党工作,固我所愿。惟书面检查,碍难从命。”

周恩来、董必武深知陈独秀生活艰难,送上一点钱,陈独秀虽感动不已,但坚决不收。说:“感谢恩来、董老的关心,把这点钱用来营救狱中同志,照顾烈士遗孤吧!”

陈独秀去世后,安葬于江津县城大西门外鼎山山麓之“康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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