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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学术品格是学术研究品格与学人品格的统一，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活动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关 键 词】马克思/恩格斯/学术品格/学术研究品格/学人品格/学人 【 正 文】 中图分类号：A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520(2003)04-0014-07 面对当前相当严重的学术失范现实，人们在思考“怎样的学术才是真正的学术，怎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学人，什么是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品格”诸问题。治理学术失范，规范学术研究，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已成为学人们以至全社会的共识。笔者认为，学术品格包括学人的学术研究品格和学人的个人品格两个基方面，二者是高度统一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本文试以论之，作为对马克思逝世120周年的纪念。 一、马克思恩格斯的学术研究品格 勤奋。勤奋是学术研究的首要品格。做学问要有深厚的知识积累，才能厚积而薄发、深入而浅出，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勤奋学习，汲取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马克思恩格斯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广泛汲取了自然人文社会科学所有领域优秀文化成果，可以说达到了同时代人的最高水平，甚至连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学识渊博的人，但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学习、再学习。恩格斯称赞马克思道：“在他所研究的每一个领域，甚至在数学领域，都有独到的发现，这样的领域是很多的，而且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都不是浅尝辄止。”[1]为了整理、修订《资本论》第二卷手稿，1869-1873年间，马克思以五十多岁高龄自学了俄语，对大量关于俄国土地关系的资料，“按照原文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并且作了摘录”[2]，打算在第二卷中“非常详尽地探讨俄国的土地所有制形式。”[3]在整理马克思遗稿时恩格斯发现，单是俄国统计学方面的书籍就有两个立方米。 六十年代以来，由于多种严重疾病缠身，马克思感觉到所剩时间已经不多，为了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前完成经济学著作，他一直跟生命、时间赛跑，“发狂似地通宵”工作，在《资本论》写作最紧张时刻，从早晨九点到晚上七点在博物馆里钻研，每天夜间则在家中进行写作，甚至连给朋友写信的时间都挤不出来：“我并不是我的时间的主人，而宁可说是它的奴隶。给我自己留下的仅仅是夜间的时间，而肝病的经常侵袭与复发，又使这种夜间工作受到妨碍。”[4]“损失一点时间对我来说都是不可弥补的，因为无论如何我不能中断我的工作。”[5]恩格斯建议他把一切工作和思考都丢开一些时候去旅行疗养，但他却说，“这对我来说，即使有钱去游荡，也是办不到的。”[6]恩格斯也是一样，七十多岁时依然废寝忘食地工作，“经常一天工作十六小时，直到深夜。”[7] 严谨。严谨是学术研究的本然品格。科学是老老实实的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需要严格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马克思真诚地表示：“任何的科学批评的意见我都是欢迎的。”[8]这位科学巨匠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有时到了几乎是苛刻的地步。1858年11月，他在给斐·拉萨尔的信中说：“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我必须对党负责，不让这东西受肝病期间出现的那种低沉的呆板的笔调所损害。”[9] 马克思从1844年写作《经济学哲学手稿》时开始研究经济学，还在1851年就打算用五个星期完成自己的经济学著作，1859年又表示用六个星期完成预计的写作出版任务，可是经过了诸多无端的阵痛后，直到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才得以问世，而第二、三卷则由于他对科学研究极端严谨的态度和穷困疾病缠身，终其一生也未能看到出版。拉法格这样评论道：马克思“从来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事后总是要加以修改，并且总是觉得文字的叙述没有达到思想所达到的高度”，“他所引证的任何一件事实或任何一个数字都是得到最有威信的人士的证实的。他从不满足于第二手的材料，总要找原著核对，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即令是为了证实一个不重要的事实，他也要特意到英国博物馆去查阅书籍。反对马克思的人从来也不能证明他有一点疏忽，不能指出他的论证是建立在经不起严格考核的事实上的。”“马克思对待著作的责任心，并不亚于他对待科学那样严格。他不仅从不引证一件他尚未十分确信的事实，而且未经彻底研究的问题他决不随意谈论。凡是没有经过他仔细加工和认真琢磨过的作品，他决不出版。他不能忍受把未完成的东西公之于众的这种思想。”[10]甚至连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责备马克思在科学上过于认真：“只要你那里有一本你认为是重要的书还没有看，你是不会动笔去写的”[11]，“他向来这样，总是要把直到最后一天的所有材料都搜集齐全。”[12]为使《资本论》尽早出版，恩格斯建议马克思把手稿分批交给出版商，但马克思坚决不同意：“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3]1867年4月《资本论》第一卷完成后，马克思就着手修订第二卷手稿，计划在1868年春出版。虽然第二卷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前期就做过长时间研究，并且写有初稿，但是，这时马克思再次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不仅阅读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有关著作，而且仔细分析了有关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史的材料和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状况。然而，到1868年他却表示，“只要去年和1866年法国、美国和英国所进行的某些官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或者这些调查的资料还没有公布，我对它的最后加工就不可能完成。”[14]187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马克思认为，“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因此，“在英国目前的工业危机还没有达到顶峰之前，我绝不出版第二卷”[15]。直到1880年6月，他还是坚持“目前某些经济现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因而需要重新加以研究。”[16]恩格斯在第二卷序言中中肯地说：“只要列举一下马克思为第二卷留下的亲笔材料，就可以证明，马克思在公布他的经济学方面的伟大发现以前，是以多么无比认真的态度，以多么严格的自我批评精神，力求使这些伟大发现达到最完善的程度。”[17]实际上，从1867年到1881年间，马克思共为第二卷写了七份手稿! 恩格斯对待科学研究的严谨态度，并不在马克思之下。无论工作多么繁忙，无论是写信、提建议，还是写文章，他都要深思熟虑反复推敲，始终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在整理《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时候，即使是校对印刷清样这样的工作，也决不马虎从事，总是仔细查对勿使有错，细致到“每一印张都要校对三次”[18]。十余年间，他校对了《资本论》第二、三卷以及其他著作数百万字的清样：“我已经很习惯于看两份校样，一份核对一般的意思，另一份校正个别的排印错误，如果没有这样作的可能，就要在文章中出明显的笑话”[19]，而“为了找出错误，我就得钻到通常的排印差错中去!”[20]他语重心长地教诲青年们，在同论敌进行交锋时必须严肃认真，批判既要有高度的理论水平，又要有经得起推敲的事实根据。他在给拉法格的信中多次指出：“您下一次的答辩，应当更加严谨”[21]，“这本书的文字……可以更严谨些”[22]。针对考茨基“在那些自己明知没有把握的领域里下武断的论断”的不良学风，恩格斯严肃地指出：“一般说来，在所有这些范围如此之广和材料如此之多的科学研究中，要取得某些真正的成就，只有经过多年的工作才是可能的。”[23]毫不奇怪，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那种“理解上的完全无能，或者是基于具有伟大风格的历史记述所特有的、通常称作草率马虎的只凭记忆来引证的习惯”[24]深恶痛绝。 马克思恩格斯对待科学的严谨态度，还表现为一贯坚持研究问题要了解历史，要根据原著掌握全部理论。1883年9月，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指出：“要把全部材料一下子掌握住，并且用新的方法加以系统化，这只有在充分加工之后才是可能的，否则象《资本论》这样的著作就会是很多很多的了。”[25]1890年9月，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信中要求：“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26] 求实。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为社会实践服务、为人类服务。学人们承担着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的崇高社会责任，如果不能做到求实，学术就不能提高，社会就不能进步，文明就不能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一贯反对空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在他们看来，学术研究不应当为学术而学术，“科学绝不是一种自私自利的享乐。有幸能够致力于科学研究的人，首先应该拿自己的学识为人类服务。”[27]马克思在中学毕业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就写道：“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28]。马克思光辉的一生完全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资本论》的写作花了整整四十个年头，资产阶级的庸人们曾经指责马克思这样搞科学研究是不讲求实际，然而，对什么是实际马克思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理解：“我们这些不实际的人却要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的利益而揭露那些卑躬屈节惟命是听的所谓历史学家们所捏造出来的东西，”[29]“我嘲笑那些所谓‘实际的’人和他们的聪明。如果一个人愿意变成一头牛，那他当然可以不管人类的痛苦，而只顾自己身上的皮。但是，如果我没有全部完成我的这部书(至少是写成草稿)就死去的话，我的确会认为自己是不实际的。”[30] 创新，学术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唯有创新，才能在学术上有所发现，也才能引领学术潮流。马克思恩格斯是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典范。 马克思最喜欢做的事是“啃书本”，而最喜爱的座右铭是“怀疑一切”。马克思的阅读是以批判的精神进行阅读，马克思的“怀疑一切”，实际上就是以批判的态度对待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就是创新。列宁评论道：“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31]这里，我们只举出一例。七十年代以来，马克思为写作《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地租的章节，开始注意研究俄国的土地关系问题。当由于健康原因不能使这一工作继续下去时，正值俄国革命形势日益高涨，于是，这种业已获得的对俄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认识就被马克思用以指导俄国革命，这就促使他重新审视五六十年代对俄国农村公社命运的看法，认为可以利用对农村公社生命力的信念推动俄国革命形势的高涨，从而给相对沉寂的西方革命以一个新的有力的推动，并为后者创造无比顺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的看法是与对世界各国由于历史的必然性都应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看法直接相关的，特别是在把唯物史观机械地理解为“经济决定论”的倾向渐露端倪的时候，使马克思不能不把关于俄国等非西欧国家通过非西欧形式与途径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与现实根据这类问题放在哲学历史观的高度给予应有的重视。为此，就必须通过对古代社会的文化人类学和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揭示出自原始社会解体以来，东西方社会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的具体进程。正是为着这样的目的，马克思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不顾疾病缠身，潜心研究人类学，写下了大量的准备撰述原始公社及其解体的历史的著作的研究笔记——《人类学笔记》，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的伟大构想，使唯物史观深深地扎根于活跃的现实之中，更富于生命力和创造力。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人品格 学术研究重在规范。讲究规范，是马克思恩格斯作为学人的基本品格。 推陈出新。学术研究贵在推陈出新，而出新的前提和基础是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是举世公认的学术创新大师。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待学术创新持极端审慎的态度，对动辄就构筑什么“体系”深恶痛绝。七十年代中期，杜林以社会主义行家兼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貌出现，大喊大叫说什么建立了“社会主义新体系”，向马克思主义发起挑战。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杜林所谓的“新体系”不屑一顾：“‘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所谓科学自由，就是人们可以撰写他们所没有学过的一切，而且这被冒充为唯一的严格科学的方法。杜林先生正是这种放肆的伪科学的最典型的代表之一”[32]。 朴实无华。学术研究要朴素平实，不能故弄玄虚、作惊人之语，不去人为“炒作”、赶时髦。马克思坚持，“我所追求的不是优美的叙述，而只是写出我平素的风格。”[33]早在1845年，针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解体过程中青年黑格尔派和老年黑格尔派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就辛辣地讽刺道：“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因为，他们“只为反对‘词句’而斗争”，“想用这样一些微不足道的说明作出世界历史意义的发现”[34]，当然是毫无结果的，而只有马克思恩格斯才是“把自觉的辩证法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出来并用于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35]四十多年之后，恩格斯仍然对考茨基那种“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的学究气给予严厉批评，对这个“天生的学究和搞烦琐哲学的人”[36]的深感厌恶。 谦逊诚实。学术研究要谦逊诚实，不抹杀前人成就：要尊重他人观点，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 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理论来源。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们并不否定黑格尔的历史地位，而是“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模仿者们……把他当作一条‘死狗’”的时候，“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37]。同样，马克思恩格斯超越了空想社会主义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但是并没有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功绩一笔勾销：“德国的理论上的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忘记，它是依靠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这三位思想家而确立起来的。虽然这三位思想家的学说含有十分虚幻和空想的性质，但他们终究是属于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智士之列的，他们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38] 马克思逝世后，有人出于善意不止一次地提到恩格斯参加了制定这一理论的工作，建议把马克思主义改称为马克思恩格斯主义或者直接称为恩格斯主义，对此种建议，恩格斯毫不犹豫地给予拒绝，并以无限崇敬的心情写到：“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余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39]并说：“我一生所做的是我被指定做的事，就是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做得还不错。我高兴我有像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当现在突然要我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并且去拉第一小提琴时，就不免要出漏洞，这一点没有人比我自己更强烈地感觉到。而且只有在时局变得更动荡一些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感受到失去马克思是失去了什么。”[40] 恩格斯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高的造诣是人所共知的，为写作《自然辩证法》，他在自然科学的所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先后阅读了许多著名科学家的大约百余部著作，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领域，考察了自然科学发展和科学发明创造的历史，提出了对未来自然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但是在《反杜林论》中，他仍然谦虚地说，“我尽可能地使自己在数学和自然科学方面来一次彻底的……‘脱毛’”[41]，甚至谦称自己是自然科学的“涉猎者”。[42]。 科学研究可以利用别人的成果，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对别人的成果胡批乱点。“一个人如想研究科学问题，首先要在利用著作的时候学会按照作者写的原样去阅读这些著作，首先要在阅读时，不把著作中原来没有的东西塞进去。”[43]他们自己完全做到了这一点。马克思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但是他决不把别人的发现据为己有，而是指出，“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44]在写作《资本论》时，马克思大量引用了前人的研究成果，但是他并未隐瞒，而是据实交代每一条引文的出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作家即使毫不重要，毫无名气，只要这个作家第一个提出某种思想，或作出最精确的表述，他就有责任指出这一作家的姓名。”[45]马克思引用别人观点或论据的方法，一是直接通过正文表述，一是以随文脚注的形式，原原本本地将自己引用的原著、作者、版本、页码、出版时间、出版地点以至译者、发行商、最初发表处等等一系列必要的信息一览无余地直陈纸上。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马克思在引用时，还对某些被世人讹传谬植的著作者、原文做了细心明确的匡正纠错。而《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学说史》，则最典型地表示出马克思对在剩余价值学说发展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贤们的尊重，为学人们树立了堪称经典的规范楷模。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人观点的尊重，还表现为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他们的一贯立场是，丝毫也不去干预党的内部事务，除非是必须纠正已经犯了的错误，而且也只限于理论方面的错误。正如恩格斯指出的那样，“并不是马克思把自己的意见，更谈不上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46]。 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的争论或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斗争不是无原则的，要善于争论。学术研究中“在某个理论问题上也可以有意见分歧和争论，这是完全正常的”[47]，但斗争“决不应当带有私人的性质，不应当成为个别人之间的争吵(或某种可能被描绘成这类争吵的东西)，……而应当在某个十分明确的原则性问题上发生”[48]。因为“同这些不学无术而又自命不凡的人，没有必要进行认真的争论”[49]，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别人挑起的无谓争论甚至诽谤、诅咒“毫不在意，把它们当作蛛丝一样轻轻拂去，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给以回敬。”[50]这里仅举出几个重要事例。 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论战。1874年，以俄国革命青年代表自居的特卡乔夫在俄国革命问题上挑起与恩格斯的论站。恩格斯认为，如果特卡乔夫“把我从来没有说过的……各种琐事都加到我头上，对此我是等闲视之的；但是，特卡乔夫先生要使德国工人对俄国状况具有一个完全歪曲了的概念，企图以此来替巴枯宁主义者对待俄国的态度辩护，——这就迫使我不得不予以反驳。”[51] 马克思与米海洛夫斯基的论战。1877年，俄国民粹主义思想家米海洛夫斯基发表文章，对《资本论》关于资本原始积累的历史趋势作了曲解，说马克思不同意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的观点，实质上是把马克思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从而把马克思主义机械化、庸俗化。马克思认为“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辱侮。”[52]为了消除人们的误解，马克思明确地表示：“我不喜欢留下‘一些东西让人去揣测’，我准备直截了当地说”[53]，彻底地澄清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杜绝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的道路。 马克思恩格斯为捍卫《资本论》而与资产阶级学者进行的论战。1868年7月，马克思写了《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对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尤·孚赫在他写的《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中说马克思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价值量是从巴师夏那里抄袭来的污蔑给予驳斥；1884年10月和1885年5月，恩格斯先后在马克思《哲学的贫困》德文第一版言和《资本论》第二卷序言中，戳穿了德国资产阶级讲坛社会主义者说什么马克思剽窃了洛贝尔图斯的谤言；1894年10月，恩格斯又在《资本论》第三卷序言中，尖锐地批评了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尤·沃尔夫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的迷》中对马克思学说的肆意污蔑。 淡泊宁静。马克思说：“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54]学人要淡泊名利，甘于寂苦，拒绝物质诱惑，经过数年甚至数十年持之以恒的努力，方能做出学术精品、上品。真正的学人，不能在做学问与贪图物质享受间兼得，此所谓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学人要用坚忍不拔、超乎寻常的意志与毅力去克服种种困难。在马克思看来，“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必须提出这样的要求：‘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55] 马克思是在常人难以想象、极端贫困的生活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的，而恩格斯为了支持马克思进行科学研究，却不得不长期从事那种使他什么也不能干的“该死的”、“可诅咒的商业”。从1850年开始，马克思就处在穷困潦倒之中，一直与面包房、店主、牛奶铺、菜铺、煤铺、疾病等“敌对的力量”斗争。1857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完全搁浅了……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的是，这回危机不是暂时的。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脱身”[56]。1857年12月，“经济困难比平日更加严重，因为已有大约三个星期，一切都必须用现金支付，任何一种赊帐都停止了，而同时我得到的钱，总有三分之二立即用于偿付旧债。”[57]1858年，马克思的境况不仅没有好转，而且进一步恶化，为了筹钱，“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更使他痛苦的是，“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象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58]。1859年1月，马克思在写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给恩格斯的信中说：“倒霉的手稿写完了，但不能寄走，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而保险又是必要的，因为我没有手稿的副本。”尽管身处困境，但马克思仍然保持乐观的精神风貌，不失幽默地写道：“未必有人会在这样缺货币的情况下来写关于‘货币’的文章!”[59]1865年7月，他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资本论》写作时的生活与心情：“我已经有两个月完全靠典当维持生活，愈来愈多的而且一天比一天更难受的要求纠缠着我……整个这段时间我连一文钱也不能挣，……我诚心告诉你，我与其写这封信给你，还不如砍掉自己的大拇指。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人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60]。1864年4月，当《资本论》第一卷终于完成时，马克思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了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61] 旧世界给马克思安排了罕见的苦难生活，而马克思以勇敢的献身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向困难作斗争，坚持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正是在疾病的折磨和债主每天登门逼债的情况下，从1863年到1867年，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二、三卷新手稿的撰写和第一卷的修订出版工作。马克思自己承认，“可能从来没有一部这种性质的著作是在比这更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62]。深知《资本论》写作艰辛的恩格斯心痛地对马克思说：“使你长期以来呕尽心血的这本该死的书，是你的一切不幸的主要根源，……使你在身体、精神和经济方面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63]。然而，呕心沥血写成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由于缺乏资助只勉强印了一千册，所得稿费却不能补偿马克思写作时抽烟的烟钱。 马克思为了坚持公正的科学研究，虽然穷困与疾病伴随一生，但从不为物质利益所诱，不为权势所屈服。为了追求自由的学术研究，他一生不止一次放弃了得到丰厚收入的机会，颠沛流离，多次被专制政府驱逐，成了真正的“世界公民”，最后定居在他最不愿生活下去但对于学术研究却是最适宜的英国伦敦。1842年主编《莱茵报》期间，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出于恐惧，一方面下令查封报纸，迫使马克思辞去主编职务，另一方面又派人给马克思写信并当面游说，建议他到政府去任职，以获取功名利禄。可是，马克思宁可流亡国外继续革命斗争，也不接受他所痛恨的封建专制政府的引诱：“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想留在该报了。我不能在普鲁士书报检查制度下写作，也不能呼吸普鲁士空气”[64]，因为“在这种气氛下，我也感到窒息。即使是为了自由，这种桎梏下的生活也是令人厌烦的，我讨厌这种小手小脚而不是大刀阔斧的做法。伪善、愚昧、赤裸裸的专横以及我们的曲意逢承、委曲求全、忍气吞声、谨小慎微使我感到厌倦。总而言之，政府把自由还给我了。”[65]1848年革命期间马克思在科隆时，普鲁士首相康普豪森通过一个朋友邀请马克思在自己的政府中担任要职，但马克思对这种拉拢根本没有给予理睬。1859年2月，马克思在给魏德迈的信中说：“近两年来，……由于需要抽出许多时间来研究我的政治经济学……不得不拒绝(虽然很不乐意)人们在伦敦和维也纳向我提出的收入极其可观的建议。但是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66]1867年4月，俾斯麦派人游说马克思，“希望‘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67]，虽然生活非常贫困，但马克思对俾斯麦的拉拢毅然拒绝。1868年3月，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这样写到：“我的处境目前非常困难，因为我不能做一些可以补助收入的工作，而为了孩子又总要维持一定的体面。要不是还有这两卷该死的书一定要在伦敦才能写成的话，……我就会迁到日内瓦去，在那里靠我现有的钱可以过得很好。”[68]1872年3月，虽然当时生活仍很困难，但马克思还是拒绝了德国资产阶级杂志《现代》的多次撰稿邀请。 马克思恩格斯写作也从来不是为了发表和赚取稿费，而是为了把问题弄清楚。还在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布鲁塞尔“决定共同阐明我们的见解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的见解的对立，实际上是把我们从前的哲学信仰清算一下”，写成《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虽然“由于情况改变，不能付印”，但是，“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69]恩格斯曾对考茨基那种“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而“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的做法“毫不宽容”，进行了“无情的批评。”[70] 马克思恩格斯学术研究不尚虚名，反对各种形式的歌功颂德甚至曲意逢迎。1868年7月，友人拟为《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在报纸上登一则宣传广告，马克思知道后“坚决反对”，并“认为这种事弊多利少，并且有损于科学家的品德。”[71]1877年11月，马克思在给威·布洛斯的信中说：“我们两人都把声望看得一钱不值。……由于厌恶一切个人崇拜，在国际存在的时候，我从来都不让公布那许许多多来自各国的、使我厌烦的歌功颂德的东西；我从来也不予答复，偶尔答复，也只是加以斥责。”[72]1894年5月，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写道：“首先请您不要称我为‘导师’。我的名字就叫恩格斯。”[73] 考察表明，马克思恩格斯勤奋、严谨、求实、创新的学术研究品格与推陈出新、朴实无华、谦逊诚实、善于争论、淡泊宁静的学人品格，是真正的学人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与之相比，目前混迹于学术界的那些搞假、冒、伪、劣学术者是显得多么丑恶和渺小啊!真正的学人，应当以马克思恩格斯为榜样，树立崇高的学术品格，大力创新学术，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矢志不渝地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收稿日期：2003-01-03 【参考文献】 [1][24][32][35][41][42][50][52][5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76-777，474，344-345，349，345，777，342，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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