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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倡导“理性资本主义”这一思想的两位经济学家是凯恩斯和熊彼特。 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凯恩斯。他不仅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矛盾，还相信这些矛盾能够通过理性的管理来解决。为了对经济大萧条作出回应，凯恩斯写出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推翻萨伊定律（传统的供给自行创造需求理论），这是主流经济文献首次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结构性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如何解决该危机给予认真考虑。凯恩斯认为，解决此危机的关键是国家进行干预以确保充分的有效需求，进而实现充分就业。正如10年前保罗•斯威齐在伊斯坦布尔大学讲学时指出的（见《金融资本的胜利》，《每月评论》1994年6月号），凯恩斯也认为，20世纪20年代金融资本兴起并居主导地位意味着资本主义理性的终结，它将生产性企业变成了“投机旋涡之上的气泡”。因此，凯恩斯呼吁“食利者阶级的消亡”。他提出，要对自由贸易进行调控，实行一定程度的国家自给自足，以回应全球化力量的影响。凯恩斯是主张通过设立关贸总协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稳定世界贸易和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师之一。总之，理论界认为，凯恩斯主义所指向的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是资本主义理性的表现，它看起来预示了一种基于劳资之间政治妥协的改良资本主义的到来。 1930年，经济危机刚刚爆发，凯恩斯在一篇题为《我们孙子辈的经济可能性》的文章中断言，从满足每个人的生存需要角度说，经济问题可能在100年后解决。随着工作日减少到每天3个小时，也就是一周15个小时，就出现了如何打发闲暇时光的问题。他声称，在这一点上，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道德规范把社会“从经济需要的隧道中带入到日光中来”，然而，在这之前，全世界都不得不信守一种异化的、建立在与资本积累相关联的贪婪和剥削之上的“美即是丑，丑即是美”的道德标准。 熊彼特则将有理性的企业家提高为资本主义的实质。令熊彼特最不能接受的是凯恩斯理论最主要的美国追随者阿尔文•汉森的观点，即资本主义将因为经济方面的诸多原因而趋于停滞。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问题是社会原因引起的：企业家功能的自由发挥之必要的外部条件的丧失。在他的著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中，他阐明了在集中化资本即垄断资本的统治下，非物质化的、非功能化的、不在场的所有权和过程的机械化如何使企业家精神丧失活力，进而使资本主义制度丧失活力。 熊彼特还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有理性的经济制度是与帝国主义相对立的。帝国主义，在当代和以前一样，都是通过战争机器的发展而产生的，并且，就经济因素而言，是通过垄断公司的兴起而出现的。他在《帝国主义社会学》中指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反帝国主义的。我们不能轻易地从资本主义中推导出它实际存在帝国主义趋势，而必须把帝国主义看作是由现代生活中非资本主义的角色所支持的，是由外部进入资本主义世界的异质因素所产生的。” 不管是凯恩斯还是熊彼特都还没幼稚到相信资本主义可以按照自己的逻辑无限制地发展，而哈耶克和新自由主义却相信一种市场可以自我调控的神话。用熊彼特的话说，“当被允许仅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肆意展开的时候，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不会存在下去”。这也同样适用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如果让其随心所欲，资本主义会把自己的经济逻辑如此彻底地强加于现存的一切事物，以致它将摧毁那些它自身持续发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因素。在熊彼特悲观主义的描述中，资本主义注定要以这种方式自毁。即使这样，熊彼特和凯恩斯一样，也系统阐述了在一些条件下一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可能性。 当然，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神话不是这两位经济学家的凭空臆想，它反映了战后在美国的领导下资本本义重建的时代精神。调节国际贸易与金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构建和新的联合国总部在纽约的设立预示着一种不同于先前的、更加稳定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对被占德国和日本相对仁慈的处理和实行马歇尔计划来帮助欧洲各国进行经济重建似乎都表明了世界新霸主的仁慈和慷慨。美国成立了北大西洋同盟，此外，又成立了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三方联盟。在西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的发展成了新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象征。欧洲和日本的经济飞速重建，而经济的飞速增长预示着一个新的黄金时期的来临。欧洲殖民主义在第三世界反殖民主义运动和民主革命兴起后开始衰退，而以反殖民主义者自居的美国，在向外输出新的发展理念方面遥遥领先。 在美国内部，实施反托拉斯措施来确保竞争的持续，对财政和货币进行调节被当作经济管理的关键。在“二战”20多年后，美国重要的经济学家们，如美国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萨缪尔森就宣称经济周期已结束，美国的空谈家使用“美国统治下的和平”的说法来描绘所谓的仁慈的美国霸权新纪元，有时他们还使用“美国的世纪”这个名词。整个西方的社会科学家都在为理性运行的资本主义新秩序欢呼庆祝。 必然地，不是所有的经济学家都折服于新的理性资本主义的观点，来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尤为强烈。垄断资本理论与美国的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及《每月评论》有关，它由欧洲的迈克尔•卡莱茨基和约瑟夫•斯坦因德尔的经济学发展而来。巴兰和斯威齐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在“二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巅峰1966年发表。在这本书里他们指出，“二战”后的繁荣时期是在更广阔的历史环境中的一些发展要素的暂时结果，而远不是一个更有理性、更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反映。由于它不能完全吸收大量的实际的和潜在的剩余，资本主义在它的垄断阶段一般的发展趋势就是经济停滞。考虑到垄断资本主义的停滞趋势，就需要对繁荣而不是停滞作出解释。于是，他们重点阐明了那些支撑资本主义经济的反停滞力量，其中的一些完全是暂时起作用的，如：（l）“二战”期间美国消费流动性的积累，这在战后不久就促成了一个消费繁荣时期；（2）与郊区的发展、州际公路的建造相关联并推动钢铁、玻璃、橡胶工业发展的美国第二次汽车化浪潮；（3）战后欧洲和日本的重建；（4）以美元的绝对支配地位为标志的美国牢固霸权地位带来的稳定。除上述的因素外，还有资本主义运行中长期的结构性变化，这包括：（5）最初以冷战军备竞赛为借口，但主要是为了维护帝国体系的美国庞大的、不间断的军费开支；（6）现代销售努力的发展或高消费的、由营销和消费信贷或大众负债体系的发展所支持的经济；（7）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性基础的、导致金融爆炸性发展的新性质的金融上层建筑的发展。 在巴兰和斯威齐看来，这种新的积累体制根本不是理性资本主义，它是一种“非理性的制度”。在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本性非但丝毫没有减弱，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还与其经济功能前所未有地融合在一起并渗透到了每一天的运行中。美国的霸权地位是通过在亚洲和其他地区发动战争得以维护的，国家通过政府开支和财政金融政策刺激有效需求的方法即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根本不能充分抵消资本主义的停滞倾向。凯恩斯和社会民主党人鼓吹的福利国家在最发达、最稳定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未能充分发展，而那些经济增长和稳定方面的成功是偶发的历史环境和人为经济刺激的结果。这一体系依赖促销手段和金融扩张而不是主要依靠生产性投资来发展，熊彼特倡导的企业家不再是该体系的中坚力量，而是被大的垄断公司所代替。资本主义的理想化的平等交换制度在价格垄断和产出控制下几乎完全被破坏了。垄断资本在面临需求不足时通过闲置工厂和机器而不是降低价格来保障利润率，这样导致了持续的大量生产过剩。同时，凯恩斯已论述过的闲暇也被媒体所控制，目的在于阻止使人类生存有意义的变革发生或工人身上的镣铐松缓。 巴兰和斯威齐分析的核心观点是，尽管穷尽所有的非理性方式来支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但它还是不能免遭危机困扰，停滞不断地重新发挥自己的威力。就在他们的书刚刚发表的20世纪70年代，美国再一次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困境中。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对赎罪日战争的回应行动所引发的能源危机，加上美国遇到的国外更强大的经济竞争，使美国霸权地位衰落，这些都使这次经济危机更加复杂，整个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都在显示其不稳定性。 20世纪 7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还由于美国越战的失利进一步复杂化。越战导致美元和黄金脱钩。同时，越战失败使美国继续利用战争机器来提高其在国外的优势地位以缓解国内的经济问题的能力受到制约。 经济危机刚刚爆发，斯威齐就和《每月评论》的另一主编、《帝国主义时代》的作者哈里•马格多夫一起，不仅重申了先前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提出的观点，还更加坚定地主张停滞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常态。 如今，《垄断资本》已经发表了近40年，但毋庸置疑，这个论断的要点依然正确。世界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在 20世纪 70年代明显低于60年代，然而这个增长趋缓的问题还没结束：80年代比70年代的增长率低，90年代的增长率又低于80年代，到目前为止，21世纪的增长率又低于20世纪90年代（见《就业的停滞》，《每月评论》2004年9月号）。美国和其他富有国家的经济，与世界的经济发展情况一样，经历着几十年来愈来愈严重的停滞。 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开始摒弃所有先前试图调控经济体系的尝试。于是，20世纪 70年代和80年代涌现了大量时下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重组，自由化，私有化，自由市场体系，全球化和（从更批判的角度提出的）新自由主义。其目标就是在全球降低工资，解散工会，取消国家给予工人和消费者的补贴，清除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自下而上重新分配收入和财富，等等。在就业、卫生、教育、退休、食品、环境等重要领域，不受任何限制的资本主义取得统治地位。凯恩斯和熊彼特设想的理性资本主义突然间仿佛只是一个遥远的记忆。 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速度远远低于其在“二战”刚刚结束后的发展速度，而社会最下层的阶级组织也远远弱于以前，因此，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又倒退回更直接的剥削方式，如果说它没有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的话，它却使社会上层的财富大大增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也相应地发生变化，随着人们又重新相信这一体系有自我调节的功能，哈耶克马上被认为比凯恩斯高明得多。 原始资本主义再度兴起。苏联集团垮台后，美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企图重建甚至扩大其全球霸权，赤裸裸的帝国主义威胁隐约可见。在熊彼特看来，帝国主义是战争机器和垄断的副产品，而不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而当今的事实表明，这种区分要么是过时的，要么是错误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最强大的国家以及声称最能代表其逻辑体系的美国，已公然采取通过军事手段维护其经济和政治霸权的战略，并且还在2002年度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这一战略向全世界公开宣布。与此同时，华盛顿打着消灭根本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旗帜宣布攻打伊拉克。 就经济而言，因为资本要为其剩余寻求出路，经济停滞引起全球性赌场经济的出现。与凯恩斯希望的“食利者阶级的消亡”大为不同，资本主义经济体在出现生产相对下降情况下，开始了金融化。尽管这是停滞的结果而不是产生停滞的原因，但它造就了金融资本的统治地位和愈加不稳定、愈加难以控制的资本主义。正如斯威齐在《金融资本的胜利》中指出的，凯恩斯曾得出结论说，“在早期，没有人曾梦想过和资本主义本身一样古老的投机资本能壮大到统治一个国家经济更不用说统治整个世界经济的程度”。斯威齐认为，这其中的一个结果就是权力从大公司的董事会转移到金融市场上，国家也发现它们自己越来越受制于资本市场。因此，斯威齐声称，“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的理论正以一种新形式、以更大的力量东山再起”。然而，这造成的结果是一个比以前更没有理性而不是更有理性的资本主义的出现。看不见的手现在就是作为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的在全球运行的金融资本。 经济停滞和金融爆炸的几十年也是资本在全球越来越寄生化的几十年。全球化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积累制度，在促成引人注目的污染和不平等的过程中，正在摧毁这个星球。我们被要求依靠市场的神秘力量来拯救环境。然而，在只有资本积累逻辑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中没有什么东西能产生这样的结果。 所有的这些都违背了凯恩斯的期望：经济问题在 100年后可以被解决。一方面，资本主义自身使经济问题——饥饿和不平等——永久存在并在许多方面恶化了。另一方面，“丑即是美”的价值观正在导致物质生存条件的迅速恶化。正如贾雷德•戴蒙德在他的新书《崩溃》中所阐明的，现在以类似于先前的文明的生态崩溃的方式来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崩溃的可能性是明智的。 战后西方的左翼政治一开始就是以理性资本主义思想为依据的。社会民主主义是这样，所谓的欧洲共产主义也是如此。他们主张在新的、稳定的、有组织的、有共识的和有理性的资本主义语境下实行激进的改革，正如欧洲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领军人物吕西安•戈德曼对这一信仰的表达：“说到‘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我们指的是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通过国家干预产生的调节机制，已使经济的持续增长和产生于内部的社会和政治危机减少（不是完全消灭）成为可能。”然而，我们看到，构成这一说法基础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再一次遭受停滞的资本主义在其垄断阶段恢复了它的本性：不惜任何代价、无情地追求资本积累。 这种重大变化的结果是社会民主主义作为一种政治运动迅速衰退。1981年，密特朗成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党总统，但是他的国有化和刺激需求的传统社会民主主义战略在资本的抵制面前迅速宣告失败，没过几年，就在密特朗执政期间，法国又重新转向新自由主义。密特朗的失败被普遍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失败，但这次失败指明的是一旦“二战”后的繁荣消退，资本主义重归其基本模式时，社会民主党政治就难以实现。左翼政治没有依靠群众力量开展群众动员，而是依赖于实行与理性资本主义相容的理性改良，然而，资本主义体系能够接受的有意义的改良的空间已经缩小到几近于无的程度了。 苏联集团的垮台使事态恶化。苏联集团的垮台使资本主义普世化的障碍不存在了，因此，这一体系再也不用披着羊皮了。自20世纪90年代始，资本主义更加迅猛地向赤裸裸的资本主义过渡，它不仅对工人，而且对处于全球秩序最低层的国家都冷酷无情地剥削。因此，资本主义在冷战胜利后阶级斗争激化，帝国主义本性增强。 结果是，社会和文化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商品化了，造成了严重的家庭危机、社区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如熊彼特着重指出的，任何经济体系，尤其是资本主义，如果任由其按照自己的逻辑放纵地发展，都不可能存在下去，最终，它将自我毁灭。在一个阶级两极分化、垄断、投机钻营、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日益强化的时代，“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思想是一个危险的幻想。右翼政治已逐渐变成一种赤裸裸的野蛮主义的掠夺性文化：公开的法西斯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性别歧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等都复活了。陷于停滞并任由其按照自己趋向衰退的逻辑发展的这样一种社会，最终将自我毁灭井将毁灭它能毁灭的一切，——不仅通过经济的崩溃，而且通过全球范围内野蛮主义的加剧。 这再一次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根本的事实，即资本主义是问题的根源。而解决资本主义危机的惟一出路是社会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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