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一个首要的问题是对人口容量或人口承载力的定义。迄今为止，国际组织和学术界所下的定义多达26种（Cohen 1998）。大多数的定义在一些基本点上有共识，例如，这一概念是指在一定时期在某种可能的或期望的生活方式下所能养活的人口数；也认为必须扩展到考虑技术的作用；还认为在自然条件给生存带来问题之前，不同文化和个人不同的生活标准（包括环境质量标准）就可能对人口规模设置了极限。然而在其他方面，不同的定义差别很大甚至相互冲突。有些定义根本否认任何承载力的存在，认为人类的创造力将超越任何自然的障碍；另一些定义承认极限值是存在的，但认为这些极限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在和未来的选择。

　　在中国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对人口容量概念的使用也不尽统一。有的沿用国际组织的定义，有的对这些定义加以改造。有的定义表述得较为复杂，而有的则表述得很简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定义存在于国内的文献中。

　　国际人口生态学界的定义：世界对于人类的容纳量是指在不损害生物圈或不耗尽可合理利用的不可更新资源的条件下，世界资源在长期稳定状态基础上能供养的人口大小。这种定义主要把资源作为人口容量的决定因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一国或一地区在可以预见的时期内，利用该地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及智力、技术等条件，在保证符合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所能持续供养的人口数量。该定义在强调自然资源的同时，也考虑到技术条件，比上面的定义更全面具体一些。

　　朱宝树（1989）在其主编的《人口生态学》一书中所给的定义为：所谓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的环境人口容量，就是指该地区的资源环境条件在能够充分合理利用和保持生态平衡的情况下，所能持续供养的相应于一定生活水平的最高人口数。该书对人口容量涵义进一步概括为：（1）资源环境条件的充分合理利用，是指相应于一定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而言所能达到的开发利用程度。“充分”是指生产力发展水平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利用：“合理”则是强调不损害生态环境的平衡机制，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2）资源、环境的充分和合理利用确定所能供养人口的最高数及其持续性的前提。（3）环境人口容量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生活标准之上。

　　潘纪一（1998）在其《人口生态学》一书中对人口容量所下的定义为：在给定的环境条件下，全球或一个地区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最高人口数。作者进一步把人口容量划分为几种类型：（1）生物生理性的人口容量，即把人均消费水平压缩到最低水平，也就是只能满足人们生理必需的水平，所估算的最大抚养人口数。（2）基于现实条件的人口容量，根据现有的消费水平，参照可以预见的生活水平、生产力水平、资源储量各消费量的变动情况，以估算未来某一时点所能容纳的最大人口规模。（3）适度的人口容量是适度人口思想在人口容量研究上的反映，由于可以从多种角度考虑所谓适度人口，从而也就有着各种不同意义上的适度人口容量。

　　张志良（1993）在《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中，给出的人口容量定义为：在某区域的某一预见时段，以不损害区域环境质量和破坏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在保证符合其社会文化准则的物质生活水平条件下和正常的经济发展速度下，地区的消费资料所能持续供养的总人口和生产资料所能容纳及满足个人福利的全体人口正常发展目标下的人口数量。

　　王道隆、吴定光（1988）提出可容人口量的概念，认为可容人口量是指环境、自然资源允许承受人口的最大限度。这一概念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强调了人口容量是以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与稳定，保证自然资源特别是非再生性资源的永续利用为前提。他们进一步将可容人口量分为三类：可容人口极限，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降低到人类必要生存条件最低水准的人口容量；可容人口饱和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其必要生存条件基本相适应的人口容量；以及可容人口适度值，即环境和自然资源对人口的平均负荷力与人类最佳生存条件一致的适度人口量。他们认为，只有第三种人口容量类型是最理想的人口容量模式，是人类应该追求并努力付诸实践的目标。

　　王学军（1992）认为，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是指在一定时间、一定空间内，由地理环境各组成要素（其中包括土地资源），人类本身的数量、素质、分布、活动以及区际间的人员、物质、能量、信息交流所决定的，保持一定生活水准，并不使环境质量发生不可逆恶化的前提下，生产的物质及其他环境要素的状况所还能容纳的最高人口限度。他将地理环境人口承载潜力的基本思想总结为时间限定性、空间限定性、区域开放性、人类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综合性以及不易定量性。

　　曲格平、李金昌（1992）在《中国人口与环境》一书中写到：人口容量又称人口承载量，一般理解为在一定的生态环境下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所以有时又称之为人口最大抚养能力或最大负荷能力。另外一种理解是，把人口容量看成一定自然资源条件下的最理想人口数量或适度人口数量。他们认为，一定生态环境或一定地区的资源所能养活的最大人口数，是人口容量的极限状态，这个极限状态受到多种条件的制约，所以在正常情况下是难以实现的。因此，应把适度人口数量作为人口容量的基本内涵。

　　毛志锋、任世清（1995）认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口容量的定义适应了当代和未来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对能源这一重要资源的利用需求，以及人口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对人口容量的影响，但忽略了生态平衡与资源环境利用保护准则下对人口容量的制约。尽管强调了人口容量的时空界定，但忽视了社会经济系统或人类生态系统开发条件下的资源超越辖域空间的流动。对国内有的学者着重于土地平面垦殖方面人口承载力的探讨，他们认为所确定的不同时空的人口容量不仅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更重要的是淡漠了对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探讨。有鉴于此，他们从生态角度提出了以下定义：人口容量是指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保障生态环境物质能量循环相对均衡和不断满足人口生活消费水平提高条件下，地球或某一开放疆域的自然资源在长期稳定合理开发利用基础上所能抚养的人口数量。

　　综上所述，所谓人口容量就是某一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能供养的人口数量。由于考虑的范围、时期、条件和目标不同，人口容量也就具有了不同的涵义，所以在对人口容量进行研究时关键是要明确人口容量的具体规定性。在不同的假定条件下，人口容量的值就会有很大差别。影响人口容量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地域的开放程度。一个封闭系统和开放系统的人口容量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一个开放系统中，资源的互补可以大大提高一个地区的人口容量。而一个封闭系统中，由于某一种资源的匮乏会使得其人口容量大为降低。（2）时间规定性。一个地区短期内的人口容量会高于保证其长期发展的人口容量，但短期内对资源环境的过度开发和利用，会造成未来人口容量的降低。因此，人口容量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上，不能只考虑短期效应。（3）生产力水平的高低。不同的生产力水平下，对资源的利用程度和产出水平会有很大差别，因此，人口容量会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在确定未来人口容量时必须考虑到技术进步的作用。（4）生活水平的高低。在同样的产出水平下，不同的生活水平需求会有完全不同的人口容量。很显然，人口容量会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降低。（5）分配方式与社会制度。不同的分配方式将导致人口容量的差别，一个平均分配资源和财富的社会的人口容量无疑大于一个贫富差距很大的社会。（6）不同目标下的人口容量。如果仅仅考虑维持人们的最基本生活需要，那么得出的就是一个地区所能抚养的最大人口数量。如果要达到一个理想的或最优的目标，则实际上得出的是适度人口数量。（7）承载人口的基础。人口容量既可以从单一的因素分别考察，如土地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也可以从自然环境系统综合考虑；既可以只考虑自然系统，也可以加进社会经济系统，因而有土地人口承载力、矿产资源承载力、环境人口容量等一系列人口容量的研究。考虑因素不同，研究结果自然大相径庭。只要自己持之有据，也就不乏其意义。

　　最近，有的学者（童玉芬1998）从可持续发展角度进行了最优人口探讨的尝试。她提出，区域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指最有利于区域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要求的人口条件（包括人口数量、人口增长率、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人口分布等条件）。可持续发展最优人口是适度人口的扩展，但是在可持续发展的新观念下，人口的适度就不能纯粹是为了经济的增长，而是为了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此，衡量人口的适度与否，应该从是否最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衡量。

　　三、人口容量的特点

　　人口容量与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在某些方面具有相类似的特征，如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能力是决定环境容量的基础；由于环境条件和种群规模及适应性的变化，环境容量具有强烈的变动性等。随着人类生态系统的产生和发展，人口与环境的的相互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口容量呈现出不同于一般动物环境容量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朱宝树1989）：

　　1.人类在人口容量上的主观能动性。一般动物种群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既定的环境容量。一般说来，在自然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只有当某一动物种群的适应能力提高的时候，该种群的环境容量才会扩展，当种群规模过度增长时，环境容量会发生缩减。一般动物种群对环境容量的影响是很有限的，而且是生物学属性的反映。而人类对环境容量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其生物学属性所及的范围。人类通过自己的创造性劳动，极大地增强了适应周围环境的能力，其人口容量已经大大高于自然生态系统所能维持的人口容量。同时人类的活动也可以导致人口容量的人为缩减。

　　2.人口容量与现实人口规模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在自然生态系统中，除非发生大的环境变化或外来干扰，多数动物种群在一定环境中的数量规模一般都已趋向于与环境容量保持基本平衡的状态。人类种群虽然已经增长了几百万年，但无论是种群规模本身，还是地球环境的人口容量，都尚未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

　　3.人口容量对现实人口制约作用的不确定性。一般动物的环境容量只是指生物学上的最高数量，可以根据动物的生物生理需要及环境可以满足的程度而加以确定，即环境容量对动物种群规模的制约作用比较直接和明显。而人口容量的确定要比一般动物错综复杂的多。一方面，人口容量的制约因素增多，不能只从环境和人口两个侧面来考察；另一方面，人口容量不是直接对人口规模发生制约作用，环境人口容量制约下的现实人口变化往往具有很大的滞后性、曲折性和隐蔽性；另外，人口容量制约下的人口变化也并不单纯表现为人口数目的增减变化，人口的增减也不仅仅取决于环境容量的制约。

　　四、人口容量、人口承载力与适度人口的关系

　　1.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伍理1991）。一观点种认为，人口容量和人口承载力是同一个概念，两者之间没有根本区别。另一种观点倾向于把两者加以区分。认为承载力指的是一定的净生产力和消费结构下给定土地可能支持的最大人口数，相当于草场的载畜量，而人口容量是指承载力与社会经济因素相结合的产物。

　　土地人口承载力不能和土地人口容量相提并论（刘卫东1992）。土地人口承载力是指在未来不同的时间尺度上，以预期的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及与此相适应的物质生活水平为依据，一个区域利用其自身的土地资源所能持续稳定供养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容量则是在一定面积土地上容纳的人口数量。土地人口承载力相对稳定，它受土地生产能力与人的生活水平所制约，受人的行为影响小，比较客观。土地人口容量则受人口政策、人的生育行为和人口迁移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主观性强，它可以大于或小于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就一个封闭的区域系统来说，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应小于土地人口承载力，以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对于开放的区域系统，经济贸易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土地合理人口容量可以小于或超过土地人口承载力。

　　更有作者（刘斌，艾南山1993）从协调论的角度对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进行考察，并运用系统论的一般方法对其进行系统分析，认为土地承载力与人口容量所处系统不同、所处系统的层次不同。所处系统的性质与特点不同，它们是两个既有本质区别，又有内在联系的概念。

　　《人口承载力与人口迁移》一书认为，人口容量、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统一的概念。该书认为，资源承载力就是环境人口容量。土地承载力是资源承载力的特例，它与资源承载力的区别在于抽取了自然资源中的土地资源作为研究重点。土地承载力的核心是指在自然、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下，一定地区产出的食物能养活多少人口。在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的关系上，该书作者认为人口容量有特定的涵义，而人口承载力则是泛指的名称，凡是人口为主体，资源、环境、经济为客体的，并能承载人口数量的，如人口容量、环境人口容量、经济适度人口、资源承载力、土地承载力等都统称为人口承载力。

　　笔者认为，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并无本质区别，它们都是从英文“Carrying Capacity”一词而来。人类环境并不存在纯粹的自然环境，而是与社会环境交织在一起，即使从概念上硬行把两者区分开来，在实际操作中也很难界定，只能造成人为的混乱。因此，笔者倾向于对二者不作区分。

　　2.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按一般理解，人口容量是指一个地区的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最大人口数量，即偏向于最高人口的涵义。而适度人口则是指一定目标下的最适宜人口，即最优人口。但确定人口容量时，如果把消费水平定在一个期望的数值上，则此时的人口容量也就等同于适度人口。因此，人口容量与适度人口在概念上是有区别的，但在一定条件下，两者也可以互相转换，适度人口也可以说是某一定意义上的人口容量。

　　五、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与步骤

　　根据不同的定义和研究目的，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也不尽相同。目前，国内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张志良1993；董玉祥1988）：

　　1.单因子分析法。此种方法一般把人口容量理解为最大负载能力，从而根据农业生产所提供的粮食或某种资源的食物生产能力进行环境人口容量的估算，尤以依据粮食生产进行估算的方法应用最为广泛。此方法考虑的因子较少，操作简单，在人口容量估算时应用较多。但此法没有考虑到人口对农业生产或资源利用的反馈以及农业的投入与整个经济相关部门间的反馈作用，因而是一种非常粗略的估计方法。

　　2.土地资源分析法。这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在1979年召开的《未来人口的土地资源》专家咨询会议上提出的研究方法。它以土壤评价为基础，依据资源、生态特点划分出不同的农业生态区，并给出各类农业生态区的三种农业产出水平（低、中、高），根据各种作物的不同要求求出各种作物的产量并换算成蛋白质及热量，然后再与每人每年需要的蛋白质与热量进行对比，即得出环境人口容量。对草地畜牧业也以同样方法换算。

　　3.资源综合平衡法。1973年由澳大利亚的研究者提出并得到广泛应用。这种方法综合考虑土地、水、气候资源等因素，避免了单因子分析法的某些不足。通过分析各种环境资源对人口发展的限制，利用多目标决策分析，进行综合研究，从生态系统角度全面进行估算，从而得出比较精确的结论。

　　4.投入产出法。这种方法以投入产出技术为手段，根据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水、肥等实际投入状况及其发展趋势，推测土地的现状及未来生产潜力，从而计算土地承载力。这种方法考虑了实际生产情况，因而更接近实际，对预测一定时间尺度的土地生产能力表现出一定的可信度。

　　5.系统动力学方法。这一方法最先由罗马俱乐部创立，并在《增长的极限》一书中用于研究人类的未来。1984年苏格兰的资源利用研究所首次将其应用到环境人口容量的研究中。它基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环境人口容量的定义，综合考虑人口、资源、环境、社会经济发展之间众多因子的相互关系，建立系统动力学模型，通过模拟不同发展战略，得出人口增长、资源承载力与经济发展相互间的动态变化及其发展目标。此法能把包括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在内的大量复杂因子作为一个整体，对一个区域的人口容量进行动态的定量计算，这是其他方法所不及的。而且这种方法能模拟各种决策方案的长期效果，并对多种方案进行比较分析而得到满意的方案，与优化有同等的效用，是目前为止区域人口容量研究较先进的方法（董玉祥1988）。

　　在确定人口容量的研究目标和方法后，一般按以下步骤研究人口容量：（1）首先确定估算人口容量的地域范围和时间界限；（2）列出该地域内的自然、社会生态系统中制约人口容量的各因子，并确定主导的制约因子；（3）研究一定时间上的这些主导限制因子的改变程度；（4）研究一定时间上的区际联系的性质和规模；（5）充分考虑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消费层次的人群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量；（6）在分析各个单要素的基础上，进行调整和综合，作出定量的估算（伍理1991）。

　　对中国未来适度人口数量的估算研究（田雪原，陈玉光1981；宋健等1981；胡保生等1981；桂世勋1986；孙峰华1991；毛志锋1995），学者们以不同的环境要素为依据，采用了以下一些方法：

　　1.从制约劳动者就业数量的最基本的物质要素出发，预测生产性固定资产和劳动者技术装备程度在若干年后的变化发展状况，计算当时能较好地保证劳动者合理就业和劳动生产率迅速增长的适度人口数量；

　　2.从制约人口生存的最基本的资源要素出发，预测这些重要资源在若干年后的发展变化状况，建立在指定饮食水平上的理想人口数量以及相应食品构成的8个平衡方程，将这些方程联立起来，组成一个变系数非线性不定方程组。这8个平衡方程的物理意义分别为：描述供求植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动物蛋白平衡方程；描述供求脂肪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糖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水产平衡方程；描述供求奶类平衡方程；描述供求牛羊肉平衡方程；描述可用来生产食品的土地与保障总人口食物需求所必需的土地平衡方程。

　　3.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采用多目标决策技术和分解综合的办法，分别研究每一个因素的局部影响，从而估算未来的最优人口规模。鉴于每个因素都存在着一个在多大程度上可能实现而又令人满意的问题，该方法引进了“可能（满意度”指标。考察每一类因素的“可能（满意度”，在几种不同的假设条件下，计算多种方案的“可能（满意度”的数值，提出若干年后合理的人口规模。

　　4.从制约和影响人口规模的各种有关因素出发，预测这些因素在未来的发展变化状况，根据本国的情况，参照其他国家各种因素对理想人口的承载量，确定各种因素负担的理想人口数量。然后将各因素承载的理想人口数量计算算术平均值，作为最终估计值。

　　5.在对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的拓扑关联的分析基础上，建立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理论模型和粮食预测模型，在多方案设计下，模拟和预测未来的适度人口规模。

　　六、关于中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的估算

　　80年代以来，中国学者不仅在理论上对人口容量进行了许多探讨，而且对中国人口容量作了大量实际研究。这些研究从地域上可以分为全国人口容量研究和区域人口容量研究；从内容上可以分为单项资源承载力研究（土地资源、森林资源、淡水资源、矿产资源等）、资源环境综合承载力研究和人口承载力系统研究等。无论从方法还是结论上都取得了可喜成果。

　　（一）全国人口容量和适度人口的估算

　　早在解放前，中国有的学者就根据中国资源状况及经济发展水平，提出中国人口总数4亿为最佳；1948年甚至有人提出2亿最宜（刘铮等1992）。解放后第一个关注中国适度人口问题的是孙本文（1957），他在1957年从中国当时粮食生产水平和劳动就业角度，提出8亿人口是中国最适宜的人口数量。这些都是最初的研究，无论在方法论还是在科学性上都存在不足，而系统、科学而复杂的研究自80年代才开始出现。

　　田雪原、陈玉光（1981）从就业角度研究了中国适度人口的数量。他们首先从经济发展速度假定未来若干年内固定资产增长速度和劳动者技术装备增长速度；其次，在生产性固定资金、劳动技术装备程度和工农业劳动者人数之间建立数学方程；最后，由工农业劳动者人数推算总人口，提出中国100年后的经济适度人口为6.5～7.0亿之间。

　　宋健等（1981）从食品和淡水角度估算了百年后中国适度人口数量，结果表明，如果全国妇女平均生育1.5个孩子，在100年内依靠我们自身土地资源，饮食水平将不可能达到美国目前水平；如果生育2个孩子，我们整个民族将一直处于不良式供应状态。如果在100年左右时间内，我们饮食水平要达到美国和法国目前水平，中国理想人口数量应在6.8亿以下。从淡水资源看，中国的水资源最多只能养育6.5亿人。

　　胡保生等（1981）从可能度与满意性两个概念出发研究人口容量并把两者结合起来，计算“可能&#0；满意度”指标。当该指标为1时，表示完全可以实现并完全满意，为0则表示无法实现和完全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研究结论是：（1）粮食，总人口不足12.6亿，“可能&#0；满意度”为1，大于12亿，即趋于下降，达到64.8亿时为0；（2）肉类，总人口超过2.6亿，“可能&#0；满意度”就开始下降；（3）土地，总人口超过10亿，“可能&#0；满意度”就会下降，超过56.7亿时为0；（4）水，总人口大于4.5亿，“可能&#0；满意度”就会下降，超过54亿时为0；（5）能源，总人口大于11.5亿，“可能&#0；满意度”即开始下降。

　　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1986年承担了“中国土地资源生产能力及人口承载力研究”项目，对中国的土地承载力进行了系统的研究。该研究引入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与方法，把研究内容分解为五个基本层次：（1）各类资源之间的平衡关系。包括以土地资源适宜性为基础，研究土地资源与气候资源、水资源、林牧草资源之间的平衡，农、林、牧的平衡等；（2）资源结构与农业生产之间的平衡关系。根据中国各地区资源组合方式即资源结构特点，考察国民经济发展要求，进行农业结构调整的研究，包括农、林、牧业三者之间的比例等，使农业结构与资源结构趋于和谐，充分发挥资源配置效率；（3）不同土地资源类型内部光、温、水、养分等诸要素的平衡关系。从诸要素的综合分析入手，研究不同类型的土地资源在不同投入和经营管理水平下诸要素的配合情况，据此估算各种农作物、林木和牧草在不同条件下的生产力和潜在的理想生产力；（4）人口需求与土地资源生产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主要通过分析人口的增长趋势、食物结构的可能变化和预期营养水平，研究预期人口的需求量与土地资源可能生产的农、林、牧、渔业产品之间的关系；（5）通过上述层次的反馈过程和机制的研究，寻求提高土地资源承载能力的途径和措施，探讨人口适度增长、资源有效利用、环境逐步改善、经济协调发展的战略和对策。

　　该项目（陈百明等1991）应用区域资源系统生产力方法，对全国和各大区及各省的土地生产能力和承载力进行了全面研究，并根据各地的人口供求平衡关系和承载力指数，把中国划分为富余、临界、超载和严重超载4类地区。该研究认为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生产能力为8.3亿吨，以人均500公斤和550公斤计，最大承载力为16.6亿和15.1亿人口。

　　胡鞍钢（1989）从经济、资源、环境、人口结构等角度探讨了中国的适度人口目标：（1）经济适度人口，从就业适度人口推算的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在2000年为10亿左右，2020年为11.5亿，2050年为13.8亿。从提高人均收入为目标估算中国经济适度人口，分别为8.09（2000年）至20亿（2100年），4.85（2000年）至8亿左右（2100年）（以当时中等收入水平为标准），2.5至4.0亿（整个21世纪）（以当时上中等收入水平为标准），0.6至1.7亿（以达到当时发达国家水平为标准）。（2）资源承载人口，引用中科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的测算，中国农业资源最大人口承载能力为15～16亿。（3）环境人口容量，参照宋健等的研究结论。（4）防止人口严重老龄化的人口目标，总人口规模2050年应在13～16亿人之间，2100年在10～17亿之间，应尽可能选择总人口规模下限。（5）综合以上分析，提出不同时期中国适度人口目标：2000年总人口下限为12.5亿，上限为12.7亿；2020年总人口下限为13.8亿，上限为14.6亿；2050年总人口下限为13.1亿，上限为15.1亿；2100年总人口下限为10.2亿，上限为14.4亿。

　　曹明奎（1993）从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估算了人口承载力。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生产潜力为目前实际产量的2.5倍左右，若采用能满足人体健康发育的食物消费方案，中国农业生态系统的人口承载力为17.2亿。若中国的人口峰值能控制在16～18亿之间，农业生态系统可满足食物需求，但食物消费水平的提高却十分有限，不仅达不到发达国家目前的水平，赶上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也很困难。

　　毛志锋（1995）采用现代系统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从人口数量、质量、结构、空间分布与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多边拓扑关联及相互依存的角度，系统地探讨了适度人口的理论和方法体系；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资源开发和利用负载、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需求诸方面，探讨了经济、生态和社会适度人口规模及其相互关联，提出了适度人口规模的合理区间和施加控制调节的理论模型；运用经济适度人口规模的理论模型（EOP-MM）和建立粮食预测模型，提出了中国未来的人口适度规模控制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及人民生活可能达到的发展水平。

　　根据对中国经济发展、各次产业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人力资源及其就业状况、少儿和老年人口的参业状况等的变化趋势的假设，EOP-MM模型仿真的结果表明，以1990年为基年，4种方案在2000年的经济适度人口规模范围为12.62～12.80亿，而第5种方案按韩国1980年经济发展水平设计（如果到本世纪末我国的人均GNP 、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和产业结构水平能够达到韩国1980年的水准），经济发展供给可以容载14.59亿人口；4方案的2030年的经济适度人口规模范围为14.67～14.99亿，而第5方案按日本1980年发展状态设计（中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到2030年达到日本1980年的水准），则经济发展对人口总量的适度容载量仅为7.79亿。通过建立耕地面积预测模型、复种指数预测模型、粮食单产预测模型和耕地适度人口容载模型，作者还计算了5种方案下中国未来耕地适度人口容载量，结果为：2000年为12.57～13.00亿，2030年为14.55～15.34亿。作者根据这些分析，进一步探讨了中国新时期的人口控制，提出了人口生育与发展的递阶控制模式和实施策略。

　　朱国宏（1996）关于中国人地关系的研究给人以启发。他认为土地的人口承载力，其实就是土地资源所能提供的食物总量及其所能负担的人口数。这一方面与食物供应绝对量相联系，另一方面则与人口消费水平（取决于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相联系。按人均占有粮食500公斤、550公斤和600公斤计算，以预测的中国食物最大生产潜力（8.3亿吨）为依据，则最大承载力人口为16.6亿人、15.1亿人和13.8亿人。但最大生产能力的预测是有条件的，是在“可预见”范围内的一种预测。即使上述最大生产能力确切无疑，最大承载量问题绝对地限定在15～16亿人也是不合适的，因为这里有包含一种假设，那就是人均粮食消费量为500～550公斤，这其实意味着生活水平比现在有较大提高，如以现在消费水平（约400公斤）计，则可承载人口20.75亿；如比现在略有提高（比如18.44公斤）。也就是说，以期望人均消费水平来推断人口极限值过于武断，似乎还带有迎合的意味。因为这一极限值与人口增长的峰值几乎相同（16亿左右）。姑且不论二者的时间一致性问题，仅就最大生产能力的承载力而言似乎被低估。换言之，如果从人口增长峰值与最大承载力的比较上说，似乎并不存在生存危机问题。朱国宏的结论是，从长远的土地人口承载力上说，中国土地资源将可以容纳比中国人口峰值还有多的人口，不存在超载问题。但它取决于挖掘承载潜力和延迟人口峰期的具体进程。

　　袁建华等的估算（1998）表明，如果人均国民收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人均年用淡水量为532吨，从水资源上看，中国的适度人口是11.45亿。在充分有效利用科技进步来增加粮食产量的条件下，到下世纪中叶后，中国粮食最大可能的生产量是80000万吨，如果分别按每人需要粮食500公斤和600公斤，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分别为16亿和14亿。他们提出中国21世纪的人口战略应使人口逐渐进入零增长，零增长人口保持在最大人口规模或以下。如果中国最大人口容量是16亿，近期调整人口政策使妇女生育水平达到更替水平的条件还不成熟，调整政策应在2010年以后。

　　综上所述，“许多科学家对中国最大人口容量进行了分析，有的根据最稀缺资源如淡水、土地等计算中国可以承载的最大人口数字；有的考虑综合国力、生活水平、经济增长、资源分配、环境保护等因素，计算既可使这一代人满意，也为后代留下发展余地的人口容量极限；也有的建立了十分复杂的数学模型，利用电子计算机进行仿真运算，考虑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还有一些学者简单地利用过去许多地区发展的经验数据来估计人口容量。令人惊讶的是这些角度不同、方向各异的分析都得到了大致相同的结论：中国的最大人口容量约为15亿人或16亿人左右，而超过18亿人到20亿人，可能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遭到灾难性的打击。一些专家还根据不同的目标建立起最优人口模型，大多数研究者的结论是，就对中国经济发展最有利、资源利用最有效而言，人口数目约在7亿人到10亿人之间。也有少数人认为中国远期人口以保持4亿人为好。从实际出发，在下世纪内要达到经济上最优的人口数几乎是不可能的，现在可能做到的是在计划生育工作能够做得到而又尽可能满足群众要求的情况下，使下世纪中国最高人口数比16亿低得多些，以便为后代留下较大的回旋余地”（蒋正华，张羚广1997）。

　　（二）区域人口容量研究

　　在区域人口容量研究方面，主要有广东人口容量探讨（寥世添1985）；天山北麓的开发建设与人口容量（朱宇1987）；呼和浩特及乌盟前山地区土地承载力初探（肖煌初等1991）；宁夏区域人口容量研究（马忠玉1991）；重庆地区土地人口承载力研究（王黎明1991）；江苏省滨海、苏州土地资源人口承载量研究，（余旭升1991）；黄淮海平原耕地资源承载力研究（朱祥明1992）；河南伏牛山区土地人口承载力初探（赵自胜等1992）；内蒙古磴口县土地资源人口承载力研究（李玉宝1992）；陕西省洛川县人口容量研究（聂庆华1992）；陕西宝鸡地区人口承载力研究（周锁铨等1992）；新疆资源环境人口容量分析（童玉芬等1992）；山东沿海地区森林资源环境人口承载力研究（徐德成1993）；西北地区（新疆、宁夏、青海、甘肃、陕西各省区）人口承载力研究（张志良1993）；辽宁省耕地承载力研究（岳方1993）；塔里木盆地的人口承载力系统研究（邓永新1994）；河北省平山县人口承载量研究（马仁会等1994）；青海省人口容量研究（杨晓鹏等1994；张忠孝1995）；塔里木盆地人口承载力研究（邓永新1994）；贫困地区人口容量研究（张可云1994）；江苏省资源的人口承载力（周启昌等1995）；三峡工程的环境人口容量效应（朱宝树1995）；三峡库区人口容量研究（朱农等1996）；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生态环境承载力研究（宋强等1996）；黄河三角州人口承载力研究（李玉江等1996）；河西走廊绿洲承载力（方创林等1997）等。这些研究无论从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对中国人口容量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七、对中国人口容量研究的评价和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人口容量研究在世界范围的兴起是基于全球人口与资源环境关系紧张的现实。对人口已经严重超载的中国来说，人口容量的研究更具有其紧迫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80年代以来，中国人口学家、地理学家、生态学家等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对中国人口容量问题进行了大量定性和定量的研究，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这些成果是国家和各地区制定发展规划和政策的重要依据，并为中国人口容量研究填补了空白。

　　应该看到，由于人口容量本身的不确定性和对人口容量的理解不同，在人口容量的研究上还存在许多歧义，如人口容量的研究意义。人口容量的定义、人口容量与人口承载力、资源承载力的关系、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以及中国人口容量的估算等等方面，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是科学研究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可喜现象。只有在不断的研究和争辩中，人口容量的研究才可能越来越深入和不断趋于完善。

　　许多学者认为，人口容量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数量问题，最大和最优人口数量虽然也是我们所关注的，但如何从现实人口出发，找到人口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途径，寻求我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我们所真正关心的。人口容量研究应该放在一个综合的大背景下，这样就可以走出人口数量的狭窄圈子，使其更具有现实意义。

　　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对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作进一步研究：（1）关于人口容量的内涵与外延应作进一步探讨，以求得共识；（2）人口容量的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应加以规范和确定；（3）要开展综合性的、跨学科的人口容量研究，尤其是加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合作。

　　八、国际上有关地球人口承载力研究简介

　　美国人口学家科恩（Joel E.Cohen ）于1996年出版了专著《地球能养活多少人》，书中对人类在近400年来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进行了总结。这是一项迄今为止有关地球承载力的最系统、全面、深入的总结性研究。这里简要介绍一些有关研究的结论，对中国人口容量的研究会具有现实和启示意义。

　　对地球承载力的研究，不同学者的观点和结论存在极大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差异。有人认为人类人口的任何极限值都是极为遥远的事，与目前所关注的问题无关。也有人认为人类人口已经超出了在长远上（通常没有说明多长）地球能够承载的数量。还有人认为短期的极限值是存在的，但是技术、制度和价值观等都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将极限值推向越来越高，以致于会永远消失。这些不同的观点都是由不同的、有巨大差异的计算方法所支持的。

　　1679年4月25日，在荷兰的代尔夫特，显微镜的发明者Antoni van Leeuwenhoek写下了也许是有关地球能养活的最高人口数的第一个估计值：如果世界上人类可以居住的地区都达到当时荷兰的人口密度（约每平方公里120人，他认为是当时人口密度的最高极限值），那么地球能养活的最高人口数为134亿。这一数字大大低于他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条鳕鱼的生殖腺中的精子数量（1500亿个）。

　　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几十个通过类似计算得到的估计值相继问世。1695年，英国伦敦Gregory King估计“人类充分居住的地球”最多能维持125亿人。1765年，德国军团牧师Johann Peter Sussmilch将自己的估计数（139亿）与van Leeuwenhoek 的估计数（134亿）、法国工兵Sebastien Le Prestre de Vauban的估计数（55亿）和英国作家兼制图家Thomas Templeman的估计数（115亿）进行了对比。

　　1891年，英国E.G.Ravenstein 估算了世界各大陆的“肥地”、“草原”和“荒漠”的面积及它们不同的最高人口密度，然后计算出一个可能的最高人口数59.94亿─略高于今天的世界人口数。Albrecht Penck在1924年普鲁士科学院的论文集中发表了最高可能的人口数为159亿。

　　当1967年世界人口增长率接近最高峰时，在荷兰的大田作物和植物生物化学研究所的C.T.De Wit估计：在只有光合作用而没有别的任何因素限制的条件下，地球能养活的人口数达1万亿。

　　1967年，澳大利亚经济学家Colin Clark 估计地球能养活1570亿人。他的估计是基于气候（没有扣除瘠土、山岭和沼泽）和二种生活方式（“美国式”和“日本式”─“日本式”的生活方式对肉和木材的需求较低）。

　　1970年，当世界人口超过36亿时，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遗传学系的H.R.Hulett估计适度的世界人口数必须低于10亿。这是他在假设粮食生产、林业产品和一些不可再生资源都不变的条件下，以当前美国的消费水平来计算的地球所能养活的人口数。Hulett和De Wit相差1000倍的估计数源于他们所使用的根本不同的方法和假设条件。

　　在1974年和1976年，已故著名的海洋学家Roger Revelle 发表了2个广为流传的估计数：一个为380～480亿人，另一个为400亿人。他的乐观是基于发展中国家谷物产量增加和大规模灌溉投资的假设。

　　1983年，联合国人口基金要求粮农组织和国际实用系统分析研究所估计“世界不同地区潜在的人口承载量”。它们的估计包括了许多因素，但突出土壤类型、耕作期的长短和生产体系，并根据技术、能源、资本和基础设施的高投入和低投入作了不同的估计。它们的结论是到2000年，在不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低投入下能养活56亿人，而在高投入下能养活334亿人。

　　迄今，估计数已问世65个之多。这些估计数的差别大得惊人，如上所述从最低的不足10亿到最高的超过1万亿。仅1994年发表的5个估计数的范围就在低于30亿至440亿之间。自1679年以来，在所有的这些估计数的上限值中，不存在明显的上升或下降的趋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估计值的分布范围在扩大。对这些估计值的态度应该与对人口预测的态度一样，因为它们很敏感地依赖于所假设的种种自然的限制和人类的选择。

　　许多作者都给出了高的和低的估计值。如果考虑所有区间估计的上限值和所有的点估计值，上限值的中位数则是120亿；如果考虑所有区间估计的下限值和所有的点估计值，下限值的中位数则是77亿。这一低中位数到高中位数的范围（77～120亿）非常接近于联合国预测的2050年的低方案到高方案人口数的范围，即78～125亿。这并不证明极限值就存在于这一范围之内，而仅仅是一种警示：人类人口正在进入一个人们所预想的和可能会遇到的地球承载力的极限范围。

　　“地球能养活多少人？”并不是一个与“你有多大年龄？”一样的问题，它无法仅用一个数甚至是一个数的范围来回答。地球的承载力既取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待认识的过程，也取决于我们和子孙后代有待作出的选择。

　　自然限制和人类选择的相互作用是理解人类承载力的关键。“地球能养活多少？”这一看起来简单的问题实际上隐含着一系列很棘手的问题：（1）在什么样的物质福利水平上养活多少人？（2）在什么样的物质福利分布上养活多少人？（3）在什么样的技术条件下养活多少人？（4）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政治体制下养活多少人？（5）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经济运作下养活多少人？（6）在什么样的国内和国际人口运作下养活多少人？（7）在什么样的物理、化学和生物环境中养活多少人？（8）在什么样的波动或稳定程度上养活多少人？（9）在什么样的风险或保险程度上养活多少人？（10）在多长时间上养活多少人？（11）在什么样的时尚、嗜好和价值观下养活多少人？

　　人类人口的未来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地球的人口承载力也是不确定的和动态的，但地球的有限性（空间的固定性和资源利用的局限性）决定了人口的极限值是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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