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在这些年中成了世界各国的一个时髦术语，中国也不例外。改革开放后，西方学术界有影响的流行理论或迟或早都会在中国学术界引起反响，如现代化理论、后现代理论及全球化理论。本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国家流行的现代化理论直到 80 年代才开始在中国学术界引起热烈的关注，但 90 年代初在西方国家流行的全球化理论到 90 年代中期就已经成为中国学者的热门话题。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全球化的绝妙注解，它表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客观事实和发展趋势，它无情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不可回避地面临着全球化的冲击，如何回应全球化的挑战和机遇，是中国政治家和学者的共同课题。
90 年代初期，全球化问题在西方学术界开始引起热烈的讨论，一些敏感的中国学者对此迅速作出了反应。他们一方面陆续介绍西方学者关于全球化的各种观点，另一方面提醒中国学者应当对此及早进行研究。 1993 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邀请美国杜克大学教授阿里夫·德里克来华系统介绍西方的全球资本主义理论。德里克在演讲中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一个全球经济的时代，对当今资本主义的分析必须立足于经济全球化这一基本时代特征之一。他认为，全球化具有以下重要特征：资本和生产过程的全球化，生产的无中心化，跨国公司已经取代国家市场成为经济活动的中心，全球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和文化上也开始同质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破天荒地成为世界历史的抽象。德里克的演讲稿稍后就发表在《战略与管理》杂志的创刊号上，并立刻在国内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被认为是第一次用中文对西方全球化理论的系统介绍。 1994 年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慎之教授分别在《东方》和《太平洋学报》等杂志上著文倡导进行全球化研究，他因此被认为是国内最早倡导全球化研究的学者之一。
1997 年东亚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虽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并基本上抗住了亚洲金融风暴，但经济全球化对金融的威胁已引起了中国领导人和学者的高度警觉。 1998 年 3 月 9 日，国家主席、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香港代表团的讨论会上指出：“必须全面正确地认识和对待经济‘全球化’的问题。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谁也回避不了，都得参与进去。问题的关键是要辩证地看待这种‘全球化’趋势，既要看到它的有利的一面，又要看到它的不利的一面。这对于我们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重要” [1] 。最高政治领导人的亲自关注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学者及政策分析家对全球化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之成为理论学术界的热门课题。中共中央编译局当代研究所编辑出版了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内外学者各种观点的一套《全球化论丛》，共有七本书组成。它们是：《全球化的悖论》、《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与中国》、《全球化与世界》、《全球化与后殖民批评》。
国内学者对全球化的讨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 1 全球化的概念，即究竟什么是全球化、它的本质特征是什么； 2 全球化的类型，即除了经济全球化之外，民族国家的政治、文化是否也在经受全球化的冲击，从而也存在着文化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趋势； 3 全球化对于中国的意义，即全球化首先是民族化或中国化，还是世界化或普遍化，中国应当如何迎接全球化的冲击和挑战，对全球化采取什么什么样的对策； 4 全球化对于中国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而言究竟是利大还是弊多，是福音还是祸水。本文对此将作一简要的评析。
研究全球化问题，首先应当弄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对于全球化的定义，国内学者有不同的理解，大体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或者说，它指的是“当代人类社会生活跨越国家和地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展现的全方位的沟通、联系、相互影响的客观历史进程与趋势” [2] 。有人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全球一体化的实质性意义是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是随着交通、通讯的发展，整个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各国之间、各个地区之间相互依存。同时，处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整个地球所面临的也就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并寻求通过协调和以合作的精神解决这些问题” [3] 。第二种观点认为，所谓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化，是资本主义的一种新的形式或新的发展阶段。根据这种观点，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化。“当代经济全球化实质上是在当代资本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全球化问题实际上也是当代资本主义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的问题” [4] 。“全球化历程虽然体现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一个主要方面，但从其动力机制和现实基础来看，全球化进程的历史必然性应该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从市场经济的秘密中去寻找” [5] 。根据这种逻辑，全球化就是资本主义的当前形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别称。所以，它又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发达的资本主义、非组织的资本主义、跨国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后福特主义等等” [6] 。既然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形式，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当然代表，那么全球化顺理成章的便是，西方化或者美国化。这正是中国学者对全球化的第三种界定。这种观点的逻辑是，全球化主要表现为人类价值的共同化和普遍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价值代表着人类的共同价值，所以，全球化也就是西方化或美国化。有学者因此指出：在中国语境中，自由主义学者不断利用“世界潮流”、“普遍价值”之类的话语对全球化进行阐释，这种阐释异常简单地将西方或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变为人类终极的共同价值，从而将全球化限定为西方化或美国化 [7] 。全球化是各民族国家之间建立在金融和生产一体化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同质化过程。所以，全球化首先表现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市场经济按其本质来说是与区域和国家的疆界相冲突的，它要求超越国界的世界市场。全球化的始作俑者和主导者是西方发达国家，正是西方国家制定了全球化的基本游戏规则，并且始终操纵着全球化的进程。它们在控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力图将其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和文化价值推向全球，成为全人类的普遍价值。由此观之，把全球化理解为人类的一体化过程，是资本主义的最新发展，是西方化或美国化的过程，不能说没有道理。然而，所有上述界定都只是反映了全球化本质属性的某一个方面。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既包含一体化的趋势，又包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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