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韩国受大欢迎的电影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以南北韩对峙为题的冷战题材电影呢？所谓“后冷战”时代，人们为什么对这些电影反映如此积极呢？这些反映是否意味着一种在“后冷战”时代心安理得地消费过去的遗题呢？
　　在韩国放映的电影中，居排行榜前6位的作品中有4部是冷战题材的作品，可以说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大众的情绪（《生死谍变》（1999，621万名），《共同警备区JSA》（2000， 583万名），《太极旗飘扬》（2003， 1174万名），《欢迎来到童幕村》（2005，788万名））。与最近在东亚圈掀起的“领土”纠葛而产生的“民族主义”行动有关，这些现象引起关注。尤其是，有一些电影针对着韩国和亚洲（地域）“巨片”而制作，并获得大众的支持，以此使人担心电影文本内外的民族主义冲动。
然而，人们所说的民族主义话语是否真的能有效地动员大众的动力，这还带有商榷。在制作规模和市场操作方面民族主义的言说可以说发挥了作用，不过只这一点不能说明电影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个解释把大众定位为被动的状态。
    在一定程度上，这些电影的民族主义是与其说用确定的内容来吸引观众，不如说用富有问号的符号来看似浮现在文本上的浮标让观众认识并接受的。此文更加注重的是，特定题材的电影如何制作并获得成功，这些整个语境。其实，这4部电影是隔4、5年的时间放映的，因此，仔细一看会发现它们之间有不少不同之处。然而，因为这些电影区别于过去的有关电影——例如反共电影，所以要探讨通过这些电影的制作和大众对此的反映而解体或重构的文化地形地形是什么，尤其是要分析有关民族（主义）的想像出现了什么样的变化。
本篇文章将要分析的是，最近一系列的关于冷战题材的电影，并不是表现民族－国家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反而突出了创伤民族主义标志的人物和情节，以借此民族主义把民族主义的裂缝凸现出来。表面上看，这些电影好像鼓吹民族主义，并把过去的理念通过怀旧加以消费，但它们表现的其实是不均质地具有民族主义形态的新的整体性，这一点引起了观众的积极反映。

反共电影常规的此岸和彼岸

　　这些带有民族主义外表的电影其实并没有特别关心民族主义或民族问题。在民族主义的外表下，它们采用了更能吸引大众的通俗剧（melodrama）、侦探片（mistery）或是幻想片（fantasy）的下属类型（sub-genre）。这么一来，民族或民族主义实际上就以意识形态被挂在一起，而那些能够满足大众趣味的下属类型便转而取代了它的位置。这是《生死谍变》以后的影片开始显现出来的，即以娱乐电影的形式来取悦观众的欲望，或者针对精良的电影（well-made film）而制作。《生死谍变》仍然持有反共意识形态，不过作品以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为主线，颠覆了既有的反共/间谍电影的模式，并产生出另一种对于民族的想象。《共同警备区》是一种侦探片，因南北士兵引发的枪声而开始，在这结构能够插入了外部观察者/调查者，来审视以共同警备区代表的南北对峙的情况，把熟悉的状况转化成陌生，并使我们进一步质疑这一切是何以产生的。近期放映的两部电影，虽然都以造成冷战体制的“热战”朝鲜战争为题材，可是却没有卷入南北对峙状况所提供的意识形态领域。如：《太极旗飘扬》选择的是，避开以善恶/敌我的二分为主导的战争电影的意识形态阴影。而是强调兄弟之间的爱，从而转变成以男性为中心的通俗剧，引起了观众的注意。《欢迎来到童幕村》虽然反映了南北对峙的情况，但只是一个隐约的背景，就像影片中的逃兵以及留下来的士兵，它们的身份标志只是用来变成村民或保护居民的安全。一旦解除了武装，电影就正式“开始”展现了举行日常庆典的“童幕村”幻想世界。这些下属类型——通俗剧、侦探片和幻想片——就把南北分裂、战争或民族主义的现实逻辑给打乱了，消解、超越，进而穿孔于这个现实逻辑。
    然而，这些消解或裂口并没有打破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从《生死谍变》到《欢迎来到童幕村》，仍然留存着对北韩体制敌对的看法，正如围绕着《欢迎来到童幕村》进行的民族主义争论，还持着民族主义话语。这些电影成功的原因之一是，反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爱情（生死谍变）、友情/ 兄弟情谊 （共同警备区，太极旗飘扬）或共同体（童幕村）对立起来，因此产生的紧张感给我们带来了多种解释的可能性。
　　强烈的情绪纽带，侵犯了以反共主义为基础形成的韩国民族主义情绪的边界，并让我们想象出非民族或另一种人们存在的方式。这一些电影横过这个紧张，而唤起或质疑这个时代所带有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意义。对于这样的唤起并不是鼓吹民族主义，也不是完全投降于这个理念。因此，观众观看的是隐藏着这个意识形态撇开理念争论的电影。
    那么，问题在于，它所隐藏着的民族主义是什么样的民族主义，怎么运作在这些电影中？这一点是坏体制和善良的个人/共同体的对立结构中明显凸出来的问题。

在民族主义的言标之下

　　这些电影强烈地唤起民族主义，不过这时国家则对立于个人或共同体。国家的存在破坏了个人、共同体的纽带。观众看到的是，个人或共同体把对国家的恐怖承认为民族主义名义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下来的多种多样的过程。民族主义的权力就处于叙事的外部，而威胁、压倒中心叙事，进而挫败个人、共同体所体现出来的超越边界的意志或情绪。民族主义的威力使南北韩间谍所要形成的家庭的意图受挫（生死谍变），破坏了南北兵士所要建立起来的类似家庭（共同警备区），让想救弟弟的哥哥陷入死亡（太极旗飘扬），为保护居民的南北兵士因枪炮而死亡（童幕村）。这些有关冷战题材的电影里的国家的角色，不是为了保护个人或家人以及邻居等的共同体而存在，相反它妨碍并压抑了个人和共同体的纽带。这些电影明显地表现出，将民族——国家的连字号拿出，把国家与民族分离并且形成对立的时刻。
　　“善良”的个人/共同体是和‘坏’的国家/体制形成明显的对比，徘徊“国家”界限， 向“民族”界限靠近了，以此摸索着跨越界限的新的整体性。这样，个人和共同体是与模糊的“敌人”分享个人、集团的连带感，从中获得徘徊界限的危险快感，因此勾勒出与已存反共电影主导的民族主义话语不同的民族想象的区划线。在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安全言标之下。
　　这些电影中被虚构化的国家和体制的样子是，在反共主义意识形态的笼罩之下，成了拘束并限制个人和家人以及共同体的纽带。观众通过这些电影，发现在民族主义之下超越民族的新的整体性，并在情绪的纽带中仍然运用着的意识形态的二分法的笼罩之下，他们考察着探讨民族主义情绪及其整体性的多样方式。比如，最近上映的《欢迎来到童幕村》获得了相反的反应，一方面是影评界引起了有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争论，另一方面是《朝鲜日报》等保守报纸引起了有关亲北韩电影的争论，而它把南北对峙现实化为开玩笑的水平，同时，以幻想的手法来扩张了民族主义的界限因而将其意义散布在外面。琐片为崩溃，散布为持续的民族主义，仍然影响着作为分裂国家‘国民’的韩国大众，可是告诉我们它要唯一追从的理念地位被逐渐消失掉。

“后冷战”时代面对冷战的遗题，有没有可能找到别的活法？

　　其实，难以把这一些电影归结起来。虽然它们的题材都取于南北对峙的情况，不过这对峙和敌对的想象展现的都迥然不同。由坚定不移的事实（生死谍变）到手榴弹（武器）将玉米变成爆米花（游戏、和平）的想象（童幕村），这些电影对此的想象及其再现就展开得很不同。
　　然而，另一方面，观看这一些电影的经验却有相同之处，那是告诉我们仍然在“战争”中，而且由新的方式进行战争。因此，有关冷战电影跟制作排序相反，把电影中的表针调回到韩国战争的原点，进入到一直约束围绕着韩国和东亚的日常和现实的理念战争的原型。与此同时，撇开同族残杀的悲剧和反共的老套，抱着国家主义，展开与新的想象力搏斗。在民族主义的言标之下进行的这新的意识形态的战斗中，大众带着什么样的样子生还？到时候，我们有没有可能想象别的生活，进而找到别的活法？在反共主义和民族主义理念较浓厚的韩国的情况之下，这一些电影能够获得众多大众的反映，一致于面对着民族主义并超越它的欲望。从中韩国大众想要跨越集体所拥有的伤痕的过去。
　　在“后冷战”时代，包括韩国的东亚国家，有关“冷战”的记忆演变为大众文化形式，各国都以不同的脉络来展开有关记忆。在韩国，有关冷战的电影套着民族主义的外貌，修改并违背民族整体性来探讨新的认同感。中国的有关样板戏和以解放前后为题的电视剧被称为“红色经典”而重新被享受的现象，这也是与此相关可以作出讨论的，因为这也是在“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下表现出大众对社会主义以及后冷战体制的形成有关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