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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创新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源泉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人类历史上社会制度的一次根本变革。新生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快速发展，显示出比以往社会制度的优越性，关键在于它能否继续走创新之路。如果一种新事物产生之后不思进取，就会很快成为旧事物，就会在万物竞发的历史长河中被无情地淘汰，这是事物发展的客观逻辑。邓小平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意识，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 在他看来，保守僵化，墨守成规，是社会主义落后和失败的根本症结，锐意进取，开拓创新，才是社会主义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 首先，只有不断创新才能持续激发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社会主义由于消灭了剥削和压迫，建立了新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因而，它比以往的社会更具生机和活力。但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制度的生机和活力并没有持续地发挥出来，有的国家还因此而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普遍地关注和思考。有的人只看到事物的表面现象，将社会主义运动的低落和在某些国家的失败归咎于社会主义本身。对此，邓小平给予了坚决的否认。他认为，社会主义遇到的困难和曲折，并不能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不好，而是实践社会主义的人思想保守，缺乏创新精神，长期固守一种僵化模式的结果。社会主义蕴含着巨大的生机和活力，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使这种生机和活力持续发挥出来。基于这种认识，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和创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陆续实行了一系列适合新情况的重大政策，使全国的面貌焕然一新。 其次，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挥社会主义的比较优势。社会主义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不仅要从纵向比较中体现出对以往社会形态的优越性，更重要的是在横向比较中体现出对当代资本主义的优势。这一点邓小平讲得很清楚：“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点，再吹牛也没有用。”[2](P251) 经济发展速度和效果是衡量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根本标准，但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归根结底就是要在新的观念支配下，通过新的手段和方式，在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实施全面改革和创新，为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扫清障碍。社会主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之所以没有很好地发挥出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其根本原因就是没有认清和把握世界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陶醉于已经建立起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之中，孤芳自赏，难以自拔。我国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一旦认识到自身的弱点和劣势，并在重新觉醒中实现社会主义的全面创新，就能像新的社会制度诞生那样，以经济上的重新崛起，充分证明自己优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 第三，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社会主义取得对资本主义的比较优势并不是最终目的，只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的一个必要条件。邓小平认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一个极其艰巨复杂的过程，它不仅要求社会物质财富极大的丰富，而且要求人们的思想文化水平极大的提高。推进两个文明建设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必然会遇到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矛盾和新问题，在新的事物面前，旧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是无能为力、无济于事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实现共产主义就是一句空话。由于邓小平深刻认识到共产主义大厦要靠创新观念和能力来支撑，所以他在谈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时候，总是要求各级干部增强创新意识，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他说：“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努力提高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问题的本领，“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只有这样，我们党才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直达到我们的最后目的，实现共产主义。”[1](P146—147) 二、社会主义创新是全方位的创新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只要有利于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富裕幸福，有利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事，就要全力以赴去做；凡是不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碍社会主义发展的方面，就要坚决地进行改革和创新。这是邓小平的一个重要思想。按照这一思想，他提出了社会主义必须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的创新，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一是观念创新。没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其他方面的创新就无从谈起。遵循这一思想，邓小平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说：“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和措施。”[2](P141)在他看来， 思想能不能解放和创新，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2](P143)这不是小题大做，也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凡是思想保守僵化的民族，肯定是没有生气和前途的民族。凡是生机勃勃的民族，也必然是思想开放活跃的民族。社会主义要发展壮大，首先应该有全新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 二是道路创新。邓小平深刻总结了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认为采用某种固定的模式和统一的道路建设社会主义，只能葬送社会主义事业。只有从实际出发，实现发展道路的创新，才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他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1](P292) 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深刻印证了这一思想，正如邓小平所总结的：“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六年来，中国农村就是根据这样的原则，走自己的路，取得成功的。最近通过的以城市为重点的改革的决定，也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1](P95)邓小平的思想非常明确，能否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突破创新，直接关系着社会主义的生死存亡。 三是方法创新。社会主义事业是前无古人的全新事业，如果不在思想方法、工作方法、行为方式上创新，就无法完成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重任。这是邓小平的又一重要思想。他反复强调各级干部要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教条主义、事务主义等思想方式和工作方式，要密切联系群众，广泛深入实际，雷厉风行办事，狠抓工作落实，切实提高效率。他对那种整天沉溺于文山会海、办事拖拉、相互扯皮、不负责任、效率低下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极为不满，主张通过体制改革等“外科手术”式的方法革除这些弊端，以全新的方法适应全新的事业。他说，改进工作方法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2](P282)在他看来，没有方法的创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就难以落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蓝图就无法实现。 四是制度创新。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能否发挥其优越性，关键在于其制度的好坏。他所说的制度不是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而是指具体的制度或体制。他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2](P333) 制度问题比起其他问题来更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基于这种认识，他主张对现行体制所存在的弊端进行全面改革，以实现体制的根本创新。如不进行改革和创新，就很难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就会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干部体制、财政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和创新有过专门的论述，提出过具体的要求。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邓小平所领导的改革开放事业，就是一项制度创新的伟大工程。我国20多年的实践证明，没有制度的变革与创新，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辉煌。社会主义要永葆其青春和活力，就需要我们按照邓小平的制度创新思想，根据变化着的新情况适时进行体制改革，使社会主义制度以新的内容和形式走向新的历程。 五是科技创新。邓小平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就是人类的进步，社会主义的发展，归根结底依靠科学。他明确指出：“实现人类的希望离不开科学，第三世界摆脱贫困离不开科学，维护世界和平也离不开科学。”[1](P183)在他看来， 科技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经被提升到了第一位。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最终也要靠科技来实现。因此，科技创新在社会主义创新工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认为，科技创新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发展高新科学技术，就是要站在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列。他说：“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 [ 1 ] (P378)为了实现科技创新， 邓小平主张在科技政策、科技体制、科技人才、科技投资、科技成果转化等一系列方面都要打破常规，一切都要从有利于出科技成果，有利于出科技人才出发。要大胆引进国外智力，吸收世界科技精华，为我所用，以促进我国的科技创新。 六是文化创新。文化建设状况直接影响着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也影响着社会风气的变化。因此，邓小平从社会主义“不变质”的战略高度强调了文化创新的重要意义。他把思想文化战线上的战士看作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强调所有从事文化工作的同志都“应当高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旗帜，用自己的文章、作品、教学、讲演、表演，教育和引导人民正确地对待历史，认识现实，坚信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鼓舞人民奋发努力，积极向上，真正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为伟大壮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而英勇奋斗。”[1](P40)要使社会主义文化产品成为鼓舞人、鞭策人、激励人的精神武器，就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大胆改革，勇于创新。无论是理论研究成果，还是文学艺术作品，都应该深刻反映社会生活，探索社会发展规律，具有厚重的历史感、深沉的思想内涵和崭新的表现形式。总之，文化发展的源泉在于创新，文化功能的实现也在于创新。 三、社会主义创新必须坚持科学的指导原则 创新不仅要有高度的热情和强烈的冲动，而且要有科学态度和求实精神。只有把创新热情和科学态度结合起来，坚持以科学的原则作指导，才能真正实现创新。否则，创新只能陷于空谈。遵循这一逻辑，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创新的五条指导原则： 第一，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创新主要表现为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而理论创新则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怎样发展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一贯的态度是，必须在坚持和继承的前提下发展。如果抛弃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会走偏方向，就无所谓发展和创新。同时，坚持和继承不是原封不动地照搬，更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度量和切割现实，而是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认真研究新情况，总结新经验，提出新理论，使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得到丰富、充实和发展。按照这一原则，邓小平批驳了马克思主义“失败了”、“过时了”的论调，指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永远是社会主义的旗帜，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他说：“不要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消失了，没用了，失败了。哪有这回事！”[1](P383)同时他又指出， 马克思主义理论从来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1](P291—292)可见，发展、创新离不开继承，继承必须创新，不创新就不是真正的继承。两者是辩证统一的。 第二，坚持借鉴与独创相结合的原则。邓小平一贯认为，随着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个国家的联系愈来愈紧密，每一个国家都不能脱离世界而孤立地发展，都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社会主义要发展创新，决不能把自己封闭起来，应该勇敢地吸取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以作为自己发展创新的起点。不会借鉴，也就不会创新。所以，“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1](P78)邓小平同时又指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只靠借鉴别人的东西也不能发展起来，借鉴只能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点之上，借鉴必须通过内化、创新才能发挥作用，借鉴离开了独创，就会变成照搬或者爬行。他说：“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P2—3)不言而喻，不借鉴不会有创新，只借鉴也不可能有创新，只有把借鉴和独创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高起点的创新。这是走创新之路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三，坚持敢闯敢试与慎重稳妥相结合的原则。创新是突破传统、打破常规的活动，必然要有敢闯、敢冒、敢试的精神，谨小慎微、畏首畏尾不可能开创新的局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邓小平反复强调思想要更解放一点，胆子要更大一点，步子要更快一点。他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 1](P367)“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1](P372)但敢闯敢试并不等于瞎闯乱试，敢闯敢试应该是在“看准了的”的前提下，应该从实际出发，遵循客观规律，否则，就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所以，邓小平在强调敢闯敢试的同时，也非常重视慎重和稳妥。他说：“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有勇气，胆子要大，步子要稳。”[1](P130)“没有胆量搞不成四个现代化。 但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避免犯大错误。”[1](P229) 邓小平的思想非常明了，没有胆量和闯劲，不可能创新；不尊重事实、不从实际出发的瞎闯，同样不可能创新；只有把闯劲和拼劲与慎重稳妥统一起来，才能真正做到创新。 第四，坚持发挥领导骨干的作用与调动群众积极性相结合的原则。社会主义改革创新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需要处理好各种矛盾和关系，因而必须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既然是有组织、有领导的活动，就要求各级领导既要带头创新，又要组织好、领导好群众性的创新活动。鉴于领导者在社会主义创新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邓小平历来强调各级领导者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锐意进取，并且把是否具有创造性作为衡量干部好坏的一个重要标准。但只有领导者的创新积极性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社会主义创新活动实质上是群众性的活动，没有群众的广泛参与，不发挥群众的首创精神，社会主义创新就难以深入和持久。只有把调动领导骨干的积极性和群众的积极性有机地统一起来，社会主义创新活动才有了深厚的社会基础，才能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克服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矛盾和困难，谱写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第五，坚持注重物质条件与发挥人的因素相结合的原则。创新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脱离了物质条件讲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唯心论的表现。因此，邓小平一贯注重为创新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他多次讲到要大力改善教师、科技人员和广大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条件，提高对社会主义创新有突出贡献人员的物质待遇，增加对创新性行业的投入等。但邓小平始终是物质与精神的辩证统一论者，他在强调物的因素的同时，更注重发挥人的能动作用。没有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物质条件再好也无济于事。他说，社会主义创新，“归根到底，就是要发挥积极性，只要把人们的聪明才智调动起来，我们还是有希望的。”[2](P233)他尤其强调要加强对各类创新人才的培养， 只要有了人才，社会主义创新才有了根本保证。他曾经指出：“改革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我最关心的，是人才。改革科技体制，我最关心的，还是人才。”[1](P108)按照邓小平的观点， 人是社会主义创新最可宝贵的因素，压抑了人的积极性，就等于扼杀了创新，调动了人的积极性，就能从根本上激活创新。在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前提下，不断改善创新者的物质条件，实现人的因素与物质条件的有机结合，社会主义创新就有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和动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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