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起中心作用，科学与人生自然而然也就密不可分。皮尔逊在19世纪末就洞察到：“我们这个时代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自然科学及其对人类生活的舒适和行为两方面的深远影响惊人急剧地增长着，我们发现不可能把它的社会史浓缩为片言只语，而企图以此涵盖相差甚远的历史纪元的特征。”
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也许在于人的价值（human value）的实现，因此，在很大的程度上，科学与人生的关系也就归结为科学与人的价值的关系。人的价值意指人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它包括人的自我实现、人对他人和社会的责任和奉献等。尽管古希腊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中国古代荀子“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已经朦胧地意识到人的价值，但是近代意义上的人的价值的概念，则是在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坚持以人为本，断言人的价值源于比自然更高的对实在的直觉一瞥。科学革命之后兴起的启蒙运动，则标榜科学人文主义：科学能够赋予人以新的价值和意义，人能够借助科学获得真正的启蒙和进步。
      人的价值的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的历史时期或时代，人的价值的涵义是不同的。在原始社会，人完全依附于群体并绝对受自然摆布，根本不可能独立，因此无所谓人的价值。在奴隶社会，被当作工具的奴隶无人身自由，当然谈不上人的价值。其后相继出现的权力社会和财力社会，人的价值分别是由权力和金钱决定的。在以科学为社会中轴的智力社会中，人的价值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智力和智慧衡量的。由于科学是人的智力发展的最后一步和人的智力最独特的成就，科学本身也蕴涵着智慧，因此科学与人的价值密切相关，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近代科学的兴起代表了人的天赋和力量的庆典。培根是这一视野的伟大建筑师。近代科学不仅是人的价值的辉煌实现，而且也把新的价值要素注入人格和人性，或强化了人的原有的优良价值。这是科学和人的价值相互作用的硬币的两面。关于前者，马斯洛言之有理：“科学是建立在人类价值观的基础上的，并且它本身也是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感情的、认识的、表达的以及审美的需要，给了科学以起因和目标。”关于后者，新科学的价值——新奇、民主、实用、明晰、谦逊、对进步可能性的确信、“眼见为实”（the faith of eyes）——是与古典学问的典型理想相异的价值。这些新价值很快融入近代人的精神，成为人的价值的有机组成部分。
       哪些重要的科学价值构成现代人的价值？这主要包括：来自科学的对真理的热爱和对真知的追求；来自科学的认知价值；来自科学的对事实的尊崇和客观性取向；来自科学的合理性要求；来自科学的对创造性的推崇；来自科学的自由、宽容、人道和非暴力等。
       对科学与人的价值揭示得最充分的，也许当数布罗诺乌斯基的《科学与人的价值》一书。按照他的观点，科学活动预先就假定，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就是最高的价值。追求真理既是科学的最终目标，也是科学的持续动力。但是，真理不是教条，而是过程。因此，追求真理的人必须是独立的，必须在观察和思维中保持独立性，而尊重真理韵社会则应该保护这样的独立性。
        科学把对独创性的热爱作为独立性的标志，而独创性则是做出科学发现的工具。尽管独创性只是一种工具，但它对社会的进化是必不可少的。科学赋予独创性如此之高的价值，以致远远超过了艺术赋予传统的价值。
        独立性和独创性对于科学的意义，要求我们把价值放在异议上。真正的高度异议的要素在人类文化中都是纪念碑式的，异议作为一种价值在我们文明的智力结构中已被接受了。它是从科学实践中得到的价值。在科学史中，只有当已被公认和接受的概念受到异议的公开挑战(例如哥白尼、达尔文、爱因斯坦发起的挑战)时，进步才会到来。异议是智力进化的工具，是科学家天生的活动。没有异议就没有科学，没有异议的人根本不会成为科学家。
        异议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更深刻的价值即自由的标志，就像独创性是精神独立的标志一样。如果说独立性和独创性是科学存在的个人需要的话，异议和自由则是科学存在的公共需要。
        学术自由必然会导致观点的差异和看法的分歧。但是，一个稳定的进步的社会又必须把观点和看法各异的人粘合在一起，一个持续发展的科学又必须把历史传统与未来变革联系在一起，因此宽容则成为科学上须臾不可或缺的价值。在这种意义上，宽容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是消极的价值，而是一种积极的价值。宽容的精神实质在于，承认给他人的观点以权利还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认为他人的观点本身是有趣的，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尊重的，即使我们认为它是错误的。在科学中，我们常常认为他人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我们从来不因此认为他人是邪恶的。因为我们了解：科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项冒险事业；科学家在探索中必须大胆猜测和假设，而其中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击中目标；一代科学家所犯的错误，比下一代人对它们的校正要多得多。在科学中，犯错误并不是丢面子的事情，这是由科学的本性和人的本性（用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的话说：“犯错误和抛弃错误是上帝设计的一部分”）所决定的。
         科学家之间的宽容不是以无差异为基础，而必须以尊重为基础。尊重作为一种个人价值在任何社会都意味着公众对公正和应得荣誉的承认。科学使一个人的工作与前人和同时代的人的工作相互关联和衔接，如果人与人之间没有公正和尊重，科学就无法存在下去。假若这些价值不存在了，科学共同体便不得不创造它们，从而使科学实践有可能进行。
        总而言之，科学共同体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因为它具有直接的共同目标——探索真理。它必须促使单个科学家是独立的，促使科学家群体是宽容的。从这些基本前提——它们)形成了最初的价值——逐步得出了一系列的价值：异议、思想和言论自由、公正、荣誉、人的尊严和自重。这就是科学所塑造的人的价值，而且有这种价值观念的人又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从而使人的价值得以实现。科学和人正是在这种张力和互动中丰富起来、完善起来的。
         基于人类数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和科学三百多年进步的历史，我们可以设想，在不太十分遥远的将来，人类完全可以解决几乎所有成员的温饱问题，乃至过上体面一些的物质生活。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主要追求也许是无止境的精神追求，人的最大病态恐怕是百无聊赖，而科学和艺术很可能成为满足这种追求的法宝和救治这种病态的良方。耶稣会教士德•夏尔丹（Teilhard de Chardin）即持有这样的观点。他称唯一真实的危险是“无聊”，无聊是“公众的头号敌人”。只要人把进一步追求生命的力量进行到底，他就依然对科学感兴趣，这个敌人就能够被征服。其实，早在近代科学的黎明时期，开普勒就讲过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他要求人们不能像议论一道甜食值几个钱那样去评估科学，这是因为：“造物主给我们的感官添上脑子，这不仅是为了使人能因此而挣来谋生物品——许多无理性灵魂的生物能更娴熟地从事这一切——而且也是为了使我们能够从双目所见到的事物中思索出其存在和变化的原因，即使这项工作可能并不具有更进一步的实用目的。正如人类及所有其他生物的躯体都靠饮食维持一样，与其躯体很不相同的人的心灵，则似乎靠知性这种食物来维持丰富和助长。所以，对这种活动不感兴趣者，无异于僵尸而不像活人。那么，正如大自然注意不使生物缺乏食粮一样，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然现象那么多姿多彩，埋藏在天空里的珍宝如此丰富，这一定是为了使人类的脑子不致缺少新鲜养料，使人类不致厌腻于旧事物或无所事事，并使他发现世界是一座永远开放的、发展其智慧的工场。”他吁请人们睁开探询的眼睛观察，以获得关于一切事物的精确知识，使饱受空虚的烦恼折磨的心灵沉浸到无边的宁静之中，并伴随卢克莱修的诗句飞升：“快活的灵魂啊，第一个升入高空，它的责任就是揭开一切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