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C. P. Snow）说“2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数字”，所以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危险的方法，因为“将任何事物一分为二的企图让人多少有些怀疑”。尽管如此，在企图给出一种超出隐喻意义之上而又不同于前的宏观文化图景的时候，他还是选择了“两种文化”这样一个充分简约的表述形式。没想到正是这一“危险的数字”，给他带来的声誉远远高出他在物理学、文学和官场中所得到的总和；而批评者的许多板砖，也砸在他对人类物质文明与智慧演进的这一高级产物所作的庸俗图解之上。

在1959年那篇题为《两种文化》的著名演讲中，斯诺还借助某些人之口提到“至少应该有三种文化”。四年后他在《再看两种文化》中则宣称：“现在说第三种文化业已存在或许为时过早，但我坚信它必将到来。”除了断言这种文化将使用科学术语之外，他没有就其内涵给出任何直接的阐述，但是通过前后文我们不难猜出他心目中的“第三种文化”是什么样子的。

“有些征象表明变化正在发生。一些社会历史学家（social historians）既同科学家保持着友好关系，又感到有必要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文学知识分子，或者更准确地说，转向文学文化在其最终端的表现。像‘有机共同体’（organic community）、前工业社会（pre-industrial society）的性质，或科学革命（scientific revolution）这样的概念，在过去10年知识的启发下，正在被人们加以考虑。这些新的考察对于我们的智力健全与道德完善至关重要。”

在我看来，斯诺这里所说的“社会历史学家”，应该就是今日被称为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等领域的研究者们，这一点从他所描述的这类学者的特征、其学术传统兴起的时代，以及文中引用的那些关键词就可以看出来。至于“过去10年中英、美作品中表现出特别富有价值的见解”，他则提到李约瑟(J. Needham)、图尔敏(S. Toulmin)、普赖斯(D. J. Price)这些大名。的确，西方的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与科学史，正是在斯诺演讲前后的20世纪50－60年代演成蔚然大观的。

但是这一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并没有被叫响，原因大概是涉及科学的哲学、社会学和历史学都有自己内在的演进理路和研究传统，不容易被集结在空泛的“文化”大纛之下。以科学史为例，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西方的这一研究领域中几乎不存在什么引起职业科学家不满的东西，那些最重要的科学史工作是由已退休或怀有历史兴趣的科学家们写成的，而且多数是赞美诗式的作品。科学哲学固然具有悠久的批判传统而且不容易与一般的哲学区别，但是这一领域的许多研究只是企图解释科学何以成功，而不是要对科学的世界观提出挑战和批评，因而也构不成对科学王国的冒犯。至于70年代以前的科学社会学，其关注的焦点主要在于科学的建制与科学行为的规范等，说明良好的制度如何使科学家干得更漂亮，同样也不会对科学家的工作造成严重威胁。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裂痕开始出现，库恩(T. S. Kuhn)的科学革命理论已含有文化相对主义的成份，默顿(R. K. Merton)的社会学纲领则显露出对科学不敬的端倪。从70年代早期开始，一些社会学家把注意力转到科学知识的发生学上，而不仅仅局限于对科学制度的研究。一个被称为“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传统开始坐大，这一派学者强调科学知识的文化基础和社会建构，同时采取相对主义的立场对待科学实验和理论。还有相当多的一些人企图用无所不包的“科学研究”（science studies）来整合有关的知识领域或研究传统，斯诺原始意义上的“第三种文化”就被人彻底遗忘了。

到了90年代，西方又出现了另一种“第三种文化”，其标志性事件就是布罗克曼（John Brockman）编撰的《第三种文化――超越科学革命》一书的出版。正如编者在其导言中所说：“尽管我借用了斯诺的表达，这里描述的现状却与他的预言不同。文学知识分子（literary intellectuals）并没有同科学家沟通，而科学家正在直面公众。传统的知识媒体玩弄一种上上下下的把戏：记者向上写而大学教授向下写。今天，第三种文化的思考者们倾向于摆脱掮客，努力以平易近人的方式向广大的聪明读者表达其最深奥的思想。”

要而言之，就是呼吁具有资格的科学家关注社会文化问题，抛开传统的传媒写手而直接面向公众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及其社会文化意义。但是这里还不仅仅是个写作能力的问题，按照布罗克曼的说法，“那个传统上被称为‘科学’的东西，今天已经变成了一种‘大众文化’”，而在当今的世界上“科学已经成为最大的新闻”。因此“第三种文化”的思想家与实践者们，正在逐步取代传统人文知识分子的地位，向公众阐释那些对当代社会真正有价值的新鲜知识；同时也将褫夺神学家和哲学家的使命，力图在宇宙的起源、物质的构成、生命的进化、思维的本质和人生的意义这些属于终极关怀的深奥问题上发表与时俱进的高论。不过有资格又有能力的人毕竟太少，这一波努力能否摹画出新型文化的蓝图还需时间的检验。

大约同时，首先在美国、其后蔓延到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爆发了所谓的“科学战争”，斯诺当年揭示的“两种文化”的割裂也再次凸现在公众面前。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这场“战争”所带来的热比光要多得多：偏执、傲慢、误解、嘲讽、攻讦、陷阱甚至阴谋，将当代科学阵营及那些把科学作为分析和研究之对象的人们的矛盾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场以《高级迷信》（1994）的出版为导火索、以索卡尔诈文（1996）为高潮的“战争”如何收场，乃是事关当代文化走向的一个根本问题。

1997年在南安普顿召开了主题为“科学和平”的研讨会，目的是把那些曾经卷入“战争”的重要科学家和学者尽可能地聚集起来，促使他们交换意见而不是彼此嘲弄。与会者诚恳地讨论了科学、它的客观性、合理性与权威性，以及对于科学的社会及文化研究的意义等问题，他们发现在许多话题上双方达到了出人意料的共识，当然分歧仍然存在。2001年，会议的主要论文被结集为《一种文化》出版。按照该书编者拉宾格（Jay Labinger）与柯林斯（Harry Collins）的说法，会议的初衷就是将科学家和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聚集一堂，启动基于宽容与对话的科学和平路线图。

近代科学在中国历史上的缺位，使当代中国学术较难聚焦“两种文化”一类的命题；科学史等学科在中国的发展，也有着同西方不同的动机和演进路数，因此在中华文化复兴的高度上思考科学史的意义和发展方向，在某些人士看来不是凿空附会就是食而不化，殊不知中国的编史学传统本来就具有博大的胸怀和宽阔的视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迁的豪言壮语本应化为今日史家的光荣使命。遗憾的是，不知从什么年代起，太史公的传人就矮化成专门记录帝王起居和讨伐杀戮的埃及书记员了。

斯诺在1959年所作的那个著名演讲中曾嘲笑人文知识分子不懂热力学第二定律，但不久他就对使用这个例子表示了后悔——毕竟热力学第二定律只是少数专家掌握的知识，人文学者对它的无知同科学家不了解莎士比亚相比算不得什么羞耻。就是剑桥大学物理学博士出身的斯诺本人，也未必能料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科学进展，已经将古典热力学逐渐发展到可以包容自然、时空、社会乃至文化在内的全部宇宙的生成演化理论了。在一种基于生成论的复杂物理系统的世界图景中，精神和物质的疆界可能不再那么泾渭分明，同二者的演化均有关系的文化可以借助组织、信息、复杂度和熵这些高深的概念来表达，天与人、古与今的关系比存在论或还原论的宇宙观显得更为亲和。

中国科学院要求下属的研究所都推出足以表明其学科特征的徽章及凝练的所训，以此作为创新文化建设的一个纯形式的考核条件，我服务的单位就搬出太史公的名言复命。依我看来，这比临时组装一些当代术语要高明得多：天与人、古与今——自然与社会、科学与人文、昨天与今天、历史与未来，竟以如此简约的形式和有力的语言概括出来了。

不过要当心，这不是又和那个“危险的数字”沾边了？

（原载《中国科技史杂志》，第26卷（2005）第1期，46-49页）

跋

哲学家，甚至一般的知识分子们总是企图在象征真理和自由的知识领域与权力运作领域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以此来确立和抬高自己的身份。可是我惊奇地发现，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当然，你总是可以发现独立于权力之外的心理学和社会学理论。但是总的来说，当社会变成科学研究的对象，人类行为变成供人分析的和解决的问题时，我相信这一切就都与涉及社会、人和其他对象之分析的权力运作机制有关了。

—— 米歇耳·福柯

历经政治运动磨难和文革浩劫的中国知识分子可能比西方同行更倾心于划清那条鸿沟，与权力运作保持距离甚至成了衡量道德操守的一个标准。至少在我们置身其中的多数话语场合，福柯那句由科学家们所钟爱的名言转基因来的“知识就是权力”，往往被认为是下作的。另一方面，我们对某些时尚学人和老少“愤青”们的表演已经司空见惯，像那些居高临下地喝令别人忏悔和不分青红皂白地嘲谑国人国是等，总让人觉得有些扭捏作态。另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一些动辄标榜NGO的人士反而最通晓利用国字招牌和官方渠道，来广辟财源和包装推销自己。

实际上，福柯认为权力无处不在，但是目前我们还不十分清楚谁在实施权力和权力如何发生，因此要研究权力的策略、传递网络、运行机制和所有相关决策赖以实施的手段，就像马克思搞清楚谁在剥削、利润流向何处与如何再生一样。福柯认为，关注议员、部长、秘书长这样的决策者并不是绝对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研究导致决策产生的社会程序。他最感兴趣的是，科学在欧洲是如何通过大学、实验室、评审委员会、奖励制度、大众传媒等抑制性措施和机构被制度化为权力的。

若干年前一位被奉为青年导师的先生曾劝告他的追随者：“要想改造这个社会，就得加入到它的权力集团之中去。”我压根就不相信这类鬼话，有的为此“高论”心折的同辈搞到一张党票后飘洋过海开餐馆（道不行浮于海吗？），哪里有什么改造社会的雄心壮志？当时还不知道福柯，如果知道了，今天是否已成为先进代表之一员了呢？这个问题很有趣但三言两语说不清，此处跳过不表为好。

老朋友李醒民以“六不主义”立身，即不当官浪虚名，不下海赚大钱，不开会耗时间，不结派费精力，不应景写文章，不出国混饭吃，听来着实令人钦佩而又羡慕不已。面壁自省，“六不”中我犯戒的竟有四条——“虚名”、“耗时”、“应景”、“出国”都有份。好在心知肚明，以上这些事情都没有瘾，大多顺其自然发展。上一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中，有人指中国传统文化由一种“儒道互补”的世界－人生观所支配，所谓“功成拂衣去，归入武陵源”，“时命若不会，归应炼丹砂”。凡夫俗子在此侈谈事功和隐退难免贻笑大方，但鲁仲连、张子房确实是包括我在内的某些文人心仪的角色；而一旦以道自任，则不计利害得失，哪怕是十分卑微的事业和屑小的行当也要力毕其功，这乃是植根于心底的一种文化情结使然。

本文集的第一部分就多是这种“浪得虚名”下的“应景”之作，内中既有涉及科学史的功能与定位的理论思考，也有关于学科生存与发展策略的管见，应该承认它们多少都与福柯“知识－权力”的提示有关。例如这里所收本人在上海交大科学史系成立典礼上的陋见：“就建制化这盘棋而言，建立国家级研究机构仅仅是其中的一步；大模样局面的出现，除了自身研究水准的提高外，还取决于学科生存其中的社会环境的改善，这里包括学科点的建设与繁衍、学术资源的增长、权威部门的支持、公众的理解，以及后续队伍的培养等。没有这一切，国家级研究机构的生存和持续发展都将成为问题。” 尽管文非一时之作，审读全编，本人的基本立场是十分清楚的：今日中国的知识分子应为中华文化的复兴做出贡献，坚守道德底线的国家俸禄享用者应该考虑国家的需求，而无须将国家任务同个人的学术自由截然对立起来；反之，我们应该抓住有利时机调整学术目标和建设队伍，通过自己的努力影响决策者、资源占有者和公众舆论，从而拓展研究方向和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以利于学科的生存和进一步发展，从而为社会进步做出自己微薄的贡献。有感于我佩服的一位学界朋友提倡应“理直气壮”地宣传“科学史的无用”，这一部分就名为“大哉为用”。

大鲜既烹，小炒只需简单带过。第二部分汇集了近年所写的书评、读后感、序、跋以及同书有关的小品等，妄名“邺架荧辉”。唯需说明的是，书评等虽小技，本人却不曾“应景”，下笔必是认真读过并确有感觉体会之书，以至有人指某些书评写得像论文，如本编收入的有关张申府、库恩、任鸿隽、竺可桢等篇。其言不差，读书而生感触，借评书而发挥，与读者分享思考的乐趣。我想，这在商业性（推销）和功利性（评奖）书评大肆泛滥的今日是值得坚持下去的。

第三部分内容较杂，包括一些会议上的发言、与同事的对话和记者访谈等，其中若干文字还涉及本人与一些学界朋友的商榷意见，故名“琴瑟共鸣”。明眼人看得出来，尽管有关文章语涉朋友多有不敬，但是纯属澄清理念不得已而为之，毫无对他人道德人格加以指责的意思。实际上业内人士都知道，我对论道朋友们的博学多才和机敏练达是十分佩服的；至于报章网络上一些不如流的胡言乱语，纵是荒唐无知也不值浪费时间去理会的。

几篇由他人执笔或合作完成的文字，书中均有说明。

大话说得太多，正襟危坐其实很累，我又何尝不想像那些所佩服的朋友们那样多读点有趣的书、写点轻松的东西、做点更胜任和更有意义的事情呢？无论如何，收在前面的那些文字，多少可以反映一个普通的读书人，在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特殊时期，在其人生的一个特别阶段中的思想和言行。

承蒙湖北教育出版社领导的关爱，将书稿列入“十一五”重点选题之内，加上责任编辑彭永东的严格督促和认真编辑，使其得以结集出版,在此深表谢忱。同时我也要向自己服务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诸位前辈、同事和青年朋友们致谢，感谢他们在过去数年里的宽容和信任，这也逼得我不得不暂时脱离原先熟悉的一些研究题材，而以较宽的文化视野来审视学术和学科建设问题，本书中的许多文章就来自这种今后也许要付出代价的“宽容和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