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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亚洲之中，各民族各国有它们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然而，今日亚洲各族人民所面对的各种严重问题，却有高度的共同性，那就是被外国独占资本和与之相结合的国内支配阶级的掠夺所产生的贫困和不发展（Underdevelopment）。从１９世纪的旧殖民地时代以后，贫困在古老的亚洲大地上一贯地再生产着。几百年来，贫困的差距、穷人的数量，在广阔而古老的亚洲只有愈加恶化的倾向。 新殖民主义荼毒下亚洲 二次大战后亚洲前殖民地的“独立”，其中绝大部分并不真实。因为今日的亚洲“国家”，许许多多都是过去西方殖民地主义直接的产物。如果亚洲不曾被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入过，亚洲人民所建造的国家，肯定和今天的国家在性质和形式上完全不同。亚洲的贫困之再生产，基本上是这历史上新旧殖民主义本身所再生产的，新旧殖民主义，对于亚洲前资本主义的社会构造往往不是加以现代资本主义的改造，而是依据殖民主义的利益，时而和传统的社会构造体相温存，巧加利用；时而竟加以固定化。今日广泛存在于亚洲的半封建甚至封建的殖民时代大庄园制度和其他的落后而残酷的生产关系，便是显著的例子。契约栽培、保税加工特区和企业农庄等巧妙的手段，是今日外国和本地殖民地统治阶级，超越了国境的限制，经由其“国际的结合”而完成的。 透过国际借款、援助计划、合作计划、引进外资以求“发展”的过程，在亚洲地区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以压制人民自觉选择和参与；以强权的暴力抑压人民在这被迫的“发展”计划中遭受损害所引起的反抗的过程。“绿色革命”的技术改革过程，由于没有和农民充分沟通、讨论而强加于人，从而产生巨大的损害。在生产性比较落后，无法吸收“绿色革命”技术改革的偏远山区的稻作农民，因无法生产廉价的稻米，而被迫从市场原理中剥离，陷入更严重的饥饿与贫困。马来西亚的稻作农民和橡胶农民的遭遇就是例子。 急于透过资本主义改造而追求发展的亚洲，由于殖民主义掠夺机制残存，不但没有创造出均质的、主动积极的工人和农民，反而从工人和农民的分离解体中产生更多的贫民。统治者利用亚洲复杂的文化、人种、宗教和语言的矛盾，使这些穷困的人民互相对立，互相敌视。穷人歧视穷人，穷人敌视穷人。亚洲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累积过程所大量产生的贫困，因贫困人民间的矛盾而掩蔽了贫困本身的剧烈痛苦。 许多亚洲自觉的政治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亚洲贫困的再生产进程，同时也是富有的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繁荣富裕的再生产进程。北方的先进国家固然也有贫富阶级的分化，但透过霸权主义、新殖民主义从广泛第三世界吸收的财富，使先进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镇静化和缓和化，是不争的事实。对大多数的亚洲社会，由于殖民体制的残留，使得工业部门的现代工人阶级、自营农民阶层、城市白领阶层的产生受到扭曲，而使贫困更为尖锐和严重，从而在亚洲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强化了由西方支持的、“政府”的权威主义的个人，使亚洲各地人民的民主、人权和自由，遭到严重损害。在过去４０年冷战的时代亚洲法西斯军事政权，以反共国家安全之名，以经济快速成长为饵，进行对于亚洲人民长期独裁、腐败的支配。另外，还透过军援、贷款、合作开发……向亚洲大地渗透新殖民主义的资本主义发展，使亚洲国家在输出市场、资本、技术、半成品……方面，无可自拔地依赖外国资本。先进国繁荣富裕过程，成了亚洲第三世界贫困停滞的过程；先进国“民主”、“自由”的过程，也和贫困国家专制、戒严反共法、国安法结成密切的关系。 大陆知识分子的变貌 亚洲的故事，其实就是广泛第三世界的故事。 以这样的故事为背景重新认识、评价和批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观点，不但是４０年极端反共、极端受到冷战学术和价值所支配的台湾所没有的观点，在改革开放之后，似乎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也不可思议地失去了这样的视角。８０年代以后，大陆上越来越多的人到美国、欧洲和日本留学；越来越多的大陆知识分子组织到各种国际性“基金会”和“人员交流计划”。西方正以高额之汇率差距和低廉的费用，吸引大量的大陆知识分子进行高效率的、精密的洗脑。和６０、７０年代以来的台湾一样，大陆知识分子到西方加工，塑造成一批又一批买办精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Compradorelite bourgeois intellectuals），对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自由”缺少深度理解却满心向往和推崇；对资本主义发展以前的和新的殖民主义，对第三世界进行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支配的事实，斥为共产主义政治宣传；对１９４９年中国革命以来的一切全盘否定；甚至对自己民族四千年来文化一概给予负面的评价。在他们的思维中，完全缺乏在“发展－－落后”问题上的全球的观点。对于他们而言，中国大陆的“落后”，缘于民族的素质，缘于中国文化的这样和那样的缺陷，当然尤其缘于共产党的专制、独裁和“锁国政策”。一样是中国人，台湾、香港和新加坡能取得令人艳羡的高度成长，而中国大陆之所以不能者，就成了这种逻辑的证明。开放改革以后，即使从海外看来，却能生动地感觉到中国大陆因市场、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摸索，相应于社会生产关系上的巨大改变，而产生了思想上的“两条路线”的分化。“河殇”系列以国家体制派意识形态宣传的方式推出，在大陆全国范围内引起激烈的震动和争论，更是形象地表现了这个思潮上的分化。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何新以“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在《人民日报》用巨大篇幅刊出，就尤其值得注目。 地球规模的观点 何新的文章，据说是一次和日本经济学家、中国事务评论家矢吹晋对谈纪录发展起来的。因此，他当然和一般结构、逻辑严密的学术论文，有本质和形式上的不同，尽管何新在关于世界和中国经济形势与问题上所作广泛的谈论中，有不少地方还可以更周密、更深入，更构造性地展开，然而，由于这是一次广泛对谈的纪录，因而读者所广泛注意的，是何新所提出来的论述的总的观点的角度。和大陆、海外一般比较西化的、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相比较，何新，作为第三世界中充满机会与问题的苦恼的大国－－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于世界和中国大势，有下列值得注意的、突出的观点： 一、全球性的、结构性的观点 许多深受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论所影响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深信世界的发展有无限的前途，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在地球上继续开发与发展，即新技术、商品，物质和市场持续的开发和扩大，抱持着乐观主义的态度。但何新看到在地球资源有先天极限的世界，看到以对于人和自然的剥削以满足利润的无穷嗜欲的资本主义的最终极限性。何新看到在霸权主义、超国界的独占资本主义和新旧殖民主义支配下在世界经济秩序和体制中长期、不断增大的不公平；看到世界范围内贫困在不断地扩大再生产；看到在资本主义的高度国际化条件下，贫困向古老的第三世界广泛的人民生活中“移转”。 何新也把一个社会的发展与不发展，突破了在一国之内的框架上思考的方式，而提到世界资本主义机制框架上，找到参照思考的角度。何新指出十六七世纪以来以残酷的殖民主义掠夺与当前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重大关联性，指出在目前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机制中，富国以资本的剩余和巨额贷款的累计利息，维持和扩大富裕国家与贫困国家的差距。何新指出贫国之贫，除了发展政策的错误，还缘于当前已发展国家阻止贫困国家的发展。关于后者，何新仅仅以富国的保护主义限制穷国举国债搞资本主义工业化所生产的轻工业产品，造成加工出口以汇还债和累积的计划破灭……但何新没有指出，富裕国家和贫困国家的“精英资产阶级”互相联手，为了他们的私利，阻碍贫困国社会的构造性改革，继续维持贫困、落后的现状，以贫困、依赖、压迫的扩大化和长期化，维持国内外支配阶级的最大限度利益。 二、第三世界的观点 霸权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无疑地有它的世界规模的、全球结构性的观点。何新的全球性观点，当然与之有别。何新采取了世界资本主义体制中边陲国家－－“依赖的、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和人民的观点。所以他看到国际贷款、跨国企业对落后国家造成制度性的贫困所起的影响；他也看到贫困的世界政治经济学（global political economy）上的意义；看到先进国家对贫困国家力争发展过程致命的掣肘。 第三世界的角度 这些观点，历史地看来，早在５０年代末就在吃尽苦头的第三世界中，以依赖理论、世界体系论和世界政治经济学的论述展开，且有相当丰富的累积。事实上，中国大陆也早已有同样的思想，并在自己艰苦和充满波折的发展道路上付诸实践。１９４９年的革命，使中国克服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两副外部和内部的枷锁，断裂了第三世界至今引以为苦的外来殖民主义与内部买办主义、封建主义勾结所造成的锁链，从而坚定地在帝国主义长期、紧密的封锁下探索促进生产、改善生活和经济独立的发展道路，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颠踬、错误和失败，也取得了极为难能的成就。自居于第三世界，坚称反霸而不称霸，对更贫困的国家给予最无私的援助，这犹是中国昨日的生活和信念。远的不说，我手头上就有１９８２年第１４号《红旗》杂志上当时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所长李琮山文章：《关于未开发社会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很有这样的视角。然而，尤其在改革开放之后，更尤其在猬居西方社会的中国“民主知识分子”之间，早已失去了这样的视野。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只看见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明和开化，对于世界的政治经济，只有横向的视野，去看表面的高低，却没有纵向的观点看到富裕－－贫困、发展－－不发展过程之历史性展开。在录像影集《河殇》中，甚至嗟怨中国文明的限制性，使中国没有在郑和的航海事业上发展成从贸易而向外殖民，以收夺南洋民族走向帝国主义！而这样的世界观，竟而曾经一时成为中共官方的世界观，令人震惊。因此，这一次《人民日报》不惜以显著而巨大的版面，全文刊登何新的这篇文章，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六·四”事件以后权力体制方面的思想有一个转折，就无法判定了。然而，从《河殇》到何新《世界经济形势与中国经济问题》的转折，难道不也在说明中国大陆自７０年代末以来的经济改革理论的不足吗？ 总的说来，何新关于世界经济形势的看法，基本上没有超出战后以第三世界为中心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派的世界政治经济理论的范围。但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由西化派、买办化“智囊”统治了１０年后的中国，以官方立场和地位出现何新的这篇文章，就不能不令人瞠目凝神了。 何新也以相当大的篇幅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在“苏东波”风潮之后；当全世界资产阶级媒体齐声讴歌“资本主义历史性的胜利”的时候，何新的发言是引人兴味的。 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绩 何新当然谈到中国社会主义的优点。但具体而言，何新在这方面恰恰不是说过了、说大了，而是说少了，颇为自制。１９８７年，世界银行对１９６５到１９８５年的中国大陆和印度的经济，做了比较。在这一段时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比印度多４０％。从１９８０到１９８５年，大陆国内生产毛额的成长率每年为８．９％，印度为５．２％。８０年代初，中国大陆每单位粮食收成高印度一倍；１９７９年，大陆每公顷米、麦、玉米的产量是印度的一倍或一倍多。１９８５年，中国大陆的平均年龄，５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人均热量摄取量，仅次于日本、台湾和韩国。十亿人口的中国，这样的成绩，相形于广大第三世界长期、慢性、严重的贫困和发展不足，即使是对中共最苛评的经济学家，都不能不说中国的社会主义取得了无法否认的成绩。比起其他采取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忽视农村福祉、追求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化，对外国资本与技术高度从属化，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而完全牺牲独立自主的发展和人民的利益的其他落后国家，中国大陆围绕着她的广大农村，广泛动员长期贫困无助的农民，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坚持自力更生、平均分配的发展，显出独特的风格与成效，而广受赞扬。而即使有过１９５８年的“三面红旗”、“大跃进”；１９６６年的“文化大革命”那样重大的起落和转折，到７０年代末，中共还是取得了这些不平凡的成绩（M.Selden,1990）：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不平等，在城乡内 “寻找一个失去的视野”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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