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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文 】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18年的斗争历史，并将其中的经验概括为三个法宝。他说：“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绩，也是中国革命的伟大成绩。” 一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内容，其含义是相当广泛的。其中最复杂、最困难，而又对中国革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现代史上，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两个最有实力的政党，二者之间的关系牵动着革命的全局。1924年至1927年期间，由于两党在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基础上实行了合作，第一次结成统一战线，因而创立了广东革命根据地，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正当革命即将完成之时，由于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破坏了两党的统一战线，因而招致革命失败。1927年以后十年内战的结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入侵。在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两党再度合作，第二次结成统一战线，在此基础上建立起广泛的，包括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包括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在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高度评价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重新结成的统一战线。他说：“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中国是否能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1]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巩固和发展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成为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关系。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建立——破裂——再建立，这样一种复杂的关系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中的一个特点。为了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毛泽东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经验只能来自中国革命的实践。 毛泽东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认识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逐步加深的，其发展经历了一个由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不断完善的过程。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就对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有了初步认识。他指出，中产阶级主要是指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既有需要革命、赞成革命的一面，又有怀疑革命的一面。对此我们要时常加以提防。这一认识的正确性很快在革命实践中得到证实。 在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1935年底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所说的统一战线，其内容主要是指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他之所以要在统一战线中增加民族资产阶级，仍然是基于对其两重性的深刻认识。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反对帝国主义的一面，因而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它有可能参加革命。 西安事变后，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压力，蒋介石不得不开始转变他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开始接受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这种情势下，统一战线中仅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显然就不够了，有必要起用一个更概括、更一般、含义更广泛的概念——资产阶级来反映新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一般意义上指出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两重性，并把它上升到规律的高度来认识。他说：“在某种历史环境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制度的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它在经济上政治上的软弱性，在另一种历史环境就要动摇变节，这一规律，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证明了。”[2]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正式起用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这时他所说的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和一切赞成革命的分子。与以往不同的是，在这里明确地把资产阶级包括在统一战线之中。用“资产阶级”取代以往所说的“民族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变化反映着客观事物的变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想的发展。 由“民族资产阶级”到“资产阶级”在认识论上是一次由具体到抽象的飞跃。毛泽东对资产阶级的认识由抽象再到具体的又一次飞跃是在1940年3月完成的。1939年冬到1940年春蒋介石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斗争中，毛泽东对资产阶级有了更具体的认识。这种认识首先反映在他1940年3月11日写的《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一文中。在这里他把资产阶级区分为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又分为亲日派大资产阶级和欧美派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就是除了买办阶级即大资产阶级以外的民族资产阶级。”[3] 根据新的认识，毛泽东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的有关部分作了相应修改。1940年他在致肖向荣的信中说明了这一修改，“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建国初在编辑《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毛泽东还对1939年10月发表的《〈共产党人〉发刊词》作过修改。有研究者指出，其中最大的修改就是对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作了明确区分，并且在对中国资产阶级的规律性认识中增添了对大资产阶级的具体分析，说明了中国的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的原因及其固有的反动性。[5] 正是上述对中国资产阶级逐步深入不断完善的认识，为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毛泽东制定了关于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政治路线和一整套策略原则。也正是由于对中国资产阶级两重性的深刻理解和准确把握，为中国共产党应对国民党后来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筑就了牢固的精神防线。 二 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特点，也是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史中不曾有过的。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那时党把主要精力放在开展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等民众运动上，并没有认真去准备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其结果，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共产党不能组织有效的反抗。大革命的失败使全党懂得了一个道理，这就是，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坚定地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 在武装斗争的实践中，毛泽东不仅学会了开展武装斗争的艺术，而且加深了对武装斗争的认识。他总结十年土地革命斗争的经验，揭示了武装斗争的实质。“在中国，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6]，因此，在武装斗争中必须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的斗争形式与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政治斗争，与代表农民经济利益的土地革命斗争，以及与其他许多必要的斗争形式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这种武装斗争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土地革命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将中国革命的武装斗争在长时期内采取游击战争的形式这一经验在理论上加以概括，提出了关于武装斗争的总概念。他说：“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在目前就是游击战争。游击战争是什么呢？它就是在落后的国家中，在半殖民地的大国中，在长时期内，人民武装队伍为了战胜武装的敌人、创造自己的阵地所必须依靠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斗争形式。”[7] 正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实质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开辟了一条紧紧依靠农民，组织和武装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独特的革命道路。也是基于对中国武装斗争形式的深刻认识，毛泽东制定了一条正确的军事路线和一整套克敌制胜的战略战术。 三 中国共产党的建设与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密切相联的。毛泽东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这就是三者的相互关系。”[8] 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这是大革命失败后全党形成的又一共识。对此，毛泽东1936年底根据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作了进一步论证。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虽然在某种历史时机可以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革命，然而由于其自私自利性和政治上经济上的软弱性，不愿意也不可能将中国革命引向彻底胜利。这一点已经得到历史的证明。中国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主力军，他们愿意积极参加革命，也愿意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然而由于其小生产的特点，使他们的政治眼光受到限制，不能正确地领导革命。在中国只有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共产党最没有狭隘性和自私自利性，最有远大的政治眼光和组织性，也最能虚心接受世界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成功经验，因此，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肩上。“只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能够领导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失业者群的破坏性，并且还能够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和不彻底性（如果共产党的政策不犯错误的话），而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9] 如何实现共产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这个问题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并不突出。然而在抗日战争中实行国共合作，由于国民党实际上执掌着全国政权，调动着正规军队，担负着正面抗战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如何实现自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至对于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就成为需要说明的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中具体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无产阶级怎样经过它的政党实现对于全国各革命阶级的政治领导呢？首先，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以及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没有实现基本口号的具体目标就无所谓政治领导。第二，无产阶级特别是它的先锋队——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在为基本的政治任务而奋斗的过程中，共产党员应该做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多数，得到群众拥护。第三，在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共产党对于全国人民的政治领导，就是由执行上述这些条件去实现的。”[10] 其实，中国共产党在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已经积累了领导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开展革命斗争，特别是土地革命斗争的丰富经验，同时也饱尝了放弃领导权招致革命失败的沉痛教训。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共产党在发起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就清醒地认识到，争蛔跃醯取领导权是一个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过程，而实现对广大抗日民众的领导也是有条件的不是无条件的。1935年底，中共中央在《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其中明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取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对反日战争中的广大民众，应该满足他们基本利益的要求（农民的土地要求，工人、士兵、贫民、知识分子等改良生活待遇的要求）。只有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才能动员更广大的群众走进反日的阵地上去，才能使反日运动得到持久性，才能使运动走到彻底的胜利。也只有如此，才能取得党在反日战争中的领导权。”[11]后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将共产党要实现领导所需要的条件概括为两条：“第一要率领被领导者坚决同敌人作斗争，第二要给被领导者以物质福利和政治教育。”[12]接着他又将这两个条件写进《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并且指出：“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13] 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反映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率领人民群众为实现这些利益和要求而坚决斗争，这是共产党实现自己领导的宝贵经验，也是毛泽东的一贯思想。毛泽东反复告诫全党：“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14]“领导权不是向人能要来的，更不是强迫就能实现的，而是要在实际利益上、在群众的政治经验上，使群众懂得哪一个党好，跟哪一个党走他们才有出路，这样来实现的。”[15]中国共产党正是由于制定和坚决执行了彻底的土地革命纲领，帮助农民解决民主民生问题，认真地为农民的利益去奋斗，因而才获得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最广大农民群众的真心拥护。实现了党对农民以至整个民主革命的领导。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明确阐述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同时提出了著名的两个标准，即判定政党作用的根本标准和判定共产党人言行的最高标准。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16]“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7]他坚信，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等政策，一定能够在实践中使中国社会的生产力获得解放，也一定能够受到中国人民的欢迎；中国共产党人以自己为了人民的自由和解放而长期艰苦奋斗的经历，以成千成万优秀党员和干部的流血牺牲赢得了人民的信任，成为中国人民最忠实的代言人和最坚强的领导者。他说：“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18] 四 加强共产党的自身建设是坚持共产党领导的应有之义。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重视这一点，把党的建设作为三个法宝之一，是基于他对共产党自身特点和所处环境的深刻认识。 中国共产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发起成立的。在中国的特定条件下，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代表着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联合他们共同奋斗。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时农民成为共产党组织的主要来源。一批批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加入共产党，他们在壮大党的力量的同时也把源于本阶级的种种错误思想和行为带进党内，涣散着党的组织，危害着党的事业。这种苗头一出现就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1928年11月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分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19]从那时起，毛泽东就十分关注党的建设，特别是思想理论建设问题。 共产党的建设是在复杂的环境和艰苦的斗争中进行的。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总结了党的建设18年的历史经验。他指出，党的建设与党的斗争是不能分离的。共产党是在伟大的革命斗争中锻炼着自己，积累着斗争的经验，加深着对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对于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认识。18年的历史证明，当党的政治路线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正确地解决武装斗争问题时，党的建设、发展和巩固就前进一步；反之则后退一步。18年的历史还证明，党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越深刻，党的组织越巩固，就越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这时，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实际之间的矛盾；中国共产党内先进思想和不良作风之间的矛盾；以及一些党员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却没有入党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共同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然而，正是在应对这种复杂局面，处理各种不同矛盾的过程中，党的建设得到了多方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在政治上，毛泽东丰富和发展了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政治路线。在理论上，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作风上，延安整风创造了解决党内矛盾，实现自我教育的好形式。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24年的斗争史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三大作风，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自身建设的主要经验。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实践证明，这种结合进行得好，党就前进就胜利；这种结合进行得不好，党就后退就失败。在党的历史上产生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倾向，其思想根源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相分离。教条主义者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当作教条，完全不顾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主义者又把局部经验当作普遍真理，根本无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两种错误倾向都留下深刻教训。因此，掌握思想教育，克服错误倾向，树立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思想基础。 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共产党进行自我评判的重要尺度。党的历史经验证明，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适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超过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群众自愿的原则；尾巴主义所以错误，是因为它落后于群众觉悟程度，违反了领导群众前进的原则。因此，树立群众观点，坚持群众路线，教育每一个环节上的每一个党员每时每刻都不要脱离群众，这是共产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障。 开展认真的自我批评是共产党清除党内的错误思想和解决党内的各种矛盾的有效方法。在共产党内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是经常发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共产党不仅在党外是处在小资产阶级包围之中，而且在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也占了大多数，即使工人群众和工人党员在中国的经济条件下也容易染上小资产阶级色彩。所以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共产党内常常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此外，客观存在的新旧事物之间的矛盾也会在人们的认识中反映出来，表现为不同思想的对立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开展正确的而不是歪曲的，认真的而不是敷衍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是共产党清除各种错误思想，维护自身肌体健康的有力武器。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28岁生日的时候，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了。这时，党的纪律问题再次突现出来。因为，党所领导的战争已经由长期的分散的游击战争转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重申党的纪律。所以毛泽东在总结中国共产党28年的历史经验的时候首先指出了党的纪律。他说：“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20]这是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全面概括。 收稿日期：2001-03-01 【参考文献】 [1][3][6][7][8][14]毛泽东选集，第2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64;746;605;609;613;742． [2][9][10][11][19]毛泽东选集，第1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261;184;263;266-267;77． [4]毛泽东书信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61-162． [5]石仲泉．毛泽东的艰辛开拓[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104． [12][13][20]毛泽东选集，第4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32;1273;1480． [15]毛泽东文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59． [16][17][18]毛泽东选集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79;1096;1097-109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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