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年来，珠三角、长三角突然陷入了“民工荒”的泥潭，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遭遇“劳动力”资源相对紧缺瓶颈。

　　为应对“民工荒”带来的成本递增，作为世界知名制造业基地的“珠三角”不得不寻求突围：加强与中西部地区的合作，利用自身产业优势及资金优势，通过产业转移打破人力资源制约。于是，泛珠 三角合作应运而生。

　　在已经开展了两年的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中，劳务输入地的广东与劳务输出地的湘赣云贵川围绕“民工荒”展开了积极的对话。

　　泛珠三角论坛上，“民工荒”成为中心话题

　　一直游走在社会边缘的农民工现在成了中国最火的经济区域合作过程中一个中心话题。

　　7月25日，成都，第二届泛珠三角区域合作与发展论坛上，粤湘赣云贵川等省的行政长官在主题演讲中，都提出了与相关省区“加强劳务合作”的希望。

　　四川省长张中伟谈到，四川将继续实施好“千万农民工培训工程”，促进劳务输出由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为发达地区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资源。

　　湖南省长周伯华说，湖南将大力实施劳务开发战略，致力与沿海地区企业形成长期的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关系。

　　贵州省长石秀诗表示，积极加强与闽粤等主要劳动力输入地的合作，搞好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组织引导，共同促进劳动力有序流动。”

　　作为泛珠三角区域中主要的劳务输入地，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则认为，在过去的一年中，劳务合作作为区域合作重点项目之一，已取得了重要进展。

　　黄华华所说的重要进展主要包括，签订了《泛珠三角九省区劳务合作协议》和《泛珠三角区域劳务合作联席会议章程》；举办了泛珠三角9省区劳务合作洽谈暨技术技能人才招聘会，并达成职业资格互认等共识。

　　这也许是农民工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与关注

　　围绕“民工荒”话题，作为接收地的经济发达省份与多个作为输出地的内陆省区行政长官们正襟危坐，商谈对策。这也许是自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以来，农民工第一次受到如此重视与关注。

　　此前，农民工也只有在春节前讨薪时，靠采取过激行动来引起主流社会的一时关注。在这之后，很快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农民工成了中心话题，是因为他们制约了“世界工厂”的发展。

　　位于珠三角东部的东莞市号称“世界制造业名城”，年吸纳外来民工500万人以上。东莞从2003年开始遭遇缺工问题。据今年初东莞市政府的调查显示，2004年，东莞缺工的确切数字是30万左右，严重缺工的主要有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行业。为留住工人，珠三角的制造企业加薪成风，劳动力成本上涨已成定局。“农民工”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对地区经济发展的制约力明显放大。

　　而泛珠三角区域中内地各省区是珠三角制造业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供应地，仅四川一省，就有500多万农村劳动力常年输往珠三角地区，占总数的三成以上。珠三角企业家的资本、技术资源离开了泛珠各省区廉价、优质的劳动力资源的协调配套，将无竞争优势可言。

　　“民工荒”问题，能否在泛珠合作的框架内真正求得缓解或解决？我们拭目以待。

　　民工经济，不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

　　被称为“川军”的四川民工向来以吃苦耐劳而闻名全国。2004年，四川省共转移劳动力近1500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120余万人；劳务收入达到576亿元，增加102亿元。在四川，许多农业大县同时也是劳务输出大县，每年都必须按上级部门确定的指标完成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任务，以体现“政绩”。

　　但专家们指出，作为农业大省，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作一件大事来抓无可厚非，但民工经济并不是一组简单的数字，在其背后，更蕴藏着产业结构升级与转型的商机。

　　目前，珠三角一些扛不住劳动力成本压力的企业，已在考虑将生产线和工厂迁移到成本较为低廉的内地，而在本土仅留下总部和研发、营销等环节。泛珠合作范围内的江西、湖南、广西、四川等省区，由此成为珠三角制造业实现升级转型、再造竞争力的广大腹地。

　　业内人士指出，虽然目前还没有出现大规模产业的迁移，但是已经出现了这种动向。一部分鞋厂开始将鞋面部分的加工转移到湖南、江西等省份，因为鞋面加工受劳动力的影响最大。去年，江西省信丰县实际引进内资15.3亿元，其中七成以上来自珠三角地区，在县工业园就业人数达到3万多人。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李盛霖说，随着沿海地区在经济发展中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成本的上升，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的梯度转移已经呈现加速态势，产业梯度转移在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会成为新亮点。

　　■核心提示

　　农民工：正成为一个独立的群体

　　从当年的“民工潮”到如今的“民工荒”，我们似乎能读出一种力量在成长：备受“一盘散沙”诟病的农民工一旦作为一个群体在行动的时候，我们谁也不能轻视他对中国经济、社会甚至包括政治的巨大影响力，毕竟这是一个拥有上亿“成员”的群体。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员胡光伟认为，农民工是既不同于农民又不同于工人的一个有着自己利益诉求的群体：比农民更强烈地要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要求基本的社会保障、要求工资待遇的提高、要求工作环境的改善，同时又不像工人那样有着自己严密的组织，他们大多是小团体活动但又有自己的潜规则。对这一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有必要进行深刻而全面的再认识。

　　近年来，农民工的素质普遍提高，他们已经不像上世纪80年代第一代农民工那样，进城主要为打工贴补家用，这些新一代的农民工普遍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社会活动参与度较高，更认同城市的生活。但与之不对称的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越来越突出。

　　据全国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研究室主任李永海透露，中国农民工养老、失业、医疗、工伤、女职工生育保险的参保率分别只有33.7％、10.3％、21.6％、31.8％和5.5％。而农民工的企业补充保险、职工互助合作保险、商业保险的参保率就更低，分别只有2.9％、3.1％和5.6％。

　　如此低的社会各种保险的参保率，必将给这些农民工的未来生活带来各种隐患。于是，与“民工荒”伴随进入公众视野的是，农民工维权意识普遍增强。

　　金堂县是四川省的劳务输出大县。县委副书记罗兴国评价说，广东等地出现的“民工荒”是劳动力市场反映出来的一个强烈“信号”，农民工的维权意识也不断提高，农民工群体的自我意识在逐步觉醒。

　　农民工群体自我意识觉醒的典型表现就是各地“农民工会”的成立。据了解，目前珠三角地区农民工会蓬勃发展，已经出现为了争取农民工利益而与资方谈判的原始组织，不少准备外出务工农民的流向开始受到这类工会组织的影响。