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国两制是陈腔滥调吗？ 一国两制并非为解决港澳提出的，而是为台湾问题量身定做的。是邓小平于1983年在接见一位来自美国的大学教授杨力耕时，在谈到台湾问题时提出的。在随后的港澳解决方案中因袭了这一说法。
虽然同样是一国两制，但港澳的一国两制和台湾有本质的不同，港澳模式是“有条件统一”，而台湾模式是“有条件独立”。港澳模式是在统一的前提下给予优惠条件，保证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和便利条件不变。台湾是在名义统一的前提下，党政军人才物均不予置问的实质性独立，当然名义统一还是含有实质条件的，否则统一就毫无必要了。这个实质条件就是不反华，所以在外交上必须部分地接受中央政府的节制。台湾模式明显比所谓的联邦制宽松，极其接近于实质的邦联制（除了一个统一的名义以外）。台湾放弃反华政策，是两岸民众和整个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这是大陆政府和民众所能接受的最低条件，不可能有任何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是台湾方面所能得到的最高条件。
为什么大陆一次就开出最低条件，而陷自己于“僵化”和毫无变通的境地呢？这要从当时的条件来看，1983年初，邓小平从江苏考察回北京后，曾经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说是不要总是担心战争、经济建设该搞的还是要搞；1984年，二炮战略部队才开始战斗值班；1985年，开始百万大裁军，提出和平与发展是两大主流趋势。所以实际上，在提出对台方案时，中国政府还未完全走出战争恐怖的阴影，执行的还是“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军事战略，处于明显的“等待挨打”的态势之中。所以根本谈不上做“奸商”，漫天要价着地还钱。
16年来，大陆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军事技术和力量也有了提高。现在大陆民众中对原方案中的保留军队的条款，提出质疑和抨击的占相当的比例。实际上这一条款的存在，国防力量的不统一，对于中国周边领土安全（如钓鱼岛）是极其不利的。但共产党政府仍然同意按原方案，而且表现出更大的善意（如新提出在一国两制的前提下一切都可以谈）。这可能不完全是因为要守信誉，大概与美国加快了围堵中国的步伐、大陆不希望台湾成为美日对抗中国的牺牲品有关。只要解决台湾问题，两岸民众不再为美日的战略目标花血汗钱，至于钓鱼岛大概又是准备留待子孙后代去想办法了。
二、台湾的政情和民意
台湾方面反对“一国两制”，其实不可一概而论。两制指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台湾大概不可能放弃这两者走第三条道路，实际上他们反对的是“一国”。
一国两制中隐含的不反华条件和名义上的统一，对于台湾的政客来说，是一个近于致命的打击。其效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台独将是非法，二是失去民主的号召力。使政客们可用政治资源丧失殆尽，捞取选票的便利方法将不复存在。
台湾政客口中的独立，被解说成关乎台湾民众的尊严、地位和面子，实际上它们之间并无必然联系，台湾独立并不能给台湾人的社会地位以实质性变化。对于民主而言，清除黑金政治是更具有实际意义的进步，然而对于这一点，台湾政客并无得力措施和强烈意愿，非不能也是不为也。政客的民主形象主要是以反独裁的言论来建立的，对于萨达姆不民主台湾民众兴趣有限，实际上台湾政客主要是依靠妖魔化共产党来实现的，大跃进、文革和六四是他们永远都不肯放弃的有利话题，大陆走出文革让他们感到由衷的失落，因为证据的效力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急剧下降。许多网友说台湾对大陆的认识停留在过去的时代，那不是台湾缺乏相关的信息而导致认识错误，而是因为大陆没有产生更新更好的材料，说不定他们还为此着急呢，毕竟老调常谈不是长久之计。若实现一国两制，台湾政客既不能提升民众的尊严又不能促进民主，可用政治资源丧失殆尽；要增进民众的福利吧，又没有一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在扶持工商界发展上还不如共产党有优势。所以，对台湾政客来说，接受一国两制属于那种“一次事故足以致命”的事故，必须竭尽全力加以避免。
对于增进民众的实际利益，台湾当局的招法非常有限，在大陆采取开放政策后，已经比不过共产党了。举例而言，吴舜文苦心创立的汽车产业，要发展成与世界一流企业比肩，只有去大陆才有可能，不仅有低人工费等竞争优势，甚至共产党可以免费划给土地和给予相当的市场保护，而且这些与大陆民众的利益并行不悖。国泰、新光要成为大都会那样的大公司，也只有在大陆才有新的机会。实际上，台湾地方太小市场有限，许多事业的发展和壮大都已经遭遇到无法克服的障碍；即便就个人的发展而言，与大陆经济的紧密结合，有可能让台湾所有的精英人士，在事业生涯中平均多升三级是没有问题的。大陆市场前景广阔以及所展示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大陆占主导地位的国有企业表现欠佳，而且根本改善的可能性不大，缺乏强有力的本地竞争者，机会就很容易变成现实，这一点就更加让人眼红，这也是台湾政客最心虚的地方。所以就不要奇怪，大陆在复辟资本主义的道路上前进得越快，与台湾的制度越是趋同，台独的声浪就越高。
拓展海外市场对台商而言，竞争优势的确立只是成功的一个条件，在贸易保护主义泛滥的潮流之下，强有力的政府（刚好台湾当局不是而且也无希望变成地球村中的强势政府）、进行外交讹诈和不怕麻烦的马拉松谈判，更是商业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台湾解决这一问题的手段，过去几十年来，台湾是靠他的反共堡垒地位和参与遏制中国，所以在经济上获得了美国的大力扶持和善意保护。台湾民众对美日的感受与大陆有非常大的差异，明显与这一阶段的经验有关。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1987年美国宣布台湾已经从受栽培的状态下毕业，此后台湾就经常上美国超级301条款的黑名单。台商的竞争力上升到让美国难以维持善意措施的地步，不过这时大陆的开放给了台商一个新的机会，截止目前在大陆对美顺差（根据美方公布的数据接近700亿美圆）中，大约一半是台商通过转移生产造成的，台湾因此实现对美顺差许多根本没有进入大陆，而是通过香港等地直接汇往台湾。大陆几乎年年为此须与美方进行以相互经济制裁相威胁的谈判，其中一半的口水是为台商而“浪费”的，大陆占着一个“大”字，所以谈判的筹码要多一些。
习惯成自然，时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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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方面的善意都成了台商的既得利益，一样都不想放弃。要维持这两者着实不容易，首先对美国而言，已毕业的台湾是无法继续获得美国的善意的，除非有新的步骤让美国重新认为值得继续维持对台湾的保护。1999年美国在侵南战争后，实行战略东移，台湾政客感到机会难得，跳出来率先“发难”，挑战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一贯立场，以迎合美国的口味，在美国政府和民间获得了较为广泛的称道，应该说这一策略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这一点在台湾工商各界和精英阶层是有相当共识的，这是台独的民意基础和台湾政客主张的代表性所在，也是台湾媒体妖魔化中共的原动力。而维持大陆政府的支持是毫不费力的，由于大陆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在政府和民间都反对“两国论”，不拿他们当外人看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不需要额外考虑和着力，事实上存在着一种“两者可以得兼”的可能性。看来一个姑娘嫁两家，在东家吃饭西家住宿也有可能性，对于职业商人而言，不存在贞洁和道德方面的问题。这是一种典型的商人投机（或称冒险意识）心理，因为对付美国没有投机成功的可能，所以只有反过来对大陆搞投机，如果大陆根据两国论的基础确立政策，去掉同胞认同，采取无情的经济制裁手段，恐怕台湾精英阶层也只好“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其大”，台独的民意基础反而不存在，毕竟得罪大陆在经济和政治方面机会成本要大得多。也就是说，若大陆接受两国论，台独的民意基础反而要近于消失了，因为向大陆搞投机也一样成为不可能了，可惜大陆的大国政治原则，不容许中共去玩台湾经常设想的那种“过家家”的游戏，否则一定加倍精彩。遏止投机心理的手段最后竟然和打击铁杆台独是一样，不承诺放弃武力，投机又不是死罪，投机商不满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台独民意的反弹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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