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民族主义
•　　 “民族主义”是个聚讼纷纭的语汇，刚才，我GOOGLE了一下，搜索只用时 0.32 秒，网络就告诉我，约有1,360,000项符合民族主义的查询结果，我“百度”（baidu）了一下，仅仅0.080秒，就找到了相关网页约865,000篇。
•　　  在知识界，近年来似乎越来越倾向于认为，从学理上讲，“民族主义”是一种思想学说，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话语建构的产物，这在福柯（Michel Foucault）之后所具有的逻辑力量几乎变得无懈可击；而“民族”，确如安德森（Bendict Anderson）所说，是一类“想象的共同体”，以至于《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THE BLACKWEKK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SCIENCE）直言，“民族主义理论”的假设“都是虚构的”。
•　　 然而，另一方面，当听到甚至是想起“民族主义”这个词，我们却又是不由自主地会有某种几乎共同的身体上的反应，这，确乎倒不是因为“民族主义”在知识上本有所谓“一种政治上的学说和情感”（同上）的“情感”层面的涵义，而毋宁是因为，“民族主义”虽然作为典型的“理念型知识”而有被对象化后、以理性的语言来陈述的可能，但在很大程度上，“民族主义”还是一种内在于我们自身的知识，是属于个人的“默会知识”，它纠缠在我们的体内，难以充分地明言：也仍然是福柯说得好，它关乎我们的身体（BODY），是我们身体的经验，是体验，也甚至可能是某种神秘的记忆。

2， 民族主义在东亚
•　　 在东亚，我们说，“民族主义”纠缠着我们的记忆，倒一点都不是隐喻，特别是在中韩两国之间，特别是在今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60周年，我们，共同地有被同属于我们东亚的日本侵略和奴役的惨痛的历史记忆。
• 　　中国、韩国、日本，东亚，“民族主义”的问题是这样地纠结和严峻，还因为历史记忆并不仅仅属于历史，它就是我们当下的现实：就在刚才过去的10月份，日本首相小泉再一次参拜了靖国神社，这一行径不能不激起中韩两国及其人民的民族主义声浪，而它在日本，也未必不显然地是源自于某种“民族主义”。

3， 东亚的现实，以及民族主义
•　　 我们所说的东亚的现实，还包括：1996年的亚欧会议上，东亚为一边；1997年的东盟加中日韩对话，1999年的东亚领导人声明，2001年的东亚展望小组报告，都愈来愈明确地把“东亚区域主义”呈示出来，“东亚”，越来越不仅是个区域的空间，而被确立为一个实体的概念，共同的经济利益之外，甚至还可能是某种文化社会的区域共同体。
　　• 当然，东亚的现实，更应该包括：中日的钓鱼岛之争、韩日的独岛之争等领土问题，中日在东海大陆架的石油开采权之争等资源问题，朝鲜核问题等安全问题，这一系列现实的挑战、利益的冲突，以及所谓“中国的崛起”，特别是与“东亚”最重要的“缺席的在场者”——美国——的关系。
• 可以这样说，“民族主义”问题在东亚之所以变得如此峻急，主要还是因为它的现实。

4， 发展主义
• 　　要把这个现实看得更加清楚，我们就需要说到另外一个“主义”——发展主义。
• 　　“发展主义”，我以为有个狭义、广义之别。狭义的，主要是指建基于累斯托（W.W.Rostow）“增长阶段”（stages of growth）模型的一种发展观，它把某些成功的发展模式（例如美国的或欧洲的）当成是普遍的必然的模型，并认为这些发展模式可以脱离其历史条件而全球旅行，适用于所有的国家或地区；而广义的“发展主义”，实质上就是现代社会的那种更为根本而普遍的意识形态，那种以美国为主导的现代化/全球化理论，那种唯“发展”马首是瞻、把当代世界划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时间轴上暗示前者是后者的未来、从而掩盖中心/边缘、主宰/从属的不平等国际关系格局的现代性叙事。
• 更明快地说，发展主义，就是GDP中心主义，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

5， “政治正确”的发展主义反思
• 　　也许正是因为“发展主义”的“迷思”一旦被戳破，就不难暴露出其狰狞而且荒谬的面目，所以，（也是）近些年来，一方面是发展主义依然通行无阻，另一方面，对发展主义的反思与批判也蔚为大观，甚而至于在知识界乃或社会上，发展主义反思似乎也不无逐渐成为主导话语的可能、趋势：譬如我们的“科学发展观”，就很值得关注和继续观察。
• 这是为什么？！
•　　 事实上，正像在东亚知识分子的学理层面上，要探讨个“民族主义”的究竟并非不可能、甚至并非什么难事，但是，这样一种探究对于民族主义问题在东亚纠缠困绕的现实几乎是无济于事的一样，“政治正确”的发展主义反思不仅在其自身是无效的，而且拿它去解民族主义问题在东亚的“死结”，也仍然是解不开、理还乱的。
　　•这是为什么？那么怎么办？

6， 竹内好阅读鲁迅的启示
• 　　把问题提得如此尖锐，并不是因为已经有了什么高招。
• 如果有，那也只是一种信念：东亚社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有历史的记忆和教训、也肯定应该有经验，它们都可能构成我们今天直面问题的资源，中国会有，韩国也会有。可惜，很抱歉也更遗憾的是，我们对韩国、尤其是韩国的学术思想的了解，真是太匮乏了。所以，我只能从我们今天讨论东亚问题的“缺席的在场者”——日本谈起，我指的是日本学者竹内好对鲁迅的阅读和阐释。
• 　　这几年来，因为孙歌等学者持续不断的努力，竹内好的重要性在中国知识界愈显突出。的确，竹内好读出来的鲁迅，开掘了鲁迅的潜能，使鲁迅更加具有丰富的启示，足以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重大思想文化遗产。
　　• 这里我想略作提示的不是鲁迅如何如何，而是——竹内好所以能有这样的造诣，乃是因为他对鲁迅的阅读方式——（我概括为）不搞什么无效的“政治正确”，而坚执于自己的身体经验，坚持从自己认同的共同体的问题意识为出发点，这意味着，不回避自己的身体经验的有限性以及自己可能有的民族身份的局限性，而充分地袒露之，并以此为原点，将“他者”/对方（比如鲁迅）为师、为镜、为鉴，批判性地阅读。
　　• 这样，竹内好个人在民族主义的问题上，并没有获得轻易的“政治正确”，乃至还有某种政治上的“不正确”，但是，他以自身/身体为本的“挣扎”中的阅读，如果能够引发东亚三方知识分子的良性互动的话，却有可能导向东亚的民族主义问题困局的出口，把死结挣断。
•　　 真有这样的么？当然，这里有不少的“如果”，有尚需进一步细化说明的问题、陷阱；而谁又能说，把陷阱敞开了，不就是所谓“去蔽”？！——也就是种启事/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